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生人，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
生于70年代，我常庆幸。不像50年代生人，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也不像60年代生人，因10年动乱荒废学业。虽然我也依次递增地羡慕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生人。但现在我有点不敢跟比我年轻的中国人说：“羡慕你们”了。我意识到，我这一代人搞不好会成为中国至今最幸运的一代，因为在我的年代，不能满足的愿望，都是没余钱买闲物；而如今，国家日益富强，一包安心奶粉，竟成了奢侈。
奥运后，我听到美国记者讲的一个笑话。他说发现了唯一美国有，而中国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唐人街。”
好奇心是媒体人的职业病，我常问在美发展的华人为什么留下。“经济因素”从来不是他们得主要考量。美国记者的“发现”，也佐证了答案的坦诚。毕竟，这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被公认为最欣欣向荣的经济体、“潜藏巨大机会”，更何况，故土难离呢？
那么到底什么让他们留下？也许有些不可思议，但都是那些最琐屑的小事，但都事关普通人生活的“安全感”。
陈嘉说，“我是为孩子留在北美的，我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没能力给孩子什么特别的保护，如果有选择，我当然要选一个让孩子成长有安全感的环境。”
她痛心于看到国内孩子经常出不该出的事故，“学校敢把校园改成停车场，孩子为此出了车祸。这是个别现象的话，那地震为什么塌那么多学校？人说吃一堑长一智，那大头娃娃算不算吃了一堑，为什么毒奶粉事件还会发生？”
在美国，接送孩子的校车车尾，都装有一个活动的红绿灯。红灯亮，说明孩子们还在上车，所有过路车都要靠街边停稳，等孩子坐定。事关孩子，美国校车享受着“救火车”的同等的待遇。
陈嘉是加州大学的助理教授, 她5岁的儿子是她攻读博士时的“美丽意外”。
“当时我收入低于2万美元，所以和美国其他‘穷’妈妈一起，享受了免费奶粉的待遇；现在国产奶粉很多下架了，低收入妈妈买得起进口奶粉吗？中国现在这么富裕，当我们有能力补贴他们的时候，为什么不补贴他们？”
这也让我想起2005年刚到北美，在宾西法尼亚州坐公车，有一站停的特别久，我发现，原来是司机在帮助残疾人的轮椅上车，然后安置他“落座”。
我到过美国十二三个州，所见公共交通工具无一例外地设有专门帮助残疾人轮椅升降的装置，预留着占据四人空间的残疾人座位；公共场所大门，无一不设残疾人开门按钮；街道，也都设有残疾人通道。
如果自己开车出行，就会发现，最好的车位都是留给残疾人的，胆敢擅用，车不仅会被拖走，还会有大笔罚金。
残疾人无疑是社会的绝对少数，和孩子一样，他们都是一个社会最弱势的群体；但我相信，社会的主流群体正是从这个社会的对待最弱势群体的制度和态度上，寻获他们的认同感和安全感，而认同感和安全感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中国同理。2008年，中国举办了一次让世界“瞠目结舌”的辉煌的奥运，世界看到了一个富裕的新兴中国，但富裕不足以赢得世界的尊重。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家总理温家宝第一时间现身第一现场让全世界敬畏；中国全民万众一心的慷慨救灾捐助让世界敬畏。
30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如同一个新富家族，积累了第一桶金。无疑，这是一个国富民强，民族复兴的时代，中国人为之骄傲，国家不再任人欺侮，要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仅仅靠这桶金是不够的。
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该如何赢得世界的尊重？中国有句老话，“人敬者，必先自敬。”只有从练好内功入手，从尊重自己的国民入手、从给最弱势的国民最强有力的保护入手，才是古人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吧。
我看到过一篇美国人的奥运游记，讲述在北京享受到特权，作为外宾提前入场，但这恰恰成了他笔下北京好印象的瑕疵，因为“人人平等”被公开的忽视。我也看到了路透另一专栏作家“中国人的好客令人困惑”的评论。（http://cn.reuters.com/article/specialEvents2/idCNChina-1699620080716）
当奶粉事件正酣，我又读到“特供食品”的新闻。（http://www.cser.org.cn/index.php?option=com_joomlaboard&func=view&id=2068&catid=8）当“食品安全”成为全民忧虑，政府官员却享受安心的特供渠道，此举将如何被世界解读，如何被国民解读？世界舆论还会不会相信，中国政府对中国食品不安全的反驳，如果官员自己都要特供？中国民众如何相信政府在对待“民以食为天”的根本国务上与国民利害忧戚相关? 特供食品，就是特权食品。我们这代人的课本里，总理和农民同吃一碗饭的故事，不知道是不是还保留着，如果保留着，我们该如何跟孩子同时解释这“一碗饭”和特供呢？
2008年，中国人应该铭记，不仅是因为这是中国令全球瞩目的奥运年，不仅是因为这是改革开放30年的特殊纪念年，更是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之年，总理所讲的，“多难兴邦”四个字，前两个字已经兑现，兴邦，希望能以这个年份为肇始。
我们要问，商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造假的成本会不会太小；政府监管部门权力重，但行政不作为的后果是不是太轻？
“三岁看老”，孩子如此，一个民族也如此，从如何对待孩子，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如何对待自己的未来。中华民族是不是正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短视的、不负责任的对待的未来？中国正如一个富裕的家族，如何用内功，用制度的调整守住商业道德和社会道德的底线，而不是仅仅流于道德宣讲？
中国人讲“情面”，讲“客气”，但是，不能对不法者客气、不作为的官员客气、也不用对外人太客气。客气，应该讲在普通人，弱势群体的身上。
30年的成果有目共睹，作为70年代生人，我们用过布票、粮票、肉票；经历了物质的贫乏也见证了富裕，享受了收获，也目睹了失落，我希望，每一代中国人都比上一代更幸运，也相信会这样，只要前面的代价不要白白付出。
奥运是改革开放30年的特殊献礼，而毒奶粉事件，就如同当面一掌。痛不痛？痛。不仅是政府之痛、父母之痛，更是民族之痛。中国必须痛而自醒。（完）yanina.zhao@gmail.com
路透社赵岩专栏/
作者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任路透社北京记者站中文组组长，现旅居美国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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