在1978年前，中国人阶层身份的获得是先赋性的：工人、贫下中农、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或者其他，不同身份的人有着明显不同的社会地位。而且，频繁的政治运动使得社会流动处于失序的状态之中。正如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所言，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政治运动连绵不绝，经济剧烈变动，社会政策多变。这样的制度、政策和社会结构变动，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个人、家庭乃至某个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的获得和沉浮，都不能由他们自己掌握，而是由当时的制度、政策的变化来决定。
1977年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个年头，显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年冬天，全国有570万考生走进了被关闭十多年的高考考场，迎来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时刻。而从整个社会结构来看，恢复高考这一举措，使得原本几乎完全凝固的社会阶层重新获得分化与流动的生机。尽管，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并不能够挤过那道刚刚连接上的独木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了第二次重大制度变革。对大多数人来说，觉察游戏规则变化时间的先后、手中资源占有的多少，以及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与能力，逐渐成为了塑造他们生活品质的根本因素。随着政治从社会生活缓慢抽离，个人得以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
粗略说来，我们可以大致将这30年改变命运的重大机会罗列如下：
高考——1977年是中国才子们的狂欢年，高考的大门重新开放，这仍是中国人改变命运的最重要路径。以200 8年高考的录取率为例，最高的省份达76.8%，即使是最低的省份，也有33%。这和30年前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倒爷——1979年后，国家实行原材料价格改革，形成了所谓价格“双轨制”。“双轨制”是“倒爷”阶层形成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中俄边境贸易的开放，造就了“国际倒爷”。当年一句流行的谚语是“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倒爷”虽被人诟病，但在客观上融化了计划经济的坚冰。
打工潮——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多年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此后几年间，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转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农民涌向沿海的大城市。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打工潮呈波澜壮阔之势。最新的《经济学人》杂志预测，中国剩余劳动力10年内不会枯竭。
裁军——新中国建立后，历经十次裁军，其中1985年的百万裁军最为引人注目。
炒股——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从此股民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在不同的时期上演各自的悲喜剧。
下海——同样是受南巡讲话的影响，1992年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留学——上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前期，中国海归主要是在科技教育领域做出了贡献。到了1990年代后期，当代海归在创业方面开始发挥突出作用。
新经济——新经济时代，一批网络新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崛起，与之前“92派”不同，他们的企业与政商几乎毫无瓜葛。
海选——当李宇春成为超女冠军时，她不经意间完成了中国人命运改变的民主转型，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一种商业的幻象。
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表现出波浪状的演进态势，每隔若干年就有一个改变，总体趋势也在与体制逐步拉开距离。然而，改革所开启的向上流动的命运之门，是否还会越开越大，或在一个阶段的阶层关系调整之后，因为既定利益阶层的阻扰，因为改革的乏力，而再度趋于封闭？当应届大学毕业生在各个求职会上不断消耗自己的青春热情，却只能获得微不足道的薪水时，或者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不再有那么确切的答案。所以，回望30年的社会流动，我们时而欢欣，时而隐忧。
倒爷
《中俄列车大劫案》，1995年麦当杰导演、吕良伟等主演的一部剧情片，讲述一起发生在“北京-莫斯科”这辆载满国际倒爷的列车上的大劫案。
14年折腾机场，老王心力交瘁。 图/于楚众
北京话，指倒买倒卖的人。1979年后，国家实行原材料价格改革，许多产品的国家统配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抬高，而另一方面，国家也允许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可按市场价格出售。这就形成了所谓价格“双轨制”。“双轨制”是“倒爷 ”阶层形成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中俄边境贸易的开放，由此产生“国际倒爷”。
倒爷老王与一座城市的兴衰
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绥芬河
5月12日这天凌晨3点，一年没困扰王学文的痛风找回来了。腿疼难忍，站不起来。天刚亮一点，他找了根竹竿拄着，一瘸一拐去赶早集。
他从东北来四川达州10个月，一直在收拾别人的烂摊子——一个老战友向他借了170万，想在这里建“亚洲最大的脱硫厂”，结果却“连山都选错”，待他赶来，战友给当地百姓留下许多无法兑现的承诺，消失了。他也并不习惯与当地乡人打交道，几度纠纷，几乎要上法庭。5月初，厂里来了个厨师，做了一周就走了，他索性自己买菜，给员工做饭。
痛风发作后不到12个小时，达州的地面开始发抖，他以为是刮风，愣了半天才又拖着腿跑到了楼外。之后若干天，他和我们一样，见证了这场浩劫，直到5月底，他在电视里看到往唐家山堰塞湖运送装备的米-26，“那就是我的机场要飞的飞机啊！”
他的机场在黑龙江绥芬河，这里从未起降过任何飞机，却牵扯了他14年的生命，把他从雄心勃勃的“倒爷”、敢吃螃蟹的商人变成了一个忧伤的老人。一年多以前，他把机场的土地转让给了当地政府，一个教学园区将在那里兴起，但这“机场梦”，却每每不请自到地闯进来，无法割断，就像他生命中的一些其他东西:酒精、痛风、战友。
第一笔生意看到20万的利润
1984年的中国流传着两句顺口溜。在南方，老干部们参观完深圳特区后，常常要放声痛哭: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北方，人们酸溜溜地说起南方: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价格双轨制下，谁能搞到批条，谁就能用价差赚到大钱，中国的首批暴发户，就是在“倒爷”中诞生。
这一年，37岁的王学文在黑龙江省的交通运输系统转了一圈后，回到老家呼兰县继续干国企。他18岁当兵，做宣传工作，到1982年转业时“再不想搞理论”，因为觉得自己像喇叭筒，“今天说对了明天又批判”，翻来覆去，实在“浪费生命”。
他属猪，有占卜者说他命中注定要搞交通。回呼兰国营运输公司不久，他就把通过交通部低息贷款购来的四台俄产拉达轿车包给了个人，这种出租车业的“大包”在黑龙江还是首例，他因此被指为拿共产党的钱给私人发财。他不为所动，“我是根据中央在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精神办的。”或许是因为他在交通系统的人脉，或许是因为这一步走得还不算太超前，他过关了。
这一年8月19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在头版刊登了只有134字的新华社消息:
新华社哈尔滨8月18日电(记者张持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8月10日到16日由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陪同，到黑龙江省嫩江、黑河、伊春、密山、绥芬河、牡丹江等市、县进行了视察。视察期间，胡耀邦同志就边防工作、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同当地的地方和部队同志进行了座谈。他还到一些边防哨所慰问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记者被要求在稿件中回避考察的具体内容，但“中苏关系破冰”的信号已经发出，只是，要在若干年后，人们才能从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中，窥见更多的细节:
8月16日，胡耀邦来到绥芬河，对南方特区羡慕不已的当地官员，把开展对苏边境贸易作为主要问题向总书记进行了汇报，并试探性地提出，“上面说对苏关系要不冷不热，我们下面很难操作。”胡耀邦给出的回答是: “不冷不热，是中央对苏的政策，你们下边要越热越好。”
心领神会的地方官员，随后以“丰收不忘朋友”之名，把1000斤西瓜送到了国境线那边的格罗捷阔沃，对方在请示莫斯科后，收下了这意外的礼物——“西瓜外交”获得成功。
1987年，经贸部授予绥芬河市对苏开展贸易及经济合作的权限，王学文远远地嗅到了商机。同年底，他从正局级干部位置上下海，真正当起了“企业家”——而就在几年以前，这还是一个贬义词。
王学文先后在东北开办了好几家小公司，做过亚麻、木材、饲料生意，在绥芬河，他选择的是开酒店。小公司先后黄掉，酒店也不怎么赚钱——打白条的太多了，“倒是在当地交了不少朋友”。
如同当时的物价，整个1987年和1988年沉浸在一种转型期的浮躁之中，人人都想找门路发财，而中国显然还没有做好迎接一个利益分化贫富分野时代的准备。王学文下海之初对阻拦他的朋友说:“我倒要劝你们早点儿跟我走，不然，有一天共产党的政策养活不了你们，你们再找我，我可不要！”虽然不怎么挣钱，好在绥芬河“不排外”，他留了下来，等待中苏边贸向个人放开。
绥芬河易货贸易的黄金期起于1988年，当时全市只有一家国营边贸总公司有外贸经营权，后来由政府做主，其他 17家国营公司也“分享”这项权利，是为“一顶帽子大家戴”。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中苏关系日渐正常化，“同志”的称呼也被重新提起，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开始参与外贸，于是这顶“帽子”也越拉越大。
1990年，王学文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绥芬河百货商品进出口部”，按照当时副市长赵明非制定的政策，交了30 万注册费，挂靠在总公司下。他很快就做成了第一笔贸易:用不到一车皮的壁纸换回了三车皮的旧电机，“第一笔生意看到2 0万的利润。”
三年时间身家超千万
1992年的绥芬河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有自己的国旗班，每天和首都北京一样举行升旗仪式，尽管它的人口只有几万；城市中心有一个广场，广场四周的街灯，都是从天安门“退役”后重新上岗的；它的出租车多是北京吉普，起步价达到1 0元，但人们似乎见怪不怪。
这一切暗含了已当选市长的赵明非和北京非同寻常的关系，回忆起赵，绥芬河人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他确实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王学文的说法更直白:赵明非给绥芬河人洗了脑，给公务员松了绑。
1992年5月，市长赵明非带着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一台小收音机，和他母亲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上街摆地摊去了。“头一天晚上就通知了电视台，”赵明非当时的秘书孙书林说，“到了现场，工商局的人还喊了一嗓子:赵市长摆地摊了，大家快来买呀！”
赵明非的“摆摊秀”是中国下海潮的一个缩影，《变化》的作者凌志军在书中列出了一个当年下海名人的单子:薄熙成、李宁、黄婉秋、张海迪、韦唯、那英、刘晓庆、陆文夫、王朔……他写道:“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牟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党的方针和百姓的意志能够弥合无隙、同舟共进的日子，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5 0年代初期有过一次；80年代初期又有过一次；现在到了1992年，是第三次。”
那时候赚钱也容易，王学文曾在格城(格罗捷阔沃)看到了一架古色古香的电话机，俄罗斯卖主开价50美元，或者一套阿迪达斯的运动服，“一套阿迪才几个钱啊？我们这边到处都是仿制的……”事实上，在苏联日用品匮乏的大背景下，载满中国货的火车，往往还没到达目的地就已经清空——每一站的站台上，都挤满了抢购者。
整个绥芬河为此陷入了疯狂，王学文说，那时候就“看不到闲人”，除了上学的学生，所有的人都在为边贸奔忙。有和王学文一样三天两头奔俄罗斯做易货贸易的，有腿脚勤快的去“拼缝儿”，全城4万来人，据说最高峰时有1万多“拼缝” 者。这些蚂蚁大军，每日游走在火车站和各边贸公司之间，散布新闻，带来各种供求信息。这一年，绥芬河有2000多家外贸公司，有人开玩笑说，在街上随便扔个石子，就能砸到一个经理。就连家庭主妇们也放弃了电视机和电视剧，她们把“渴望 ”落实在了行动上——租床位卖商品，1989年，青云市场一个1米宽的床位租价不过2000元，几年后就涨到了数万。
公务员也不例外，摆摊之后，赵明非推出了7小时工作制——为了方便公务员业余时间经商。另一个颇具意味的动作是机构精简，他甚至取消了宣传部，把它和文化局合并为社会文化局。“赵明非精简机构，让官员随时可上可下，把官位弄得不值钱了。”秘书孙书林评价。
到1992年11月17日，连孙书林也配合改革、自愿下海了。和周边县市比，绥芬河人开始习惯了“不图安稳、不靠国家”，当然，没人会想到，这2000多家公司中的绝大部分熬不过1993年。
王学文也随之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光，中国的服装、小电器、方便面一车皮一车皮地从绥芬河运出，而苏联积压的钢铁、木材、汽车则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得意之作便是用2000吨玉米换回了50辆拉达轿车，从1990年到199 2年，三年时间他的身家已超千万。
王学文记得，1991年他牺牲了春节，拉着家人陪苏联一位主管物质出口的厅长在国内旅游，“北京、上海都去了，还得防着他被‘特务’挖走。”所谓“特务”，是竞争对手为了挖墙脚而安插在各大宾馆附近的人，“那时候都想抢苏联的官员和国企老总啊，抢到了不久就只跟你签合同嘛……”
而据绥芬河一位做了多年外贸的“倒爷”说，国内向苏联出口粮食、棉花等需要配额，而对于个人来说，买车票、边境盖章也要凭本事。曾在史志办工作过的周艾民回忆，90年代以后，“条子”在绥芬河开始卖钱了。
2300多家外贸公司黄了2000家
贸易伙伴中唯一没被“抢走”的人叫亚柯夫，这个俄裔犹太人就是玉米换轿车生意的合作者。1993年，亚柯夫再次找到王学文，希望与他合办航空公司。王学文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个国际玩笑，亚柯夫给他描绘了一个机遇:中俄口岸的换装能力跟不上边贸的发展，保鲜果蔬冬冻夏腐的现象时有发生，绥芬河距海参崴仅220公里，但两地果蔬价格可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
“我管飞行，你管收钱。”王学文被说服了，“中俄合资蓝天航空公司”成立了。“当时也是头脑发热，哪想到建个直升机场会这么难。”
为了争取批航线，这个曾经的倒爷用尽了国内国外所有的资源:反弹琵琶——利用俄罗斯远东民航局局长促民航总局；上层路线——通过战友找到高层的亲属；千里送车——为了把绥芬河仅有的一辆4500沙漠风暴送给一位处长，他甚至遭遇车祸。
三年后，航线批了。
然后是机场立项。为了打通“两大块”(军队和地方)与“四条线”(计划部门、民航部门、地方军区以及空军)的关系，他北京东北两地跑，“痛风发作时让人背着我上楼下楼。”
又是三年，也立项了。
2001年，机场主体工程结束，2003年1月，机场全面验收。只剩下最后一关口岸申请，王学文就被卡死在这里。“就差海关总署，”王学文2006年给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写信，海关总署于是批了三个月的试飞期，“手续还没办齐全，三个月就到了。我算过，再找海关总署，最多也就再批三个月，头三个月得亏进去200万……官员就坐在那里一本正经地给你念(规定)，你不打点打点，这本经就给你念到底，我当时真想坚持下来啊，但是中国国情太复杂了……”
他也曾经和当时的市委书记秦玉德盘算着，我就不管了，我飞了再说。“结果也没敢这么做，”他叹了一口气，“我们都是毛泽东时代教育出来的，就想着没申请下来，不能飞！”
王学文还听说，一位处长放出话来:除非是国务院副总理说话，不然不可能批。后来，又有北京的“社会人”找到他:给300万，保证能批两年，王学文犹豫半天，试探着说要给，恰逢那位放话的处长退休，此事又不了了之。
但是，即便没有“命中注定”地押宝机场，转型也是势在必行。“苏联解体后，大家都对形势、对潜在风险缺乏预料，90、91年时，(俄方企业)履约率还有70%-80%，到92年下半年，能有50%就算不错，到93年，20%都不到了。”王学文曾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局合作，向俄罗斯出口2700吨白砂糖，车皮过去了，钱没回来，运输局起诉他，他为局里几个朋友考虑，庭上直接认输，卖了哈尔滨市的13套商品房还钱了事。
“以前俄罗斯人特别讲诚信，只有挨骗的份儿，1991年以后，中国的外贸公司竞争激烈，竞相压价，互相拆台，俄罗斯人也开始骗人，一车货同时卖给五六家中国公司，最后你就找不着他们了。”孙书林说。到1993年以后，绥芬河2 300多家外贸公司黄了2000家，其兴其亡仿佛都是一夜之间的事，倒是那些单打独斗的倒爷们，凭着力气、眼力和冒险精神(当然包括灰色通关)，继续往俄罗斯“倒包”，并成就了一批新富豪。“现在绥芬河有几个亿万富翁，我做边贸的时候，他们还都是孩子呢。”王学文感慨。
有人在总结30年中国企业发展时说，几乎所有重大机遇都是政治变革的伴生品。显然，政策的好运气没有一直伴随着王学文。对于王学文自己来说，他的概括恐怕没有那么精妙:“我就是见不着吴仪啊！我要是见到了，我要好好说说。”
说这话时，已经是2008年的8月，下午的凉风摇晃着办公室关不严的窗户，吹在王学文满是皱纹的脸上。
王学文不会再做贸易了，把四川的厂子处理好以后，他打算和俄罗斯谈一个实业项目。当年那些做边贸公司的，很多人亏了，一些被赶下海的公务员，试试水也就游回了岸边；另一些继续在海里扑腾的，现在临近退休，也想讨回公务员的名分 ——“前不久还刚解决了一批呢！”一位政府人员说。
成功者多属于那些既有运气也有远见的人，他们早早地在俄罗斯设立了店铺；或者是那些赢得信任的人，他们经受住了1990年代初“认人不认公司”的大淘汰。
“倒包”仍在继续，绥芬河火车站每天的国际列车进站时，仍都能看到那些把编织袋紧压到不可能再有任何空间的倒爷，在进站口制造小小的繁荣图景——现在，他们打个的，跑满全城也只要花5元钱。
十问王学文
1 这些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王学文:生意上说，没有从做贸易适时转入做实业，我要是调头再快一点，就不是今天了。对俄贸易失败在我不是一个商人，自己犯的错都不是一个商人应该犯的错。
2 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王学文: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让我断绝了继续当官的念头，那时候就觉得，有本事的人就不该再拴在铁杆子上。
3 你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决定是什么？
王学文:肯定是下海。
4 目前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王学文:再拼搏几年，做几个实体项目，飞机场耗费了14年，14年什么事都没干，我要把积蓄在肚子中的能量发挥一下，给退出商海留下一个圆满的句号，也让这些年一直跟着我的雇员分一杯羹。
5 你最害怕什么？
王学文:以前几乎没怕过什么，做边贸时怕俄罗斯政策变，现在最怕的就是身体出问题。
6 你最好的时光给了谁？
王学文:年轻的时候，给了共产党事业。
7 你觉得自己哪方面的欲望要加强？
王学文:我现在手头的项目能干个十年二十年，我自己肯定是干不了那么长，就希望能做成几个，把后来者的路铺好。
8 如果你能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重现？
王学文:希望年龄能再回来。
9 你焦虑么？
王学文:很焦虑。到这个年纪，时间过得太快，一眨眼就是一年啊。第二个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有点滞后，办事不快捷。第三个，要做的事情比较大，压力比较大。
10 你幸福么？
王学文:现在很幸福，老伴对我很好，经济上也不困难，有一批朋友，身体也还行，关键是经商没坑人没骗人，留下来一个比较好的口碑。
关于倒爷的记录
文学:
《倒爷远征莫斯科》，谭楷著，原载《人民文学》1992年第7期，获《人民文学》创刊45周年报告文学奖。
电视剧:
《别了，莫斯科》，1995年周里京导演并主演的22集电视剧。
打工潮
《外来妹》
翁纯贤，第一代打工妹比起后来的农民工，在发展空间上有更多的机遇。
建国初期，中国的人口流动和迁徙并不受行政限制。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城市的大门对农民关闭。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20多年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此后几年间，大批农民向乡镇转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农民涌向沿海的大城市。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打工潮呈波澜壮阔之势。
翁纯贤 第一代打工妹的26年
“刚刚来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大概80多块，等于当时我父母两个人的工资”
本刊记者 郑廷鑫 发自深圳
深圳？那是靠近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
在蛇口工业区的高楼大厦中，翁纯贤开着车穿梭在如棋盘般交错的大街小巷上，对每条路每栋建筑每块地皮的前世今生都烂熟于心。
“这是招商银行最早的总部，那是陆氏以前的工厂，后来被TCL收购了……”穿过一片1980年代的旧楼，是一栋4层的小楼，楼层中间种着翠绿的植物，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中让人眼前一亮，楼下的星巴克里坐满懒洋洋的人们，“这就是我们以前凯达玩具厂的厂房，后来翻新过，现在属于招商局地产的，正准备建一个蛇口创业园，以后做办公楼。”
再转一个弯，钻进几栋旧楼里，“这就是我们以前的宿舍，我们是第一批住进来的人。我以前就住在门口晾着红衣服的209房，都不知道那个房间到现在住过多少打工妹。”所有景象不再“若只如初见”——第一次住进这里的时候，翁纯贤只有18岁。如今，26年过去了。
那是1982年的4月30日晚上，大巴把120名从汕头来的女孩带到了这里。第二天早上起来，一个姐妹睁开眼一看就哭了，第三天就走掉了20多人，不到三个月，同来的120人，就剩了不到80人了。“当时周围全是杂草丛生的荒地，整个深圳就是一个大工地。”但是，翁纯贤和她们想的不一样，“一到这里我就说，我不会离开这里的，当时汕头最好的招待所也没有这里的厂房漂亮。到处灯火通明的，好像一个新的天地一样。”
在此之前，翁纯贤刚刚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那时，没有考上大学的人，要么到生产组去工作，要么等着顶替父母的工作，她就在亲戚家的小作坊当学徒工。有一天出门，在大街上看到一张蛇口工业区凯达玩具厂招聘女工的启事。
“大字报上写着，香港凯达公司要在深圳蛇口开玩具厂，招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相当于香港初中文化程度)，我就是冲着香港初中文化程度这句话去的。因为我有很多亲戚在香港，舅舅姑妈的，他们都说过香港的教育水平很高，就想去试一下。那个年代还没有见过有这样招工的，也是闲着没事，就报考了，以为没有找关系走后门，肯定是没希望的。”没想到，考完试后的一天，有人敲响了她家的门，来者自称是街道办的，通知她，“你被凯达玩具厂录取了。”
家里的哥哥首先反对。在读大学的哥哥眼里，“深圳是靠近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资本家都是在剥削工人。”在香港的外婆也急忙发来电报，警告她，跟香港老板打工太辛苦了。所幸的是父母没有反对，还劝说外婆，“再怎么样也总比上山下乡好。”于是，赶不上上山下乡潮流的她，登上了另一辆向着时代大潮开去的列车。
买房？那是遥不可及的梦了
凯达玩具厂是改革开放后内地的第一家港商独资企业，翁纯贤们也成为了深圳的第一代打工妹。当时的她们被统称为 “凯达妹”。
刚到工厂的时候，管理员是香港人，不太会说普通话，“普通话夹着广东话，就我一个听得懂，我给大家当翻译，他就说，你来当组长吧。”从第三天开始，翁纯贤就成了车缝组的一个小组长，每天先给组员安排工作，分配任务，同时自己也干活。到了第二年，组长不用干活了，每天就在流水线边摆个办公桌，“看她们干活，调配任务，定产量，给她们计件，发工资。”
对于普通的工人来说，每个工人一天都有一定的工作量，没有完成任务不会有什么惩罚，但超额完成任务的则有加班工资，“加班工资很高的，刚开始是1.5倍，后来是2倍，重大节日是3倍。”这种多劳多得的制度，在那个年代显得新奇而高效，“基本上，所有人都在抢着干活，抢着加班的，没有人的工作量不超过标准的。”
她们的收入在当时也是远高于一般人。“刚刚来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大概80多块，等于当时我父母两个人的工资。”翁纯贤说。
她们开始穿着香港买的衣服，流着时尚的大波浪头，成了当时的潮人。外企的工资里有30％是外汇券，她们拿着这些外汇券，为家里购置大件物品：NEC的电视机，松下的冰箱，友谊牌洗衣机，三角牌电饭煲……一年一大件，装上大箱子，背回老家。和很多同事一样，翁纯贤的家里成为老家那片儿第一个有彩电、洗衣机的人家。
1987年，翁纯贤与同在深圳打工的老乡吴甦峰结婚了，并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那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公开售楼，在这以前，房子都是单位分配，或是租赁的。出售给职工的房子根本没有。售楼先在蛇口工业区搞实验，那时叫职工福利房。”64平米的房子，一万三千多元，首付30％，之后每个月300块左右的按揭，“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50 0左右，夫妻俩一个月的家庭收入有1000多元”，日子过得轻松快活。
同样的打工，在20年后，打工者的境遇已经截然不同。民工成了“潮”，人也就汇流进去，成了一个数字，数字后面的人变得无比的渺小和茫然。至于在深圳买房，那是遥不可及的梦了。
再次寻求改变
2007年，当年的凯达妹组织了一次“再回首，凯达姐妹二十五周年”聚会活动，原计划来200人，没想到来了 300多人。很多昔日的凯达女工现在已成为企业家、银行行长、金融投资商或者政府官员，这让翁纯贤很感慨。
当初做出离开凯达的决定并不容易。凯达的待遇好，员工福利也不少，只是几乎天天要加班，这让她接受不了，“如果一辈子都要加班那就麻烦了。我想去读书，就一定要离开。”
在凯达的时候，工厂周围没有什么娱乐设施，也没有可供消遣的玩意。翁纯贤偷偷跑到中专班去读书，那时候想读书了，因为看到很多人到蛇口培训中心学习出来后，都能当上单位的领导。在朋友的介绍下，她到了一家成立不久的南玻公司，待遇和以前差不多，关键是这里不用加班，而且这边很支持读书，“只要跟你工作有相关的，就可以去读，公司报销70％，所以，过来之后就去暨南大学的会计班读书了。”
1989年，在南玻的试用期结束后，公司准备录用她，但同时也告知一个规定：女员工刚进公司三年内不能生小孩。当时刚结婚两年的翁纯贤坚决反对这个规定，又回到了凯达。一个月后，她怀孕了。
第二年，儿子出生。按照当时的规定，翁纯贤有56天的产假。休完假回工厂的第一天，同事告诉她，国家出台了新政策，现在的产假是90天。她便直接回家，继续休假。再次回到工厂的时候，工厂领导有意见，认为她应该按照刚刚休假时的政策，56天后就回来上班，所以不给她发休假的底薪，她便把工厂告上法庭——这在当时是个大新闻，某种程度上，也是打工族权利意识觉醒的开始。
“当时蛇口有个职工俱乐部，有时会给打工妹放电影，有一次放电影之前，就有通告说，凯达公司的翁纯贤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大家要向她学习。南玻的人知道后，就说你既然跟凯达的人闹事了，就过来吧。”翁纯贤说。
这里已经不是大工地了
现在的翁纯贤依然渴望读书，喜欢考试。到了南玻集团后，正是一次内部招聘销售人员的考试，让她开始改行的。“ 我们这里是一个男工企业，女员工本来就不多，那次考试就我一个女孩子去了，结果竟然考了第一名。”她便从统计改为做销售业务。当时能生产外墙玻璃的国内只有两家，南玻是其中之一。那是供不应求的时代，很多装修公司都得来求她们供货。近 10年过去，现在的翁纯贤已经是区域销售经理，不过，压力已是今非昔比。
“前两年，感觉自己很累，很多竞争对手，就想要不给自己换一个工作，但换什么，会计吗？我一直都有会计证，虽然没有从事会计行业，但每两年都会去学习考试。但换一行，又那么生疏，隔行如隔山，还是算了。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
坚持的结果是，翁纯贤和深圳一样经历着天翻地覆的改变，同为经济特区的翁纯贤的家乡汕头，却经历了另外的发展轨迹，如同她现在回家再遇到当年的高中同学，彼此的生命轨迹都向不同的方向奔去。大部分人已经下岗，在家里过着惨淡的日子，当年那些一起来到凯达又回去的同事，大多数也不尽如人意，而这些人当时回去的原因，主要是1980年代中期的汕头有一条特殊的发家致富之路：卖批文。“很多回去卖批文的，钻政策的漏洞，赚得很多，我宿舍里五个人就我一个留下来，但她们现在都不如我了，都没有真正的发展，没发展，过了政策的时期就不好了。”
后来，这些人想再到深圳来，却发现这里已经不是当年的大工地了，“大学生到处都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很难找到什么工作”。翁纯贤的哥哥也在此行列。“当时他在家乡教书，她叫他出来，一方面当时是预备党员，想着再过一年就可以成党员了，一方面母亲身体不好，想在家里照顾母亲，就没出来了。现在，他在老家当个校长，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如深圳的一个普通老师的收入，但现在想再过来，已经很难，”翁纯贤说“1982年前后，想来深圳当老师是很容易的，只要是个大学生，绝对能找一个好单位。”
时代不同了，也回不去了。
十问翁纯贤
1 这些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翁纯贤：我觉得人变乐观了，更加积极向上。深圳这个地方，人都很积极，很拼命很认真地干活。到了深圳之后，跟在老家不一样，家里的人做事情我觉得没有深圳的人认真。
2 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翁纯贤：好像没有什么影响特别大的，但印象最深刻还是刚到深圳的感觉，虽然灰尘滚滚，但建设得非常快，觉得很好。在家里的时候，房子都很旧。在这里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新的。到单位后，觉得这里的人做事情的效率特别高，没有磨洋工的，从那个时候起，养成了做事情要很认真负责拼命的习惯。
3 你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决定是什么？
翁纯贤：当然是决定到深圳来，并且留下来，其实中间有几次想打退堂鼓。
4 目前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翁纯贤：最大的愿望是孩子能好好读书，他今年刚上大学了。
5 你最害怕什么？
翁纯贤：说实话，我最害怕失业。虽然我不会失业，但每次想到就很怕。我老公说，你那么辛苦干活，我们又不是没钱。我说我最怕没工作，那样人肯定会很无聊，没事做不知道要干嘛去。
6 你最好的时光给了谁？
翁纯贤：给了特区吧，把青春都给了深圳了。(大笑)
7 你觉得自己哪方面的欲望要加强？
翁纯贤：其实现在最大的欲望就是学习，包括专业知识、业务知识、英语等，都需要去学习。以前做我们这一行，都是人家上门来求我们，现在我们要去推荐产品。做业务的，不去更新方法的话，肯定要被淘汰的，要知道现在市场需要什么，人们喜欢什么，这个社会发展得太快了，一定要学习。
8 如果你能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重现？
翁纯贤：我希望我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可以重新去读书。
9 你焦虑么？
翁纯贤：倒不焦虑，我的心态还挺好的，遇到什么事不会很焦虑。
10 你幸福么？
翁纯贤：还算是幸福的。生活、工作都比较顺利，孩子也挺好的，但有些东西不是特别圆满，总有一些东西是你得不到的。如果每年有一定的时间让你去充电，那是最幸福的，但没办法，现在太忙了。
关于打工族的记录
歌曲:
崔健《农村包围城市》：毛主席说啦“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我们来到你们这儿/怎么着吧/……/那没读过书的人就不是人吗/我们没偷你们的/也没抢你们的/我们每天干的活儿都是你们不想干的……/给我碗水喝
电视剧:
《外来妹》,1991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轰动全国。
著作: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形成》，香港科技大学潘毅著，此书获社会科学界世界级权威C.WrightMi lls奖，潘毅成为1964年奖项创立以来首位亚洲得奖者。
图：翁纯贤，第一代打工妹比起后来的农民工，在发展空间上有更多的机遇 图/大食
大裁军
傅玉行、陈淑云夫妇经历了大裁军，见证了深圳的大变幻，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幸运的 图/受访者提供
《和平年代》 建国以来，中国总共进行了10次裁军。1985年5月，中国决定裁减军队员额l00万。通过“撤、并、降、交、改、理”，裁军工作顺利进行。三总部机关处以上机构减少近六分之一，人员精简一半，11个大军区合并减少为7个，减少军级单位31个，师团单位4054个，新组建国防大学、武警部队，整编集团军，县级人民武装部划归地方建制。198 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423.8万减少到323.5万，史称“百万大裁军”。
第一批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军人
当年他们千里奔赴深圳，只是因为国家的一个调令。也是因为一个命令，他们脱下军装成为第一批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军人
本刊记者 张欢 发自深圳
傅玉行开着一辆雅阁走在深南大道，他很平静地指着前方一栋建筑：“电子大厦，我们盖的。”
20层高的电子大厦在周围高层楼宇的映衬下显得并不高大，但在26年前，这是深圳乃至中国社会的一个奇迹—— 深圳市第一幢也是当时国内第一幢完全自行设计、自主施工的超高层建筑。
盖这幢大楼的是一群特殊的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他们在一无技术、二无经验、三无参照系、四无大型先进施工设备的情况下，硬是用铁锤、泥抹子、刮灰刀这些最基本、最原始的工具，用15个月盖好了这幢大楼。
车子依旧行驶在深南大道上，两边的摩天大楼不断被抛在身后，其中有1/4的大楼是傅玉行的战友们修建的。
这兵怎么就当黄了呢？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基建工程兵是存在最短的一个兵种。中共中央决定1966年8月1日开始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1982年撤消，只存在了16年。到1979年底，基建工程兵共辖有10个军级或相当于军级建制的指挥部、32个师级或相当于师级建制的支队、5所技术学校、150多个大队或团，总人数约50万人。
在1982年的建国后第七次大裁军中，这个兵种成建制地消失了，除了交通、水电、黄金支队移交武警系统外，剩下的几十万部队全部集体转业到地方。
任正非，华为集团的董事长就曾经是基建工程兵的一员，如果没有1982年的大裁军，也许称霸世界通讯设备行业的公司就要换了天地。
中建、中铁建这样的巨无霸级别的公司也都和这次裁军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裁撤下来的部队组建了新的建筑公司。
如果去互联网上搜索一下基建工程兵和建筑公司，你也许就会发现，原来那些现在纵横在中国大地的国有建筑公司都和这次裁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傅玉行就是其中一员，现在是深圳城建集团中层干部的他，生活幸福，家庭美满，只是在想起当年裁军的那一刻时会语焉不详。
1983年5月，傅玉行在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冶金指挥部深圳临时指挥所任正连级干事。因为身处团机关，消息格外灵通。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转业！
在红岭路现建筑集团的旧址上，举行了干部动员大会，上级首长像往常一样通报着文件，只不过这一次变成了大家要解下帽徽领章了。
当年的傅是怎么想的，他不肯说，只是淡淡的提了句：“服从命令。”随后他还要下连队去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
傅玉行说那时候大家的心态还都比较平静，事实摆在眼前：国家要裁军，野战部队尚且很难保住，更何况搞工程的部队。
他的妻子陈淑云在旁边忍不住插了一句：“他那会儿成天一个人念叨着，‘这兵怎么就当黄了呢？’”
1983，他当兵整十年。
我的天！深圳！那是什么概念？
30年前，邓小平同志在南海边上划了一个圈，随后就是一百多辆军列从全国各地呼啸而来，两万名基建工程兵被派到了特区建设的第一线。
为什么是基建工程兵？
傅玉行说那是因为我们这支部队政治觉悟高，工程质量完成好，中央才选择我们来到特区。
大背景是当年的广东沿海壮劳力都跑到香港去了，一般建筑队都是单身壮劳力，谁也不敢保证没有一两个脚底抹油的。
“军队，只有军队才能保证可靠性。我们工程兵来深圳两万人没有一个逃去香港的！”傅玉行非常自豪。
1973年，他参军入伍，被分到驻扎在鞍山的基建工程兵一支队5团。
从普通一兵到副连级干事，军旅生活显得一帆风顺，更重要的是1981年，他迎娶了自己的新娘，在黑龙江佳木斯造纸厂当老师的陈淑云。
傅玉行的姐姐和陈淑云的姐姐是铁姐们，尽管两个人一个在辽宁鞍山当兵，一个在黑龙江佳木斯当老师，但那个时代的人谈恋爱总有自己的办法——见面前先通了三个月的信，听起来有点像现在的网友聊天。
“他的字写得特别漂亮，一下子就抓住我了，他探亲的时候我们见面，这个人特别实在，心好，又是解放军，他姐姐就跟我亲姐姐一样，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了。”这是陈淑云对爱情的回忆。
1981年的暑假，两个人准备结婚，可没想到这一年的3月，傅玉行接到通知，三天后部队开拔，目的地：深圳；目标：扎根深圳，建设特区。
“我的天！深圳！那是什么概念？”陈淑云有着东北女人直爽的脾气和大嗓门，“在地图上找，才知道深圳是和香港挨着的，什么了解也没有，当年有一个老电影《秘密图纸》，就觉得那里遍地都是特务。”
傅玉行是没有选择权利的，他是一名军人。而陈淑云就不同了，她是国营大厂里最红的厂办老师，20多岁就分了一套带木地板和暖气的小单元房。
7月，也就是两个人原定结婚的日子里，陈淑云来到深圳看望爱人，她先要坐五天的火车来到广州，然后再从广州转车到深圳，那个时候深圳的火车只有从广州走的一条线，要五个小时。
“下了车一看，怎么到处是戴斗笠的？人们穿拖鞋就上街了？人家和我说话，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后来才明白人家问我行李这么多要不要用扁担抬。”
好在恋人一直守在车站，接到驻地一看又傻了眼：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工地，到处荒山野岭，大量工程兵们住在“竹叶宾馆”(以竹子为主要建筑材料的简易工棚，现在深圳有一处“竹子林”的社区当年就是工程兵的主要驻地)。
这时候她才想起为什么恋人在广州的时候和她说：“淑云啊！想带点什么东西回去就赶紧买吧。”
“竹叶宾馆”隔音条件不好，当老师的陈淑云大嗓门习惯了，一天到晚被教育“小点声”。
这种环境下，不吵架才怪。一次大吵之后，陈淑云决定回家，“彻底离开这个破地方”，她留下一封信就翻山越岭地走了。
没电话没手机没BP机，傅玉行只好发动战友们去找，还惊动了上级领导。大家伙正在热火朝天找人时，陈淑云自己回来了。
荒山野岭当中，她没找到去火车站的路，又赶上下大雨，想了想还是恋人靠得住就又回来了。
第二年的春节，两个人在工棚里举行了婚礼。
在简陋的竹叶工棚里，几张办公桌拼在一起，摆放着几个苹果、一些花生瓜子糖果，没有张灯结彩，没有鲜红礼服，没有家人来贺。
现在的市委机关食堂二楼是两个人的新房，房间只完成了土建工程，墙上的土经常啪啦啪啦地往下掉。两张单人铁架床一拼就成新床，3块钱一床的黄军被买了两条，铺在“新床”上当“席梦思”，盖的是傅玉行原来的军用被子
而傅玉行的很多战友就被老婆或者女朋友给弄回老家了。
你比我们市长开的还多！
1985年，陈淑云终于决定抛弃造纸厂这份工作，来到深圳和丈夫团聚。对于一个北方女人来说，这个放弃国有大厂工作的决定还是相当有魄力的。
她们结婚的时候，想在深圳买点喜糖都没得买。这时候的深圳已经有了友谊商店、市政府、红岭大厦……
虽然不比鞍山这样的大城市，好歹也有了个样子，她知足了。
没想到的是深圳此后的发展狂飙突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工业基地的东北开始进入长时间痛苦的衰退期。
1980年代末，陈淑云探亲回家，当年的小姐妹工资就几十块钱，而她在深圳建筑设备材料总公司做出口退税，每个月300多元。亲戚们惊呼：“你比我们市长开的还多！”
市场经济的诱惑开始摆在眼前，傅玉行也坐不住了。部队转业后，他去了深圳市政府办公厅。
1988年，他正式下海，在深华集团担任人事部副部长。同年又去了深圳城建集团，现在是一个分公司的老总。
因为工作，也因为钱包的厚实，他们先后搬了很多次家。恋爱的时候住“竹叶宾馆”，结婚后先住工棚，后来住上了带油毡的部队临时砖房(不是干部还享受不到)，后来住上了市政府的公房，再接下来是商品房。
今天他们住在14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真的是做梦也想不到，”陈淑云的声音依旧嘹亮。
退休后，她捡回了少年时未能实现的文艺理想，每天又唱又跳的，演过电视剧，还演小品，到处慰问演出。
他们唯一的女儿出生在深圳，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做德语翻译。两家现在有20多个亲戚定居在深圳，聊天所在的咖啡店老板就是傅玉行的外甥女。
回首前尘往事，始终平和的傅玉行做了一个小的总结：“我们这支部队1966年成立，就是因为大家都去革命了，没人干活，大型工程没人做。我们解散也是因为国家政策需要，裁军支援地方经济建设。说到底我们成立和解散都是和国家政策息息相关的。”
我曾经直接问过傅玉行几个问题：
“作为老总，你行贿过么？给过回扣么？”
他的回答很坦诚：“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现在还不完善，很多地方是企业发展没有办法克服的。”
“那你是什么感受？”
“坦白说，像做贼。”
“你有股份么？”
“我们企业正在改制，如果顺利的话，我们所有的员工都有股份，自然包括我。”
十问傅玉行、陈淑云夫妇
1这些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傅玉行：从完全陌生到逐步了解，再到现在基本明白市场经济。
陈淑云：到深圳，生活完全变了。
2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傅玉行：当兵，我家里8个兄弟姐妹，当兵让我走出老家，有了更大的舞台。
陈淑云：还是来深圳。
3你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决定是什么？
傅玉行：当兵，参军前我已经是工人了，每个月拿工资，而当兵后才6块钱津贴。
陈淑云：三年前，我帮助一个朋友。她已经是癌症晚期，但是她特别想实现舞台的梦想，因为形象不是特别好，很难被老师挑中。我帮她私下排练小品，最后她也去演出。她虽然走了，但是最后过得很幸福，很感谢我。
4目前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傅玉行：全家人身体健康。
陈淑云：我们两公婆身体好，女儿能够幸福。
5你最害怕什么？
傅玉行：她的身体出问题。
陈淑云：家里人的身体。
6你最好的时光给了谁？
傅玉行：部队和她。
陈淑云：他。
7你觉得自己哪方面的欲望要加强？
傅玉行：没什么。
陈淑云：练好现在的歌舞。
8如果你能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重现？
傅玉行：在部队的日子。
陈淑云：在厂里当老师的日子，那时候我生病了全班学生卖了废纸给我买药。
9你焦虑么？
傅玉行：没有。
陈淑云：呵呵，家人的健康。
10你幸福么？
傅玉行：幸福。
陈淑云：幸福。
关于大裁军的记录
文学：
《百万大裁军》，袁厚春著，1987年出版。
电视剧：
《别了，莫斯科》，1995年周里京导演并主演的22集电视剧。
电影：
《和平年代》，全剧以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一改革开放20年为剧情展开的时代背景，通过边境轮训、百万大裁军、支持特区建设、准备进驻香港等几件令人瞩目的大事件，反映了现代军人的精神面貌。
股市
你其实很难看出花荣是个有钱人 图/姜晓明 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杨百万是这一阶段发财的代表。1995年，爆发了“ 327”国债事件，第一次有证券公司覆灭。1996、1997年,爆发了一次大的行情，崛起了以新疆德隆唐万新为首的一大批私募机构。2001-2005年，许多老牌券商、机构几乎全军覆没。2005年股改，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行情，但只有少数有经验的老股民改变了财富命运。
花荣咸鱼翻身记
这么多年，在花荣的熟人当中，“有跳楼死亡的；有坐牢的；有下落不明的；有离婚的；有在最低点时公司倒闭的；也有千万身家全亏完但大牛市又没敢做的”
本刊记者 刘欣然 发自北京
花荣的身家是用亿计算的，但是如果不说，你绝对想不到。
首先他极丑，其次他非常不修边幅，再次他偶尔还出没于公交和地铁。
股谚说，十个人炒股最终结果是一赚二平七亏。花荣是少有的在这轮牛市中改变了自己财富命运的人。他说:“我现在已经不再会为了挣一、二千万去冒险了。”
花荣是沪深股市第一代职业操盘手，也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人称“不死鸟”。
中国证券投资行业是个极其毁人的行业，多少曾经叱咤风云的豪侠英杰都随风雨飘逝，他说之所以能够“不死”，“ 那是因为以前一直没有成功过。”
九死一生
花荣炒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91年底，当时开户最少需要资金1万元，他凑了3000元和别人合伙开户，从邮市转战股市。
1993年花荣已经在证券公司工作，成为证券市场上第一批红马甲。此后花荣在中原金融租赁公司、华融信托等各种金融机构都工作过。
花荣在中租集团时就已经扬名立万，“但是立万不代表自己有钱，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一个月的工资是700 元。”
1999年“519”行情之后，北京的很多大户在全国各地挖人，花荣刚刚掘到了第一桶金80万，认为自己“ 不打工一两年不会饿死”，于是决定到北京独立创业。
2001年，是花荣信心最膨胀的一年。那年，在海融网和特区证券举办的机构论坛上，“基金经理不愿意说股票，证券公司的高管不敢说股票，我敢。而且是大盘高价股五粮液，五粮液也真的连续涨停，连涨10多元。”
2001年下半年，花荣重仓买了3只股票，五粮液、重庆啤酒、中成股份。其中五粮液、重庆啤酒是当时涨幅最好、最抗跌的股票，因此在最高点卖掉了，只留了一个中成股份。
不过熊市无情，从2001年下半年到2002年上半年，沪指由2245点一口气跌到1500点，中成股份这一只股票，把五粮液、重庆啤酒的赢利全部赔光还不够，还贴进了本金的很大一块。而这些钱中，有券商给的融资，有朋友的钱，花荣顿觉天旋地转。
随后遇到2002年的“624”行情，大盘回调到1748点，被股市的残酷性震慑住的花荣极力说服合作伙伴把所有的股票逢高卖出，把所有别人的资金还掉，在《证券市场周刊》上写文章，说这个点位就是叫大家“一起死吧”。当时与花荣同在一个证券公司操作的其他大户几乎都没有出货，一家小券商还嘲笑花荣胆小。
所有的抛售股票和清退资金事情结束后，花荣所有的财富仅仅5万块钱，加上《淘金狐狸》的未付稿费，扣税后是7 万多元，全家没有任何薪水收入，还要支付每月几千元的房贷、几千元的房租和养活2岁的女儿。“说实话，那时我一度想到死，并且把这话跟我父亲说过。”
这个结果比起当时的投资者来讲仍然是幸运的，“624”行情中那些没出货的大户基本上都被消灭了。
这么多年，在花荣的熟人当中，“有跳楼死亡的；有坐牢的；有下落不明的；有离婚的；有在最低点公司倒闭的；也有千万身家全亏完但大牛市又没敢做的。”
“中小投资者处境也好不了，好多人连账户都不敢看，以致于密码忘了。那时是通杀，股票跌80％的多的是。”
花荣现在仍然不敢想，如果2002年“624”行情他没有抛掉全部股票的话，后面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很难说的。”他沉默半晌。
“比起绝大多数人来讲，我确实是个幸运者，挺过来了，并迎来而且抓住了大牛市机会。”
大牛市带来大财富
在本轮牛市中改变了财富命运的人，基本上都在2005年1000点左右倾家抄底，并且抓住了股改这一百年难遇的机会，花荣也不例外。
2005年中集集团的成功对花荣有重要意义，为他在全国各地积累了合作伙伴。在中集集团同期成功操作的石油济柴、长江电力这几只股票中，花荣替别人赚了很多钱，不过自己倒没有赚很多，按照5%到8%分成。
“那个时候我为自己确立了地位、争取了合作伙伴，我想我就是一分钱不要也要干。正是因为我这个策略，为大家赚了钱，也可以说我这个人在分利的时候为别人考虑得比较多，为我积累了重要的资源。05年、06年的时候很多人也做得很好、收益率很高，但是他没有获得很好的财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的跟随资金不够。”
2005年花荣把自己的房子押了80万块钱，“那个时候我个人的财富也就几百万的规模”，花荣全力以赴奋力一搏，结果“至少翻了十倍”。
花荣在自己的畅销小说《操盘手》中说:“胜利者的经验并不复杂，那就是寻找人生的关键点，并在关键时刻竭尽全力。没有决战的人生只能说是活着，不能说是生活；但人又不能始终活在决战中，风口浪尖的持续重压是生命所不能承受的。聪明人是在‘天时、地利、人和’聚集时奋勇一搏。”
但何时是“天时、地利、人和”聚集的时刻？当所有的人都看到利益的时候，利益就已经不存在了。2005年之前经历了数年的大熊市，大盘倾泻到1000点时，要么大多数人已经不敢做股票了，要么即使看到了机会也已经没有资金弹药来做了。能够意识到机会来临，敢于并且有条件为之一搏，眼光、胆略和运气缺一不可。
在2007年5月之前，花荣更多地是辅佐别人，以“军师”的身份亮相。
2007年5月股市站上4000点，沪深A股平均市盈率达到60倍，花荣解散自己的私募基金，他说:“中外历史60倍市盈率没有能站住的，我的钱也已经够规模了。”
2007年“530”之时，沪深股市五天跌去将近1000点，而花荣在6月5日中午投入两个亿在跌停板位置买进100只股票，下午市场强劲反弹，很多股票甚至涨停。
这一幕，花荣此后在大盘跌至4200点和3500点市场极度恐慌时都曾上演。他戏说:“我是个发股灾财的人。 ”
去年中石油上市前，花荣卖出手头股票集中申购，2007年11月5日中石油上市第一天全部抛出，顺利逃顶，此后仓位一直很轻。
2007年6月网上流传一个帖子，《中国十大操盘手》，和股市里太多的传闻或传奇一样，帖子未必有真实性和权威性，但也不全是捕风捉影。在这十大操盘手中花荣名列第六。帖子说:
“花荣曾经辅佐过多位亿万富豪，但自己一直没有成为亿万富豪。2005年参透‘盲点套利’这一中国股市的最高功夫后，花荣离开韩军(该帖中第一条好汉，花荣之前辅佐的大鳄)自创门户，虽然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口角，但是韩军还是给了花荣3000万的启动资金。
“目前花荣已经成为了中国大资金稳健投机的尖端代表，在山西煤矿主、京城文体明星、归国海龟以及部分特殊行业从业者的口碑中，名气如日中天。”
将来干点什么好呢？
如果不算炒股的话，单就写作来说，本名余振华的花荣也可算是成功的。除了平时在几家媒体写专栏，2001年到 2005年的熊市中，花荣写了十几本关于炒股的“花狐狸系列”，稿费收入几百万。这些钱支撑花荣度过了长达4年的熊市。
2007年花荣以自己的经历为蓝本，写就《操盘手》。《操盘手》至今再版十几次，花荣抽版税10％。“现在只有韩寒、郭敬明等能够抽12％版税，是最高的，据说易中天也只能抽8％。”花荣一脸得意。
《操盘手》现在酝酿改编成电视剧，出版社也追着花荣写《操盘手(2)》，但花荣拖着迟迟没有动笔。
“赚了钱以后我吃不了写作那个苦了，以前在熊市的时候，我早上6点就醒了，现在我早上一睁眼都9点了，快开盘了。”
花荣在自己的博客里也问:“股海奋斗的人生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老花认为只有两个:第一个是做梦！第二个是实现梦！索罗斯也说:人有了自由，才可能拥有智慧；行动上没有自由的人不可能有大智慧！”
“生存自由的标准是360万，你不高兴的时候，可以当面骂你的领导，因为你不怕丢掉饭碗饿死了；旅行自由72 0万，可以在蒙特卡罗有理智地赌博，也可以在三亚亚龙湾躲避北京的寒冬；生命自由1080万，可以去瑞士静港中心年轻身心，就像曼德拉一样，关了几十年监狱出狱后，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可是在瑞士全面疗养后，现在90岁了仍然神采奕奕；支配自由2亿，你可以买一支模特队或足球队，如果性格活泼一些，也可以学学布兰森的生活方式；完美自由是20亿，可以随意送你希望讨好的人股票涨停板，以代替献花或放焰火，只要你高兴。”
他说:“老花今后的梦想有三:第一个是为自己的:周游世界过有意思的生活，下一个目标是人间天堂瑞士！第二个是为朋友的:帮一个年轻的孤儿成为百万富翁，帮一个有点胖的羽毛球球友买一辆宝马745，帮一个新认识的特好强的朋友进阶到支配自由；第三个是为社会的:办一个公益性的股票特训机构，帮一家足球俱乐部打一个冠军，建一座人生‘72变’ 发迹博物馆！”
说出这些，私下里花荣也曾认真地问过记者:“你说，我将来干点什么好呢？”
十问花荣
1 这些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花荣:生活方式。主要是获得了足够的物质财富，解决了自由的问题。
2 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答:2005年开始的从1000点到6000点的大牛市，我抓住了机会，这轮大牛市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3 你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决定是什么？
花荣:1999年9月，在当年的“519”行情中，我赚得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从而决定来到北京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和人生，现在来看这次决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吧。
4 目前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花荣:最大的愿望有并行的三个吧。第一个是把我写的小说《操盘手》拍成电视连续剧；第二个是周游世界；第三个是建一个“中暑山庄”。
5 你最害怕什么？
花荣:我已经死过了，什么都不怕了。
6 你最好的时光给了谁？
花荣:都给了股市吧。
7 你觉得自己哪方面的欲望要加强？
花荣:没有什么需要加强的了。就是吃喝玩乐，花天酒地，遍游天下。
8 如果你能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重现？
花荣:大牛市重现吧。
9 你焦虑么？
花荣:不焦虑。有时候光着脊梁躺在公园里的椅子上，什么都不想。过来两个老人很奇怪地问，你不是那谁吗？怎么躺在这儿呢？
10 你幸福么？
花荣:不知道。还算满意吧，谈不上幸福，因为人永远是不满足的。
关于炒股者的记录
电影:《股疯》，讲述1990年代初的内地股市，主演潘虹、刘青云。
电视剧:港剧《大时代》、《坐庄》、《天道》
小说:《基金经理》、《股色股香》、《操盘手》
毛振华站在他的导师董辅礽的照片旁。 图/受访者提供 92派
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词的发明者。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感召，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92派”企业家。他们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在企业运作上有现代观念，他们也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毛振华 两度转身
本刊记者 薛芳 发自北京
9月初，在复兴门泰康人寿大厦C座14层的会议室见到毛振华,他被称为中国信用评估第一人。相比于众多的92 派，他的经历更为特殊：由官而商，从商到学。
在毛振华的办公室，摆放着一张合影，里面有四个人，冯仑(万通集团董事长)、陈东升(嘉德拍卖公司创始人、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田源(创办了第一家期货公司)，照片看上去充满了历史感；而在他的会客室里，一幅董辅礽的照片悬挂在非常醒目的位置上，董是毛振华、陈东升、田源共同的老师。
年仅44岁的毛振华是湖北人，身材不高，但浑身透着精明能干的气息。他现在的身份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
相比于他的同龄人，毛振华一直都走得比较快，15岁上大学，24岁成为海南省最年轻的处级干部，28岁创立了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并把中诚信做成了中国最大的信用评级公司，43岁选择退休。
毛振华告诉记者，“做学者，还有30年的时间”，说完，爽朗的笑声。
离开权力的金字塔
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旋风，不仅在政治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经济上也形成了强烈的号召力。对于谙熟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毛振华来说，机会似乎来了。
那一年，是毛振华在中南海政策研究室工作的第二个年头，这个体制内一直都走得顺风顺水(从副科长到处长的每一轮提拔，都是破格的)的年轻人，在权力的金字塔面前，忽然有了退却的念头。
他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在如何为国家尽力这个事情上，他和他的同班同学、陈东升看法颇为一致，一定要做一个中国没有的东西。
“其实点子是几个同学一起讨论出来的，东升说外国现在有的，中国还没有的，以后肯定会火。所以，我就搞了信用评估。”毛振华笑着告诉记者。
毛振华要做一个中国的穆迪公司。在当时的毛振华看来，偶尔看到或者听说这个公司只是在广播或者报纸上，这样的字句在他脑海里印象很深刻，“穆迪公司调高了中国政府的发行债券信用等级”，“穆迪公司调低了中国政府的发行债券信用等级”……
在当时毛振华心目中相当神秘的穆迪公司，由约翰·穆迪于1909年创立，总部位于纽约。1913年，穆迪开始对公用事业和工业债券进行信用评级。
尽管对于要做的事情相当懵懂，但毛振华并不孤独，那时候他经常骑着自行车，穿越高耸的电报大楼和民航营业大厅，大约10多分钟就到了陈东升西单的家，天南海北地聊，通常聊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睡觉，冲动而兴奋。
“我和陈东升相互启发，我们要做公司，讨论怎么做？不是说我们天生就能做这些事情，更多的是一种年轻的冲动。 ”
1992年5月，适逢出台了两个重要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毛振华照着报纸抄下了企业章程的每条内容，开始筹备创立中诚信。
在此过程中，他性格中的固执一面大放异彩。他认为创办公司的第一步是先有金融业务许可证。至于跟谁申请许可证，毛振华心里也很模糊。
还是从中南海骑自行车到复兴门中国人民银行总部，找主管的处长、司长，跟他们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该不该他们管，以及怎么管？”约人，吃饭，反复跟对方说，自己要筹备的公司在中国是多么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就这样，经过四个月坚持不懈的游说，中国人民银行给中诚信发了金融许可证。因为体改委的两个文件，找钱又有制度上的保证，接下来的事情对毛振华来说，相对容易些。
毛振华给他的公司找了12个国资背景股东，第一期资本金2000万，第一部分到账时是500万，余下的三年后才全部到账。
股东们基本都隶属于金融业，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国家机关单位等，比如，中国审计组管理的中国审计律师事务所，司法部管理的中国律师中心、中国证券协会……
“当时所做成的事情，现在看来几乎完全不可能。但当时没有概念，一心想游说他们。有机会找到他们的领导就说：这东西别的国家有，中国没有，很不错。但也不敢拿太多的钱。”毛振华如此描述他那时候的一种状态。
1992年10月8日，中诚信成立，一家从事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与评价的独立中介机构宣告诞生。10月9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报道了这一消息。
一个典型的92派
当然，在那个年代，弃官从商也是一种趋势。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其中最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辞职下海，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财经作家、《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评论“92派”说，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门待过，有深厚的政府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他们能创立一个行业并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这些从体制里出来的人，对“中国”、“国际”等字样仍有相当的好感，这或许能契合他们未了的一种情怀。在他们看来，带中国字头的企业是“局级单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营，而且天然地就好像是中国第一。
不过，那时候的毛振华在中诚信是没有股份的，尽管公司由他负责筹建，但他没有投票权。公司最初的办公地址位于北京三里河西苑饭店4号楼的一个普通的房间，条件比较艰苦。
把一个新生事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毛振华用了三年的时间。
1992年12月26日，公司在董辅礽、厉以宁、江平等几位著名学者的组织下，制定了国内第一套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公布了第一部《信用评级业务指南》。那时候中诚信的业务涉及到信用评估和股份制改造。
1992年到1994年上半年，金融领域的改革开始了；在国有企业领域，“抓住少数，放活多数”的思路也开始萌芽，并成为趋势。
毛振华抓住了机遇，他的中诚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承接了许多业务：从为三峡工程设计融资方案开始，先后担任杏花酒厂、中国有色、武汉中百、伊利实业等众多企业改制和上市的财务顾问；山东华能项目成为中诚信第一个在纽交所成功上市的项目……
1994年下半年，中国的资本市场走向低迷，中诚信的业务也随之陷入了低谷。毛振华遇到了创业以来的第一个冬天，股东们的投票几乎让他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
此后，他在香港呆了三年，任香港某上市公司的副总裁。去香港之前，他跟对方谈了条件，就是中诚信这边的职务他必须兼着。三年间，工资加奖金加期权，毛振华拿到了一千多万。“这笔钱是我能把中诚信买回来的一个必要条件。”
1998年，朱镕基总理的施政承诺中有一项是“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他采用的办法是“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而实施的战略就是坚决地“国退民进”。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诚信的12个股东选择了渐进的退。“一点一点买回来中诚信的股权，从最初的10%，到现在 60%的股权，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毛振华笑着说，“我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距离国家越来越远
中诚信是自己的了，在2000年的时候，毛振华将公司的资本由2000万增至8000万。增资扩股完成后，毛振华觉得很困惑，最初创办公司是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因为公司的资本都是国资背景的，觉得自己还是国家的公职人员，现在看来，自己距离国家越来越远。
“我们没有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会做商业，是可以流动的，因为国资背景的企业领导人和官员之间的身份转换很容易，实际上很多人也是如此，”这个不抽烟，不喝酒，喜欢清谈的湖北人总觉得自己还可以再回到体制内。
正当毛振华觉得自己与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一盆冷水，浇了下来。
1999年，中纪委对毛振华进行了调查。他告诉记者，那个时候的调查，用现在的词语，叫“双规”。调查进行了一段时间，没有什么结论性的东西。但这次调查对毛振华心里造成很大冲击，“在中国做商人，太不安全，模糊的东西太多。 ”
但在之后的8年间，毛振华把中诚信锻造成中国信用评级领域的领头羊。在他看来，与穆迪成立合资公司，就说明中诚信的业绩受到了这家国际上著名的信用评级公司的肯定。
当然，毛振华没有打算将中诚信卖掉，他觉得自己可以全身而退了。在他给记者的名片上，除了正面写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的头衔，名片的背面还有六个社会职务，但唯一跟中诚信有关的职务是——“中诚信首席经济学家” 。在去年公司15周年的晚会上，公司为他举办了一个送行仪式，祝贺他转身成为学者。
“在中国现行的环境下，商人对自己命运没有主控权，中国企业家的死亡率太高了。中国不具备把企业做大的环境，特别是金融性的企业。我现在退出来，有一种解脱感。作为第一代创业者，企业发展了，而我也不是一个负面人物。”自得完了，毛振华又感慨，“我带着十多年做企业的阅历转型，其实有点悲哀的。”
采访将要结束的时候，毛振华给记者拿出来一本《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2008年中期)，他告诉记者，尽管他的学者生涯才开始一年，但还是很有收获。
“我这一辈子不是最好的官员，小官；我没有把企业做大的愿望，所以也不是最好的商人；做学者，起步比较晚，从基本功和文献功底来看，也不具备作一个最优秀的超一流学者的条件。”回望过去的30年，毛振华如此概括。
十问毛振华
1 这些年您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毛振华：身份得到改变。从农民到大学生，在政府工作，认为自己是精英，职位升得很快。从商很早，有些收获。最后去大学做研究，出发点还是想为国家做点事，这种情结挥之不去。
2 对您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毛振华：92年下海办公司，并逐步成为公司的股东，彻底成为一个商人。
3 您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决定是什么？
毛振华：去人大经济学研究所做研究。从上大学算起，已经30年了，我还可以活30年，面对未来，我应该有一个很适合的人生规划。
4 目前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毛振华：做一个好老师，培养出对中国比较了解，有很好的理论功底，对国家和社会有影响有抱?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星星生活记者连鹏报道）2006年11月3日，加拿大总理哈珀打电话给芬兰总理万哈宁，告之对方将要取消预先安排的加拿大-欧盟峰会。 
赛高表示，也有大量的外交政策问题将不会因自由党或保守党组阁、多数政府或少数政府执政而改变，比如与美国之间的边境管理问题和追求自由贸易协定的决心。 
海因贝克表示，在他的经验里，少数政府外访将会面临很多问题。这也将影响政府所期望达到的外交政策目标，因为外交的艺术往往涉及到面对面的会议。作为外交官员，为了达成使命必须常常去别的国家，与别的同级别的官员举行会议，但如果被渥太华的政党组织秘书所“拴住”，做事将会不那么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