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圣火灭了，烟雾回来了，交通又开始堵塞了。中国进入到被评论家们称之为的“后奥运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对北京奥运的一片赞颂声渐渐地被对经济的担忧和安全的新危机所取代，被一个充满了信心但带有不确定气息的未来所取代。从今开始，中国正在迎来一个更加颠簸起伏时代的开端。美联社记者克里斯托福－波丁（Christopher Bodeen）撰写的题为“‘后奥运时代’开启中国崎岖之路”（‘Post-Olympic era' off to a rocky start in China）的报导认为，在9月18日的残奥会闭幕式后，北京奥运期间就正式结束了，中国在本届奥运，包括残奥会的组织工作赢得了全球的称赞。
其实，在此之前，本月初山西违规采矿区引发泥石流的事件，就已经把我们又带回到了现实。该事故中至少有259人遇难，山西省长被迫辞职。自那以后，又爆出产品安全丑闻，掺毒的三鹿奶粉导致4名婴儿死亡，6,200多名婴儿患病，震惊整个中国。
尽管，中国政府在奥运前花费了巨大的功夫去清洁北京受污染的天空，加强保安，和保证稳定的后勤支援，但是，奥运会却没有能消除这两次危机所显示出来的制度性缺陷。中国矿区仍然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矿山不稳定的地基构造随时都是一种威胁，另外，政府针对产品安全品质进行的系统性整顿的效果不佳。
奥运后的另外一个担忧，是中国的不断衰退的经济增长状况，在一个仍然贫穷的国家里，可能出现失业和持续通货膨胀。
中国股市于17日跌至22个月来的新低，而总是过分担心他们政权可能受到威胁的中共领导层，也对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保持警觉。
香港城市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郑宇硕(Joseph Cheng)说：“（中国政府）最优先目标将是应对因为经济问题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他说：“加强中国国际地位的大方针固然重要，但是，大多数人更关心眼前的问题。”
尽管，中国社会进展的前景，以及奥运会是否赢得国际声望和获得国际社区的接纳等问题仍然是疑云重重，但是，中国领导人似乎因为举办奥运，而创造出的一种国家自豪感而倍感振奋。
美联社记者波丁的这篇报导说，奥运会最让人能够亲身感受到的影响，就是耗资400亿美元建造的新地铁系统和超现代化场所。这些奥运遗产会继续成为推动经济的动力：建筑商设想，在北京相对未开发的西区以奥运篮球体育馆为中心，打造一个大型娱乐区，在曾是临时体育赛场的地方建设店铺、餐馆和公寓。
可是，奥运会的意义永远要超出体育馆和奥运公园，它代表了中国对受到接纳和赢得国际尊重的渴望。一些人还把奥运视为推动政治和社会改变的潜在触发剂，让一个信心十足的政权更能接受外界批评。
不过，目前中国正往这方向前进的迹象很少。奥运期间，政府严格的控制着异议人士，拒绝批准任何的示威许可，遣返曾进行短暂支持西藏的示威的外国人。中国媒体限制要比任何时候都更严格，内容敏感网站依旧被阻拦，据闻，网站编辑还接到命令，要求删除担忧国家经济状况的评论。
外交部说过，奥运期间对海外媒体报道放宽限制的政策将于10月17日到期，届时，旅游和新闻报道的限制多半会回复原状。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所主任，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说，奥运后，中国当局会继续扼杀任何呼吁更多政治自由的呼声，与此同时，需要调整和加强政府解决冲突和引导公众意见的能力。
黎安友说：“中方政权已经显示出他们的能力，并赢得国内的合法统治权和国际尊重。”
中国官方把本次奥运称为中国和外界相互理解的一次胜利。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在这个月的《卫报》中写道，中国人现在“对他们家乡所有的不同意见感到更安心。”
其他一些分析家则认为，中国因为主办奥运所赢得的赞美，可能会使得他们开始抛弃对西方和日本的深深的民族成见，这种成见产生于过去战争的耻辱。
评论员粱洪（Hong Liang，音译）在英文版的《中国日报》上写道：“在实现‘世界之梦’后，也许是把‘世纪之耻’放入历史，置于其应有的位置上之时了。”
根据郑宇硕和其他人的看法，奥运结束后，外界批评对中国形成的压力也应该会减缓了。
不过，清华大学国际研究院院长严学通（Yan Xuetong，音译）认为，成功举办奥运会，并没有改善中国的长期的政治声誉。
严学通在中共官方报刊《人民日报》发行的杂志《环球时报》中写道：“这意味着，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国际政治问题超出了我们能力所能对应的范围。”
严学通还指出，外界还继续针对中国人权、少数民族待遇和互联网控制等问题进行批评，他说，中国近年来的外交和公关努力大部分上是失败的。
严学通写道：“如何维护中国的政治利益，已经成为一个需要立即解决的重大问题。”
多维社纪群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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