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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30日星期六

华国锋:沉默老人远离政治的日子

华国锋:斯人逝去

离开权力核心后,他三十年一直是个“沉默老人”

★ 文/徐庆全

8月20日,中共前领导人华国锋归寂道山。

这位曾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中国前最高领导人,对于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来说,对他的记忆,也仅仅是当年流行的宣传画上那个慈祥的“英明领袖”;而对于70年代以后的人来说,除了从教科书上“四人帮”和“两个凡是”两个关键词附近还能见到他的名字以外,他的行迹几乎荡然无存。

离开权力核心30年来,华国锋一直是个“沉默老人”,未发表过任何一本回忆录甚至只言片语的文章或谈话,即使是在出席中共党代会场合被海外媒体追问时,也只是讲几句不着边际的话。

他刻意与历史绝缘。

从“父母官”到“接班人”

来自山西交城,带有浓重乡音的华国锋,1938年投身抗日,任中共交城、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随人民解放军南下到达湖南省后,时年29岁的他,被任命为湖南省湘阴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此后,他在湖南一干就是27年。

1952年,年仅31岁的华国锋任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毛泽东的家乡韶山曾隶属湘潭。毛泽东之所以能从无数的省、地级干部中注意到华国锋这个党内的后辈,与他这一任职有很大的关系。1955年秋天,华国锋在长沙见到了毛泽东,衣着朴素、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同年10月,毛泽东破例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年逾60的毛泽东对34岁的华国锋说:“你是我的父母官!”1969年,华国锋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中共九大是“文革”混乱中一次重要的会议。说重要,是因为这次会议填补了接班人的空缺:林彪以毛泽东接班人的身份昭示世人。

对于毛泽东等领导人来说,选择党的事业接班人,一直是关乎后继有人的大事。从1945年中共七大直至“文革”前夕,刘少奇一直以毛泽东的接班人身份出现。“文革”爆发后,这位接班人却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迫害。而林彪这位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作为接班人,不但毛泽东心安,全国党员都心安。华国锋作为新晋中央委员,自然拥护中央的决定。不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数年后,他会成为新的接班人。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机毁人亡,实际上宣布了毛泽东发起“文革”的失败,接班人问题成为他更为焦虑的头等大事。而此时,与毛泽东一起走过的党内元老大多被迫远离权力中心,毛泽东的目光只能转向党内“新贵”。尽管朴素、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印象深刻,但从资历而言,他却并没有进入毛泽东的视野。

毛泽东曾一度打算以“造反司令”王洪文为接班人,但他很快发现,王洪文除了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外,别无长处。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华国锋:1973年8月,提拔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显露出培养华国锋为接班人的端倪,华国锋开始步入中共领导层。

不过,华国锋相对缺乏参与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等经历,及高层的政治阅历,无法与党内元老相比,其地位并不稳固。毛泽东自然明白这一点,他重新启用邓小平,继续重用华国锋。1975年,华国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邓小平复出后,进行整顿,否定“文革”,自然为毛泽东不容,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时势造英雄,华国锋成为当然的接班人。1975年10月15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作报告,开始逐步接替病重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工作。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华国锋开始任代总理。1976年4月7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再一次明确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而毛泽东在1976年9月去世前,曾给他写下“你办事,我放心”的批示,华国锋便以毛泽东的继承人身份,在毛泽东追悼会致悼词。在当年10月“四人帮”被拘捕前,华国锋已是中共党内最高负责人。

华国锋走上权力最高峰,至今公布的史料也无法破解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因而始终是学者饶有兴味的话题。

在毛泽东时代,1949年以后27年的历史,“强人政治”是中国的政治模式。毛逝世前后,“强人政治”基本上陷入真空,“常人政治”时代未雨绸缪。因此,中国政坛上出现三股势力,一是江青等人,也就是被称之为“四人帮”的人,他们以毛泽东的衣钵继承者自居,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追随者;二是元老派,他们大多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文革”的抵制者;三是华国锋、吴德、纪登奎等政治“新贵”。

从年龄上来说,“新贵”算是毛泽东的下一代人,对毛泽东很崇拜,很忠诚;他们基本上是“文革”的受益者,对“文革”没有抵触情绪,但与江青等人则不同。基层工作的经验使他们有务实的一面,“革命”也“抓”,“生产”也“促”,但均不大走极端。这样,他们就与江青等人拉开了距离,而与元老派则有了感情的亲近。

病中的毛泽东,对这种局面大约也了如指掌,因而作出了意味深长的安排:选定华国锋为接班人,并在副主席前加上“第一”两个字以强调,削弱江青等人的权力;逼迫邓小平离开政坛,但“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不彻底打倒。或许,他希冀三股势力能平安相处,国家也能处于平安的状态。由此说来,能同时调和两派的华国锋,登上历史舞台实属必然。

“过渡式领袖”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接手了三股势力并存的权力架构。在元老派依然靠边站的情况下,华国锋遭到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挑战。此时的华国锋,表现了惊人的沉着。他把目光转向元老派,谋求支持。

1976年9月10日下午,即毛泽东逝世第二天,他与李先念密谈,指“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急不可待,并请李先念与老帅叶剑英等人“交流看法、沟通思想”,谋求对策。至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支持协助下采取行动,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汪东兴出面逮捕“四人帮”成员及其支持者,终于正式结束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随后,华国锋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举动,深得民心、党心,元老派对其刮目相看。那些日子里,在各种各样的公开场所,老帅叶剑英以保驾护航的身份,挺立在华国锋身后。而受毛时代对个人崇拜的狂热的影响,华国锋也自觉或不自觉接受全党和全国人民近乎疯狂的个人崇拜。他的标准像挂满神州,《我们的华政委》《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等颂歌响彻云霄,一个新的造神运动把他推到了神坛之上。

狂热过后怎么办?华国锋非常明白,他接手的国家已是风雨飘摇面临崩溃的危局。在这种危局面前,这位既拥护“文革”又有务实精神的“英明领袖”,意识到只有经济搞上去,才能扭转危局。他提出“抓纲治国”的口号,虽没有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但他把重点已放在后面的“治国”上是确实无疑的。他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描绘出一系列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但是,这种勾画,仍然秉承的是毛泽东晚年的模式,不少经济指标不切实际,大规模地进口外国设备更是不顾国力,以至于被后来的史学家们称之为“洋跃进”。

从政治走向上来看,华国锋更不可能摆脱毛时代的模式与影响。相反,出于对毛泽东的忠诚,出于对自己权位的保护,他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治国理念:“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并继续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旗帜。显然,这种选择不能解决中国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因而违背了时代的需要。

“两个凡是”遭到邓小平等中共党内改革派的批判,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引发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在讨论中占主动地位,并最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针赢得支持。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两个凡是”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实事求是”。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启“改革开放年代”。

华国锋注定是一位“过渡式的领袖”,他的退位是历史的必然。

1980年9月,华国锋被免去国务院总理职务,在当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要求获得批准。至此,华国锋正式离开权力核心,但直至2002年10月的中共十六大前,他都是中央委员。

“华国锋是个好人”

尽管远离政治三十年,但华国锋遽然谢世,依然引起人们的唏嘘。唏嘘的原因并非是这名80多岁的老人曾为中共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而是无论在高层,还是在民间,他都有着很好的口碑。原副总理、老资格的领导人谷牧在一篇回忆文章说:“华国锋是个好人。”这句话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

“好人”的含义有多种,但从政治意义上讲,最为人们所公认的一点,就是作风民主。“文革”结束以后,党内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讲,华国锋的克制、宽容态度亦即民主作风也不可忽视。

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出台后,舆论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胡耀邦和《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经过酝酿,联合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与之唱对台戏。即使有人声言此文是“砍旗”时,华国锋也并未因此阻止。他甚至对人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即使戴上“英明领袖”的光环站在政坛最顶峰时,华国锋仍认为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

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回忆这段往事时披露了一个细节:在开启中国改革的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定下的调子就是让大家讲话,他说: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后来,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离开权力核心后,他三十年一直是个“沉默老人”。他的民主作风,他的忠厚,博得了人们的称誉。

有论者云:华国锋是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个政治音符。他离开中国政治舞台的三十年,中国上空回荡的是强劲的改革旋律;伴随着他的谢世,毛时代的政治旋律在休止符中消声。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为《炎黄春秋》执行主编)

华国锋:远离政治的日子

他一直到去世时都头脑清醒,关心时事,但话题从不涉及国内政治

★ 本刊记者/韩凯 韩永

北京市西皇城根经委9号院,葡萄架依然繁茂,却再等不来热爱它的主人。

8月20日12时50分,前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7岁。一位在华国锋身边工作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位老人今年住了3次院,先是肾衰,而后主要是心脏的病症,去世的时候,胸部全是积液。

从1981年6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算起,华国锋度过了27年远离公众视野的生活。其间虽4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其象征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实质意义。位于西皇城根的这个9号大院,更多的时候充盈着平静而规律的生活气息。

与葡萄的约会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在1988年4月份拜访过华家,华国锋的妻舅向记者透露:早在1983年,华国锋就到北京郊区找了几个葡萄园,学习如何种植和管理葡萄。

华国锋的外孙女王苏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那些种果树比较好的地方,比如香山、植物园,他们的工作人员有时也会跟华国锋切磋一些果树种植方面的经验,包括葡萄。

记者在1988年拜访华家时,就看到院子里有两个很大的葡萄架。老人告诉记者,在最多的时候,这里种着五六十个葡萄品种。到了收获的季节,不仅全家人共享,还要送给部队的战士。“味道真的很好。”华国锋的外孙女王苏佳说。

这样的葡萄华国锋却只能吃1到2粒。上世纪70年代中期,华国锋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考察全国18个省、市,到上海时因肚子疼住院,才发现患了糖尿病。此后,他的饮食被严格控制——1988年,每天的主食被控制在2两8钱:早上5钱,中午1两3,晚上1两。

有时候也会破例。有一次吃饺子,华国锋吃了十多个,还想吃,经过夫人韩芝俊的批准,又给了两个——韩芝俊比华国锋小10岁,山西五台县人,其父韩七海在抗战时期曾任五台县游击队队长,“很勇敢,能杀敌”。

外孙女王苏佳认为姥爷对葡萄的判断力非常神奇。“这葡萄还没长出来,他就会告诉你,它在什么时候会长成什么样。”

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华国锋亲自管理这些葡萄架。到了力不从心时,他就在一旁指挥,由司机、厨师、医务人员或者警卫战士完成修剪的工作。“遇上刮风的日子,他就急忙出门捆葡萄。”

除了葡萄,院内还种了其他的果树,有樱桃,还有苹果、李子、桃、核桃等。王苏佳自豪地向记者描述:一进这个院,满眼都是绿。

简单的晚年生活

在这个绿意盎然的院子里,韩芝俊每天五六点钟就起床,先是在菜园里劳作,半个多小时后把华国锋叫醒。华国锋醒来后,会在院子里走一圈,或者在屋子里坐一坐,就到了早饭时间。

据王苏佳介绍,华国锋的早餐以牛奶为主,有时会加个鸡蛋羹,但他一直习惯在牛奶里放一勺或半勺咖啡。主食有时吃点烤馒头片,或者油分较少的麻花,花卷、馒头也会吃一点。菜则以圆白菜为主,或者炒洋葱。华国锋的牙口很好,馒头片喜欢吃烤得很硬的那种。

吃完早饭,华国锋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看报上。报纸的种类很多,不仅有党报,还有都市类报纸。华国锋看报纸很痴迷,“有时候叫他吃饭,都叫不走他。”王苏佳说。

午饭以面条为主。据跟随华国锋20多年的厨师谢师傅介绍,山西的那些面食像莜面、猫耳朵、刀削面,华国锋都爱吃,还喜欢吃羊肉臊子——出生在山西省交城县的华国锋,一辈子都在吃家乡的面食。

午饭过后,华国锋一般要午休到下午4点。如果身体允许,他有时会见一到两拨客人,客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山西的老乡,有湖南的老部下,有同时代朋友的后代,还有党和国家的现任领导人。

晚饭则很简单,喝点粥,吃点饭,有时吃个烧饼。粥以二米粥和南瓜粥居多。

王苏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华国锋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华国锋原名苏铸,1938年参加革命时改名华国锋,取意于“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他的子女都不姓华,而姓苏。大儿子苏华,原在空军某部,现已退休;二儿子苏斌,是北京卫戍区干部,也已退休;大女儿苏玲,在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任党委常委、工会主席,今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二女儿苏莉,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干部,被安排担任华国锋的生活秘书。

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毛泽东、胡耀邦的后人,还有刘少奇的后人,都与华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8月22日,在北京305医院华国锋的悼念现场,记者见到了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灵堂内,摆放着叶剑英、李先念、杨尚昆等前中共高层领导的家人送的花圈。

国家领导人的到访则以慰问居多,有时候也会通报一些人事安排。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华国锋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干得好!”并且能说出一些具体的事情。

这些到访的客人,事先要跟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约好。曹万贵是华家名副其实的大总管,今年66岁,从1968年华国锋还在湖南任职时就开始跟随华国锋,到今年已经整整40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于这个一生服务的老上级,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胸怀很宽广。”

“他还一直想看奥运。”王苏佳说到这儿有些伤感。今年8月1日曾出院回家时,家人以为能了了他这个心愿,但只在家待了两天,就因为病情再度恶化又进了医院。跟随华国锋8年的司机朱春华清楚地记得,8月2日奥运彩排给他票时,他说:“我老了,不去了,你们去吧。”

这一次住院,华国锋就再也没能离开医院的421病房。

“他还要求我们做个节俭的人”

除了散步和练气功,练字是华国锋后来发展的一个锻炼项目。

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父亲近些年潜心练字,技艺大有长进,跟一些书画名家也多有切磋。启功对华国锋的字曾给过很高的评价。华国锋有时会参加一些小型笔会,家中的老照片曾经留下他与李铁梁、姚俊卿等书画名家切磋技艺的场景。

在华国锋政治上如日中天的1970年代中后期,华国锋的题字曾经获得广泛赞誉。引退后,他的墨迹也渐渐消弭,只留下“毛主席纪念堂”几个字,像是在折射历史。

近些年,华国锋的题字又常能见到。在一些风景名胜,如湖南张家界、陕西华山和山西壶口,都能看到华国锋的墨迹。行内人评价华国锋的字为“浑然大气、骨力尽现”,他在85岁时写的“清静”二字,见过的人评价为大气、从容、很见功夫,如今高悬在华家会客室中央。

有人练字意在静心,但华国锋似乎一直很平静。接近他的人说他比较能想得开,还用一个故事加以诠释:华国锋刚退下来时,有一段时间因心脏病住在北京医院,当时《少林寺》刚开始热映,医护人员也心神不定,有人将此事告诉了华国锋。华国锋把这个片子调到医院来放。医生劝他别看,说里面打斗很凶,对心脏病无益。“勿忧,我知其戏均假。”华国锋说。

他的话题从不涉及国内政治。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一有人在他面前说起这些,他就摆手不听——直到去世,华国锋脑子都非常清楚,王苏佳说,姥爷从来没有叫错过人名字。厨师谢师傅则对华国锋的记忆力印象深刻,他说有些以前来的人,家人和他们都记不得了,华国锋还记得很清楚。

对于子女,华国锋一般不会严厉批评,但会要求他们好好努力,除了时时鞭策,“他还要求我们做个节俭的人,”王苏佳说。

几个子女,既无出国的,也无经商的,本本分分,普普通通。大儿子苏华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同事对他的评价是:“很朴素,没有架子,与同事关系很好。”

华家的客厅很高很大,足有七八十平方米,中间摆着一圈沙发。客厅的布局与毛泽东的书房一样,在客厅的南面,有七八个书柜一字排开,右边是马、恩全集,左边则是一些线装的古书。书柜上的书摆放得非常整齐,上面还有一只会报时的小闹钟。

华国锋平时很少出门,不便可能是原因之一。有一年,他戴着口罩去地坛看庙会,还是被人认出,群众拥挤围观,周围的治安人员赶忙阻拦,有群众还拿出相机拍照,华国锋的口罩也被挤掉,他急忙坐车离去。

还有一次,华国锋夜里去王府井,被一些工厂的工人发现,问:“是华主席吗?”华国锋说:“我不是。”又说:“天已经晚了,快回去休息,明天还要上班。”

但一年中有两天,华国锋是一定要出去的。一是毛泽东的诞辰:12月26日,另一天是毛泽东的忌日:9月9日。他会带着家属和工作人员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2008年8月29日星期五

海归真的“反西方”?

 海归派的行为分析并非国外媒体可以轻易揣测清楚

  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正在以每年数万计地增长,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影响。长期以来,西方认为这个群体会在中国输入西方价值观,“海归”也被视为亲西方的桥梁。

然而,美国《新闻周刊》近日却提出不同的观点。该杂志通过对以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为代表的海归们的采访,刊登了一篇题为《海归的崛起》的文章,该文的核心观点是“越西化的中国人反而越不喜欢西方”。因为其观点的标新立异,该文立即在互联网引起巨大反响,海归派的行为分析也再次引发热议。

  偏见带来“反西方”

  “当老外对中国有很多误解时,我就特生气。”德国留学生郭萌熙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坦言自己在国外比在国内爱国情绪更强烈,“主要是无法接受外国人的偏见”。

  由于历史形成的偏见和对近年来中国发展的无知,让很多西方人对待中国留学生和中国时表现出不公平的态度,甚至是歧视,这令中国留学生表现出了更强烈的爱国热情,回国后,这些情绪还会留在一部分海归内心。

  “老实说,我们在国外时,确实碰到有人老问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问中国有没有现代的建筑或汽车。”曾在加拿大生活10年后返回上海开办教育慈善机构的黄丹妮说,“有时确实觉得,他们对我们是有偏见的。”

  上半年在加拿大留学,刚回到北京工作的张浩远说,在奥运火炬传递期间,有很多加拿大人自制了支持“藏独”的海报挂在自家大门上。“我见一张就撕一张。”张浩远说,“很多外国人根本就不了解真实的情况,只按照他们的思路来做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孔寒冰也承认,“海归反对西方”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他同时认为反西方并不绝对,“我们不能把某些特例给普遍化了,对这种现象还是要宽容一些。只能说,越是西化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情绪可能就越强烈,这也跟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但是并不能说他们就是反对西方的。”

  解剖三类“反西方”海归

  海归中的先驱们不想成为现代的西方人,这些求学归来的海归人士,不仅带回了高科技和新理念,也带回了西方世界的思考方式。他们回到中国后,用西方的眼光看问题,用中国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时候的矛盾冲突就出现了。

  “我并没有单纯地强调反西方。”海归一代的代表张朝阳认为,海归派的行为分析并非西方人可以轻易揣测清楚,“由于留学生对西方社会了解比较深入,对西方的认识相对中肯和平衡,尽量避免了盲目崇拜或者崇洋媚外,将理性地面对东西文化政治交融时带来的问题。”

  成功的年轻海归也希望突出自己是现代的中国人。对这些海归来说,虽然深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但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诉求也变得愈发强烈。黄丹妮在加拿大的生活十分优越,但两年前她毅然决定返回上海创业,“回国倒不是上一代人说的爱国,回国发展是觉得有认同感。”

  张浩远也认为自己对西方没有任何敌意,在他看来,别人混淆了“爱国”和“反西方”的概念,“虽然我把‘藏独’海报一张张扯下来了,当时很痛恨加拿大人,但是其实我并不反感加拿大人,相反,我有很多加拿大朋友。”

  针对这种现象,孔寒冰对《国际先驱导报》分析说,“对于西方提出异议的海归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国外发展得不理想的,很大程度上会不喜欢西方。第二种是真正了解西方的人,他们看到了西方哪些地方不尽人意,会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在中国就说中国不好,在外国就说外国不好。尽管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海归反西方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都只是个案。”

  从仰视西方到平视西方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远渡重洋求学,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回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科学技术,就这一层面来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现代化的西方世界是中国进步过程中的老师。

  但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海归对西方的心态正在开始变得复杂。

  在张朝阳看来,多数海归现在有一种全新的自信,“东方与西方现在不再是单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互相都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长处,东方面对西方已经经历了从仰视到平视的过程。在平等的原则下,敌对的态度就会减少很多。”

“对西方,我们需要了解更多”

  ——专访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

  海归们在面对西方时的复杂心态,让美国《新闻周刊》得出了“最西化的中国人最反西方”的结论。作为海归一代的代表人物,张朝阳被西方定义为“21世纪中国青年时尚潮流的代表”。8月26日,张朝阳就此话题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的专访。

  “《新闻周刊》的结论不是我本意”

  《国际先驱导报》:《新闻周刊》在采访你后,发表的文章的核心观点是“最西化的中国人最反西方”。你怎样看待这一观点?

  张朝阳:这是他们的结论,并不是我的意思。我只是说,火炬传递在外国受到干扰,我认为中国人应该联合起来,让我们的声音被世界听到。

  过去西方人普遍认为,去留学的人都能接受西方的价值观,然后回到本国传播他们的思想。但是恰恰是当留学生在外国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对这个国家了解得比较深入的时候,在有比较的情况下,才会达到一个比较中肯的、能够平衡的本质的看法。没有在那里生活过的话,西方所说的一些理念就有可能把你糊弄住。因为你不知道、不了解,就可能会有一些盲目崇拜。一旦了解了,就会有一个和本国的比较,能看到各方面的优缺点。这种更加理解或者支持我们中国人所走的道路的做法,是基于可判断的基础上,并不是盲目的民族主义,也不是崇洋媚外,而是一种理性的看法。

  《国际先驱导报》: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正是因为了解西方,才不喜欢西方?

  张朝阳:确实有这样一部分人存在。但是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能把它绝对化。不能认为海归派都是一类,海归派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只能说跟西方接触得越多,就越容易表现出爱国的情绪。但是不能说他们反西方。只能说他们看到了西方到底是什么样子,也能体会到西方不好的地方,就会产生一些比较有说服力的看法。

  “我的生活方式和民族走向是两回事”

  《国际先驱导报》:如何解释部分海归对西方的敌意?

  张朝阳:有些海归在美国是非主流人群,因为毕竟是少数民族,可能会受到歧视。所以他们在看待西方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情绪,我不能说我没有这种情绪。

  我在回国十多年以后逐渐了解到,很多事用中国的做法,最后也能做成。但现在也不应该完全排斥西方,我们必须互相学习。几百年前,山高皇帝远,国与国之间不需要学习。现在世界各国之间距离都很近,我们需要也必须去互相学习。外国确实有一些好的东西需要学习,但是在学习的同时不要放弃自己。

  对于西方,我们经历了一个从仰视到平视的态度的变化。这样的态度反倒不是一种反西方,我们的主流媒体对于西方的一些批评,甚至可以公开来讨论。这是一种更从容、什么东西都可以接受的态度。

  《国际先驱导报》:那你怎么看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负面报道?

  张朝阳:当一个国家强大的时候,所表达的应该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含蓄的、不经意的、不卑不亢的态度,不需要太过激。奥运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外国人可以亲自来看看,用中国的组织方式,我们已经成功了。世界上有一套西方的组织方式,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组织方式。用另外一套组织结构,同样可以取得成功。现在西方体制的唯一性受到质疑,民主的表达也会有另外一种方式。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看到过很多关于你的公开报道,这些报道让普通人感觉你的生活方式已经很西化了。你自己是否这样认为?

  张朝阳:可以说我摆脱了一些中国儒家传统上对于知识分子的孜孜不倦、一生追求这样的一种理念,更多地结合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我个人生活方式的价值观方面,我是中西结合。我个人采取的生活方式,和我宣扬的我们民族应该怎么往前走,是两回事。

  “我被美国的民主骗了”

  《国际先驱导报》:今年上半年,国内出现了一些像“抵制家乐福”这样的事件,你当时明确表示“法国货应该被抵制”。你支持抵制是出于什么原因?

  张朝阳:民众有情绪需要表达,就要让他表达出来。这个世界上很多表面的事件和背后所暗藏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按照西方的体制,人是有自由表达权利的。表面上,巴黎市政府是不受法国政府管理,警察没有管住,就有人冲上去破坏。按照西方的逻辑,法国政府和人民是没有责任的,而应该由某一小撮“藏独”来负责。表面上一切都顺理成章,好像是因为体制的优越,让人民有了更多表达自己意见的空间,有些人的表达手段就是抗议。但当对世界政治和各个方面有更深入了解后,就会发现“世界无小事”,任何小事都是有关联的。我不相信法国政府会对巴黎政府没有影响,也不相信他们的警察会那么无能。中国的火炬传递在法国受到的遭遇,不是偶然的,是整个法国政府从上到下的一种态度的表达。所以我觉得,中国民众一定要表达出来自己的态度,而不能被西方的一整套说辞给欺骗了。

  《国际先驱导报》:有人认为你当时的这一看法比较情绪化,你现在是否还是持“应该抵制法国货”这样的看法?

  张朝阳:我还是会这样认为。我的那篇文章完全不是情绪化的产物,而是分析了事件背后的一些事情。其实我在美国的时候也被美国的民主给骗了,美国政府的公关做得是最好的。在商业的极其激烈的竞争下,导致商业方面的营销和公关已经发展得炉火纯青,经常一些大企业的公关人员会加入政府,这样就导致政府的公关能力也很强,这一点在竞选上的体现就很明显。连打伊拉克,导致上百万人生灵涂炭的事情美国政府都能有很好的借口。所以我对西方的民主开始另眼相看。过去有一些海归或者学者,主张全盘西化,就是因为对西方太不了解。当他们了解更多的时候就会知道,西方也有很多不好的、肮脏的东西。我们需要了解更多。 (胡雪)




贺绍强称全家回中国铸成大错(视频)




多维社记者纪群编译报导/已经回到中国几个月的贺绍强,现在正在做计划带贺梅,还有家里其他人回到美国。

这是WMCTV网站刊登的一篇由Brooke Sanders撰写的题为“贺梅:回家?”(Anna Mae He: Coming Home?)的报导透露的消息。

报导说,这消息的来源就是贺梅的亲生父亲贺绍强,是贺绍强亲口对笔者说的。

Brooke Sanders的这篇报导还说,贺绍强反映说,在中国的生活并不想他原来想象的那样。这篇报导说,贺梅,一直处于亲生父母和住在美国中南部的寄养父母贝克夫妇之间展开的、曾经持续了数年的国际性监护权争夺大战的中心,她于今年初搬到了中国。

贺绍强可以很简单的概述他们一家人如何调整、适应在中国的生活。

“带着孩子们回到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最近的一次接受采访时,贺绍强在电话那头说。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坦诚回答,因为,就在几个月前,我们还看到贺梅在开怀大笑,她显然对新家园的生活感到高兴。

“她不轻易流露真实情绪,”贺绍强说,“她很少哭,也不流眼泪”。

事实上,贺绍强说,贺梅的笑容背后隐藏了真正的痛苦。

“我可以告诉你,在这样的环境,她每天都不舒服,”他说,“她不但感到陌生,还感到恐惧。”

恐惧,是出于多种原因。贺梅不会说中文,而且住在一个拥挤的城市里,和她的弟弟、妹妹一起在一所过度拥挤的学校念书。在她的班上,学生超过60人,与她在孟菲斯圣Agnes学院的小课堂相比,宛如天地。

“我的孩子没有得到老师足够的注意,所以,我很担心他们在学业上落后,”贺绍强说。

而且,贺梅没有交到许多朋友。

“她没有兴趣与其他人打交道,”贺绍强说。“她一直不断地怀念孟菲斯”。

贺梅并不是唯一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贺家孩子。她的弟弟和妹妹也想回孟菲斯。

“我的孩子是美国公民,”贺绍强说。“他们都在美国出生和长大。”

因此,虽然贺绍强在中国有两份教师工作,他希望把他的家人带回到孟菲斯。但是,除非有移民法律的帮助,以及有一家美国公司担保他的家庭返回美国,否则他的回美愿望是无法实现的。

贺绍强希望孟菲斯有人能帮助他们。

“与孩子们一起返回美国,对我而言,意味着一切,”贺绍强说。“这就是一切”。

报导最后写道,贺绍强说,在那之前,他们家庭会尽最大的努力保持快乐。

经过七年漫长的诉讼,美国田纳西中国夫妇贺绍强和罗秦赢回女儿小贺梅的案件受到全球华人关注。当地时间11月26日贺绍强表示,他们全家人已经计划在今年的十二月三十日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图为小贺梅回到自己家庭后和自己的姐妹玩耍。

WMC-TV: Anna Mae He: Coming Home?
Anna Mae He: Coming Home?

(7-30-08)

Plans are being made to bring Anna Mae He back to America. The news comes from Anna Mae’s biological father, Jack He, who says life in China is not what he thought it would be.

Anna Mae, at the center of an international custody battle for years between her biological parents and her Mid-South foster parents, Jerry and Louise Baker, moved to China earlier this year.

Jack He can easily sum up how his family is adjusting to life in China.

“It’s a big mistake for me to return to China with my kids,” he said by telephone in a recent interview.

It was a suprising admission given that, just months ago, we saw Anna laughing and apparently happy in her new homeland.

“She does not easily show her emotions on the surface,” Jack He said. “She does not cry or have tears.”

In fact, He said, there is real pain behind Anna’s smiles.

“Every day I can tell she does not feel comfortable in this kind of environment,” He said. “It’s not only strange to her, but it is scary to her.”

Scary,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Anna doesn’t speak the language in an overcrowded city, where she and her brother and sister attend an overcrowded school. With 60 or more children in her class, it’s a far cry from her small classroom at St. Agnes Academy in Memphis.

“My children do not receive sufficient attention from the teachers, so I am very concerned that they can’t catch up with the students academically,” He said.

And, Anna isn’t making many friends.

“She is not interested in interacting with others,” He said. “She keeps thinking about Memphis.”

Anna is not alone. Her brother and sister want to come back to Memphis as well.

“My children are U. S. citizens,” He said. “They were born and rai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although Jack He has two teaching jobs in China, he wants to bring his family back to Memphis. He can’t do that until he gets help with immigration laws, and an American company to sponsor his family’s return.

He hopes someone in Memphis will help.

“It means everything to me to return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my children,” He said. “It means everything.”

Until then, Jack He said, his family is doing the best it can to stay happy.




多伦多中国留学生吞枪自杀疑涉三角关系


【明报专讯】“我作为一个母亲,儿子就这样(不明不白)走了,我很悲痛……”虽然儿子被警方认定为自杀,李春雷的母亲李海英在事件过去一个多月后,依然不能接受上述事实,在处理完儿子身后事、选择暂留加拿大的唯一心愿就是,盼望有知情人告知儿子离奇自杀的背后真相,让这位身心饱受煎熬的寡母的伤痛得以平伏。

28岁来自中国北京的留学生李春雷今年7月23日晚,在北约克一座高级柏文内太阳穴中枪,警方经过验尸等调查后认定死者自杀;据知,事发当时该柏文内有1名年轻女子对警方自称死者女友,并称李春雷是自杀,警方亦曾向死者母亲表示,李春雷可能死于感情问题。

李春雷本来已有一名亲密至同居,被李母视作“儿媳”的女友,不过在案发期间因事返回中国一行。

昨日在李春雷的追思会上,记者从李春雷的“正牌”女友口中听到更多内情,李春雷的离奇自杀同样令她困惑和饱受伤害。

24岁的赵佳是李春雷的老师、身边朋友口中所指的“李春雷的女朋友”,更早已被李海英视作“儿媳”,但是对于外界所指李春雷由于感情问题在“女友”家中自杀的消息,令她深受伤害。

赵佳昨日告诉记者,她与李春雷拍拖4年,感情一向稳定,在她因家中变故须回国一个月之前,两人亦未有任何争吵,李春雷还托她从国内带礼物返加,并一直表示会去机场接机,“由于外婆去世,我于6月24日回国一个月,他7月23日晚自杀,我是24日才从中国回到多伦多,前一日说好要到机场接我的他并没有出现……事后警方通知我,李春雷在他的‘女朋友’处用手枪自杀。”

女友证手枪属死者所有

赵佳说,那把手枪确实属于李春雷,“大约是前年吧,他有一天被朋友带去一间枪械俱乐部玩,当时他有打电话叫我一起去,我没去;两天后他就把那支真枪带了回家,放在箱子里;但他很小心,每次在家中玩枪都不上子弹,而且从不会把枪口对准人……”

对于拍拖4年的男友,在她回国的这1个月里到底发生何事,赵佳表示,她亦不知情,“在我回国的这一个月,他好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据警方告诉我,我回国的这1个月,他搬离了我们在士嘉堡的柏文,去了另一个人家中住,更早在7月22日就将那把枪拿到案发的柏文去。”

赵佳表示,根据她在李春雷遗物中发现该名女子与李春雷的亲密合照,以及有关线索,相信该女子是李春雷生前就读学校的一名老师:“当晚到底发生什么事,只有当事人才会知道吧。”

对此,一心想知道儿子死因的李海英表示,她根据警方所提供的电话,在北京办理赴加签证时就曾致电给该名女子,接电话的女子自称,“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亦是(事件)受害人,受警方保护。”

李海英苦涩地说:“我到了多伦多后又打电话给她,只想知道儿子当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要自杀?我并不是想向她追究什么,我明白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感情世界,但是儿子这样地死了,作为母亲,我想知道究竟是为什么?希望有人能体恤一位母亲的心。”但她表示,事后有人报警说被骚扰。

母捧爱儿骨灰坛哭倒追思会

在中国移民紧急援助基金安排下,中国留学生李春雷追思会昨日上午举行,中国驻多侨务领事姜殿昌、北京协会会长杨宝凤,中国留学生协会代表,以及李春雷在多伦多的老师、同学好友等十余人参加。

手捧爱儿骨灰坛出现的李妈妈,在追思会上伤痛欲绝,更一度需要躺下休息;而陪同表妹李海英赴加奔丧的李春雷表舅,作为亲属代表致词感谢多伦多华社热心人士协助处理外甥的后事。

靠卖菜卖冷饮将儿子送出国门留学的下岗女工李海英,本身亦是一名癌症患者,在儿子3岁时即成寡妇的她,耗尽一生心血将儿子抚育成人、现在却又再次承受失去至亲的巨大打击,晚景凄凉。

为援助身心俱创的李海英,加拿大中国留学生协会和北京协会将于本周六(8月30日)下午2时至5时,在万锦新旺角广场的美食广场(food court)举行爱心拍卖会,希望各界热心人士慷慨捐款捐物,查询可电416-508-8888马建立。

本周六爱心拍卖会筹款

据悉,李春雷的葬礼等费用,已由协助处理后事的戴培康牧师先行垫付了3000余元,而经济拮据、栖身于简陋旅馆的李海英决定,将在多伦多逗留一段时间,期望能查知儿子的死亡真相。

另一方面,主持李春雷追思会的中国移民紧急援助基金干事朱萱东牧师,再次呼吁各界向紧急援助基金捐款,该基金银行专用帐号是道明银行1882-521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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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抱骨灰坛哭晕 女友不信自杀.李春雷追思会一片愁云

星岛日报记者/疑在家中开枪自杀身亡的中国留学生李春雷,其追思会昨日在北约克一间教堂举行,从北京赶来奔丧的李母在会上哭成泪人,精神几乎崩溃。和李春雷拍拖4年的赵姓女友出席追思会,她形容李春雷“理性、谨慎”,两人感情一直很好,无法相信他会突然自杀或玩枪走火。中国移民紧急援助基金开通捐款帐号,呼吁华社各界伸出援助之手,为李家筹募丧葬费。

出席昨日追思会的人士包括,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侨务领事姜殿昌、加拿大北京协会会长杨宝凤、一直协助李家处理丧事的加拿大长老会戴培康牧师、中国移民紧急援助中心朱宣东牧师,以及李春雷生前好友等十多人。

亲朋落泪不信自杀

李母怀抱儿子骨灰坛走入教堂,由始至终一直痛哭不已,无法言语,甚至一度昏倒。在场亲朋无不落泪,无法相信李春雷会自杀。当年办理李春雷留学的圣邦国际教育中心郭玉红老师表示,她与李过去7年一直有联系,出事前一周李还给她电话,询问学生签证延期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准备好自杀,怎么可能还会管签证续签?”

李春雷的赵姓女友赵佳也不停流泪,并向媒体讲述有关案情的内容。她表示,和李春雷拍拖有4年,双方感情一直很稳定,并于2006年一起回中国探望父母。李春雷有提起结婚的事情,但她认为自己年纪还小,没有同意。今年1月,她父母出资在士嘉堡购买了一处房屋,她和李春雷就一直住在那里。

事前一点迹象也没有

今年6月24日她在中国的外婆突然生病,她于是立即订机票飞返中国,到7月24日才返回多伦多,而李春雷自杀是23日晚深夜,她是下了飞机给李春雷打手机,才从警方处得知李春雷已死,感到非常震惊。她说,之前一点迹象也没有,甚至是23日李春雷还电邮给她,表示要去机场接她。

赵表示她后来才得知,李春雷自杀所在的豪华柏文是另一个女人居住,她是李春雷新结交的女友。也正是此女向警方报警。赵表示对该名女子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是李春雷同一学校的前台接待员。她还了解到,案发前,李春雷已在此女家中居住约1个月。

对于李春雷为何手中有枪?赵表示她之前曾看过该枝手枪,2年前的一天,李和一位男性同伴前往多市某枪械俱乐部,回来时已购买了这枝枪。她认为,可能是李春雷觉得男孩子有枪很威风,所以购买收藏。

不可能玩枪走火

赵表示,警方曾怀疑李春雷是开枪走火,因为案发现场的桌子上有11发子弹,是从手枪中取出,但该枪可以装12发子弹,怀疑李春雷忘记取出最后一发,然后玩枪走火。但赵认为这不太可能,因为李是一个“理性、谨慎”的人,平时在家玩弄仿真手枪,都不会对准家中饲养的小狗。她也很难想象李春雷会自杀,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受了刺激就走极端的人。

设紧急援助基金帐户 盼各界华人伸援手

朱宣东牧师表示,无论李春雷是因何去世,但他留在世上的单亲母亲非常可怜,李妈妈中年丧夫,晚年丧子,人生实在悲惨。她倾其一生所有,供养儿子在加国读书,老来却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目前丧葬所花的3,000元费用都是戴培康牧师垫付,且李母希望在多伦多停留一段时间,了解儿子自杀真相,但经济方面非常紧张,甚至无法缴纳房租。

他呼吁华社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李妈妈。中国移民紧急援助基金已设立捐款帐户,接受市民捐款,帐号为:TD Bank 1 882 5211502。

另外,中国留学生协会将于明日(周六)下午2时至5时在新旺角广场举办拍卖会,所得捐款将全部用于资助李妈妈。

李所用手枪非法拥有

根据多伦多警方昨日的消息,警方已经证实李春雷吞枪所用的手枪非合法拥有,正在调查该手枪的来源渠道。另外,警方根据验尸官报告,也排除了他杀可能,将案件列作“自己造成伤害的案件(self-inflicted)”。

拥枪渠道值得调查

警方消息指出,该枝手枪目前正由科学鉴证科检验,以确定该枪以前是否有在其他案件中使用过。李春雷没有案底,普通市民如果没有许可,想随便购买手枪并不容易,李春雷拥枪的渠道值得调查。

另一方面,警方根据验尸官报告,如开枪者手上留下的火药痕迹及伤口大小等,已经排除他杀可能,将李的死亡列为“自己造成的伤害的案件(self-inflicted)”。通常这种情况下,警方不会再追究自杀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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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月,完全变了一个人”
出事前与女友通电话 李春雷说话吞吞吐吐

世界日报记者马天培报导/与李春雷相处4年的女友赵佳昨天也来到追思会现场,她说,李春雷在最后一个月里完全变了一个人。

今年24岁的赵佳几年前结识李春雷时,是他的同学。两人感情一直很稳定,李春雷家境比较困难,赵佳一直在资助他的房租和生活费,也曾随李春雷一起回北京看望过他的母亲李海英。

赵佳说,她今年夏天回国一个月,计划 7 月24 日回多伦多。李春雷 23 日出事前十多天,她因病入院,出院之后给他打电话,但是发现男友说话吞吞吐吐,就生气地质问他“好不容易打个电话,你怎么一点也不关心我?”但李春雷说“反正你也快回来了,等你回来再说。”

赵佳回到多伦多后,警方告诉她,李春雷在华裔女子张怡(音)的公寓中自杀身亡,报案的张怡也说她是李春雷的女友。赵佳说自己当时“脑海一片空白”。事后,她在男友的遗物里发现了张怡的照片,得知她是李春雷学校的前台职员,又在李春雷的车里发现他和张怡的合照。

她说:“我现在也谈不上原谅不原谅他(李春雷)了…我只是希望他还活着。”

李海英说,因为张怡是第一个发现她儿子遗体的人,她曾经致电张怡,想了解当时的情况,但张怡“说话很冲”,拒绝提供资料,并称“我就是看你号码是北京的才接起来,我还是受害人呢,警察要保护我的”。后来更向警察报案,说李海英打电话骚扰她。

赵佳还说,李春雷自杀用的手枪很可能是他自己的。两年前,李春雷曾打电话跟她讲:“我要和朋友去枪械店,你要不要去?”但她当时正在家打游戏,就回答没兴趣。

“两天后,他就带回一支手枪,没有说是谁卖给他的。他没事的时候就把手枪拿出来玩玩,然后再放回去。但是他为人很谨慎,跟我们一起住的朋友都不知道他有枪,他玩枪的时候也从不把枪口冲着人。”

她说,警察表示李春雷22日将手枪从他和赵佳的住处拿到张怡的住处,23日即开枪自杀。他旁边的咖啡桌上放着11颗子弹,枪里只有1颗。赵佳称警察也怀疑是不是李春雷玩枪走火,忘记有1颗子弹在枪里没有撤出。不过因为子弹是从太阳穴射进,所以警察还是倾向于自杀。

追思李春雷 李母痛哭昏厥
坚信独子不会自杀 “为了一个心碎的母亲” 留学生协会周六义拍募款

记者马天培报导/上月23日自杀身亡的留学生李春雷的追思会,28日在多伦多市圣保罗信义会举行,死者的母亲李海英因伤心过度,一度在众人面前哭晕。
北京留学生李春雷在上月23日身亡。当日晚上11点20分左右,自称李春雷女友的华裔女子张怡(音译)向警方报案。

警方在她位于央街夹雪柏路的高级公寓发现了李春雷的尸体和手枪,很快断定为自杀案,并宣称调查结束。

但李海英却绝不相信她的独生子是自杀的。她说,她最近曾在中国驻多伦多领事姜殿昌的陪同下去过54分局,警员儒格鲁(David Rughoo)经社区志愿者翻译,对她表示李春雷的案子现在还不能出示报告,因为疑点很多,不能结案,调查时间要几个月到半年。

今年28岁的李春雷2002年初来加留学,先后在多伦多英比利学院、肯尼迪学院及一个语言学校读书,期间一直在打零工。为办移民,他今年刚刚转到公立的Lambton学院的约克商业学校就读。

据与他熟悉的圣邦国际教育中心总经理郭玉红表示,他成绩一般。今年夏天,他为了等移民办好学费能便宜些,没有上课,而是跟一个木匠师傅在做装修。

李海英说,丈夫在李春雷3岁时就已去世,她也早已下岗,靠卖菜、卖冷饮的收入及家中剩余的积蓄供儿子读书。去年年底,她发现患有子宫癌,今年1月做完手术,但现在还在吃中药。

她还表示,李春雷与原籍西安的女友赵佳已经相处4、5年,并在前年春节带赵佳回北京,在家住了一个月。他们本来打算在奥运年结婚,为此,她已经把结婚用的被面、枕头准备齐全,说如果儿子不回京完婚,就要把东西带去多伦多。

李海英称,儿子自杀当日还曾给她打电话。“他第一句话就问‘妈妈,你好吗?’然后就说他今年就要毕业了,10月份就能从留学转成移民。他还说‘妈妈,你孤独的日子不会太多了,到时候你就来加拿大和我们一起住。”

她哭着说:“他不是那种内向的孩子,电话上也很正常,他怎么可能自杀呢?怎么可能连遗言都不给我留呢?”

她还说,和李春雷一起工作的木匠师傅告诉她,李春雷一直工作很勤恳,但遇害那天下午接了7、8个电话,然后就说要帮朋友办点事,下午4点多就急急忙忙地走了。“这明明是有人在催他,连着打电话要他过去。”

陪同李海英来加的表哥表示,到现在,他们还不敢把李春雷的死讯告诉他84岁的姥姥、姥爷。他说自己签证时间很短,近期就要回京,但表妹的签证到明年3月,会留下来继续调查。

多伦多中国移民紧急援助基金负责人朱萱东希望多伦多华人能向李海英伸出援手,让她安度晚年。善心人可捐款至该基金在道明银行设立账号1882 5211502。

同时,中国留学生协会、北京协会会于本月30日(本周六)下午3时至5时在万锦市新旺角广场将举办“为了一个心碎的母亲”的现场义拍募款活动。

义拍募款 助李春雷老母
中国留学生协会举办 多位艺术家响应献爱心 提供作品义卖

为帮助上月开枪自杀的中国留学生李春雷的母亲,加拿大中国留学生于本周六发起义拍募款活动。
7月23日,中国籍北京留学生李春雷在其北约克公寓头部中弹身亡的消息,多伦多警方判定为李春雷自杀。李春雷的母亲李海鹰前来多伦多处理后事。据李海鹰告诉媒体,在李春雷3岁时先生过世,是她一人拉扯儿子成大,并省吃俭用供儿子出国。如今儿子去世,留下她独自面对余生。她并说自己是下岗工人,并患有癌症。

为帮助李海鹰,加拿大中国留学生协会和北京协会于本月30日(本周六)下午3时至5时在万锦市新旺角广场将举办“为了一个心碎的母亲”的现场义拍募款活动,旨在尽可能的募集捐款并现场开箱,全额转交给李海鹰。活动料由安婆婆网站和火花演艺制作承办。

主办者称,已经得到了一些社会热心人士的积极响应,目前有多位艺术家提供的绘画作品价值5000余元。主办单位欢迎有意提供义拍物品的企业或个人,同时希望社会各界人士届时来到义拍现场奉献爱心。

如有捐献义拍物品和了解活动详情者,请致电予中国留学生协会416-508-8888,火花演艺制作416-893-1806,或安婆婆网站 416-499-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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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李春雷追思会:没人相信他会自杀

(加国无忧/谈海)8月28日上午,由新移民紧急援助基金主持的中国籍北京留学生李春雷追思会在北约克华人教堂举行。李春雷的母亲、舅舅,总领馆代表、北京协会代表及李春雷生前好友一起参加了追思会。

李春雷是今年7月23日深夜11点半左右在北约克央街夹401公路以北Harrison Garden Blvd 16 号的1幢新建豪华公寓内遭枪击身亡的。

据警方介绍,报案者为死者的女友,警方接报之后赶到现场,发现死者头部中弹,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警方在现场找到一把手枪,稍后将报案女子带回警察总部协助调查。警方在死者伏尸的寓所内,并未发现任何涉及非法或可疑活动的迹象。两日后多市警方经调查排除他杀可能,也不像枪械走火,对死者进行的尸检结果证实李春雷是自杀身亡。

李春雷今年28岁,于2002年初来多伦多留学。过去的6年当中,他上过语言学校,打过工,死前在约克商业学校就读,还差一个学期就要毕业了。李春雷出国前,已在首都医科大学完成了透视照相的大专学业。李春雷的母亲李海英是北京的下岗女工,李春雷的父亲在他3岁时就已经去世。李海英为了儿子一直未再婚。平时靠做一点小生意供儿子在加拿大念书。李海英同时也是一名癌症患者,在上半年刚刚接受过手术治疗和放疗。

据李海英介绍,李春雷本来计划今年奥运期间和女友结婚的,怎么也没想到,他却突然撒手人寰。她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儿子会自杀。

李海英回忆最后一次接到儿子的电话是7月23日。当时儿子照例问她身体可好。然后告诉她自己快毕业了,而且他从留学转移民的手续到今年10月也能完成,届时就要接妈妈来加拿大,期间一点反常的情况都没有。

从事留学生服务工作的郭女士告诉记者,她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震惊,她不相信李春雷会自杀。她说,几年前李春雷落地时就是她接的飞机,一直保持着联系。李春雷给人的印象是十分开朗乐观的,每次通电话她都会嘱咐李春雷不要和不三不四的人交往。出事后她赶往李春雷的住处,邻居说最近两天没看到李春雷的车,估计他没回来住,此前没发现李春雷有任何异常行为。

一位姓刘的李春雷的朋友告诉记者,因为住的比较近,他和李春雷一直保持联系。李春雷一直在打工、上学,李春雷以前做过外卖,后来还做主厨炒菜,出事前李春雷告诉他在做工程,他参与完成装修工程的计算机设计。他说李春雷很开朗的,不明白为什么会自杀?

李春雷的女朋友赵小姐也出现在追思会现场,当记者问她有关出事那天的现场细节时她却说她什么也不知道,并说报案的不是她。记者追问报案者称是李春雷的女朋友是怎么回事?赵小姐说她不知道,她是在李春雷出事的第二天才从中国返回加拿大的。最后她不太情愿的说,出事现场的那个女人和李春雷认识。她后来在李春雷的遗物中发现李春雷与1名女子的亲密合照,并相信该女子是李春雷生前就读学校的一名前台接待员。这样看来,警方给出的“可能死于感情问题”的结论还是有根据的。据了解,李春雷与女朋友赵小姐已经恋爱几年,2006年春节,他曾带女朋友回到北京,在家里住了将近一个月,之后赵小姐回到西安过年。出事前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据北京协会会长杨宝凤介绍,为了帮助一个心碎的母亲,8月30日(本周六)下午3点至5点,在新旺角广场将举办“为了一个心碎的母亲”现场义拍募款活动。本次活动由加拿大北京协会和加拿大中国留学生协会联合主办,安婆婆网站和火花演艺制作承办,旨在尽力于紧迫的时间内尽可能多的募集捐款并现场开箱,全额转交给李春雷的母亲李海英。目前已有多位艺术家提供的绘画作品价值$5000余元。至截稿时,加盟1元义拍商家产品有:加拿大环联物流有限公司服务代金券价值$300;环联搬家公司代金券价值$200;明茶餐饮代金券及极品铁观音价值$1000余;中信汇安服务代金券价值$100;Top Hand Car Rental租车代金券价值$200;NEW4 Creative Studio摄影设计服务代金券$100和其它生活及美容产品等。

主办者希望社会各界人士届时能够来到义拍现场奉献一份爱心。

关于捐献义拍物品和了解活动详情,请致电 加拿大中国留学生协会 416-508-8888 / 火花演艺制作 416-893-1806 / 安婆婆网站 416-499-8009
时间:8月30日星期六下午3-5点
地点:新旺角广场(New Kennedy Square)8306-8362 Kennedy Rd. Markham (HWY7/Kennedy)



向中国人卖力推销自己的巨星们

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当全世界正在估算中国会从成功主办一次近乎完美的奥运会而获得多少经济、政治利益时,在北京参赛竞技的明星运动员也在尝试着从中国蒸蒸日上的体育销售市场和赞助合同中牟利。

奥运会期间,像德怀恩·韦德(Dwyane Wade)和小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这些运动员,似乎在场上场下都同样卖力。这些运动员们不但在向中国顾客推销球鞋,也在推销他们自己。

纽约时报27日发表驻上海记者戴维-巴博萨(David Barboza)从北京发回的一篇题为“中国体育市场崛起带出体育明星”(Sports Marketing’s Rise in China Brings Out the Stars)的报导,报导说,热心于推销自己的NBA迈阿密热火队球星韦德和网坛名将小威廉姆斯热情地对待中国媒体,与中国体育球迷在网上聊天,并与他们的经纪人一起策划如何打入潜力庞大的中国市场。

韦德的经纪人亨利-托马斯(Henry Thomas)说:“在韦德来参加奥运会前,这是我们讨论过的话题。我们谈过提高他在这里的知名度的方法。”托马斯也一起来到北京,日日夜夜奔走于赞助商之间。

当全世界正在估算中国会从成功主办一次近乎完美的奥运会而获得了经济、政治利益时,在北京参赛竞技的明星运动员也在尝试着从中国蒸蒸日上的体育销售市场和赞助合同中牟利。

根据上海一家独立体育市场推广及顾问公司-前锐咨询公司(Zou Marketing)的市场调查,这个行业已经从1994年年销售额10亿美元的行业成长为年销售额150亿美元的行业。

广告公司沃尔特-汤普森大中国区(Greater China at J. Walter Thompson)的总裁唐锐涛(Tom Doctoroff)对运动员和中国市场的现状打个比方,他说:“就像老鼠看到起司一样。问题是,这些明星是否有打入中国市场的条件。”

体育营销的专家说,中国球迷远比其他大多数国家的球迷要求高,他们只会支持有个性,而且,保持长期胜利记录的运动员,这意味着,许多一流运动员都无法达到这标准。

唐锐涛说:“你必须成为所从事的体育项目的主宰,极端的成王败寇主义。任何不能成为篮球皇帝,或者无法成为网坛女皇的人都买办法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

韦德和小威廉姆斯认为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在过去两周里的采访中,两人说,他们和他们的经纪人都意识到在中国宣传自己,可以吸引那些寻求打入中国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市场的国际企业的注意力。从这些活动中,他们可以取得新的赞助合同,在中国的出场活动,以及在一个为全球运动明星疯狂的国家里发展庞大的球迷俱乐部。

韦德在奥运会训练间断的时间里就美国篮球队的问题说:“我们在这里就像摇滚歌星一样。”他强调,他来北京是为了帮助美国队赢得金牌,但是,他承认:“你从不知道在这里会碰上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市场。”

对一些首次来访中国的外国运动员来说,奥运会让他们大开眼界。数百万名中国人在电视前观看赛事,而人气很高的洛衫机湖人队球员科比布莱恩(Kobe Bryant)不论在北京去到哪里,都受到一阵阵“科比!科比!科比!”的欢迎声。

他的NBA球衣的销售量,以及包括韦德在内的另外7名NBA明星的球衣销售量,甚至要比中国自己的篮球巨人姚明的还要高。中国已经容纳了西方风格的营销策略,使用职业运动员做为他们产品的形象大使,销售从饮料到球鞋到汽车和手机等多种商品。中国两名最知名的运动员,休士顿火箭队中锋姚明和跨栏选手刘翔,都与像可口可乐、麦当劳和耐克等大企业签署了数百万美元的商业合同。

现在,中国政府也开始对整个体育业进行商业包装。近几年里,他们在北京和上海建造了世界级的体育馆,而且,签署了把一些全球体育活动和节目带到中国的电视合同。

在中国,体育消息相关的网站是一些最受欢迎的网站。《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和《NBA内幕消息》(N.B.A. Inside Stuff)等刊物都在中国发行中文版的杂志,订阅量已经达到60万。

2006年时,一场世界杯比赛转播吸引了6,000万中国观众。另外,职业高尔夫和网球组织也频繁的安排老虎伍兹(Tiger Woods)和费德勒(Roger Federer)到中国,两人在中国都有许多球迷。

NBA从2004年开始就在中国上演季前赛,而且,还刚刚创立了一个名为中国NBA的部门,包括迪斯尼在内的5家投资商共为此投资了2.53亿美元。

与NBA签署协议成为他们在中国的合伙人的公司,有可口可乐、DHL、佳得乐(Gatorade)、麦当劳,和一些像联想(Lenovo)、海尔和青岛啤酒等中国公司,青岛啤酒现在更是成为NBA在中国的官方啤酒合伙人。

大联盟棒球(MLB)和国家橄榄球联盟(NFL)也纷纷在中国展开自己的攻势。

我们可以从一些实际数据看出中国市场可以有多大的潜力,例如,超出3亿名观众观看了本月的一场奥运会乒乓球比赛,大约1.75亿人观看奥运首日的中美篮球比赛。

一些职业运动员和他们的经纪人会尝试投资于这些体育和体育营销市场的热情来牟利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奥运会期间,感受到这种机遇的小威廉姆斯和韦德都尽自己的努力向公众推销自己。韦德在热门中国网站Tom.com上做了一次现场聊天。

小威廉姆斯在赢得金牌几小时后说:“天哪!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我就是非常爱中国。我与耐克、Wilson体育用品、H.P.和一款服装品牌都有合同。我非常希望能在北京销售这些产品。”

在赢得8次大满贯赛事后,小威廉姆斯在中国已经是无人不知的大明星了。

韦德的经纪人托马斯说,提高他委托人在中国的知名度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策略,因为在所有商业圈中,中国正变成全球最强大的力量。年仅26岁的韦德已经赢得NBA冠军,并在NBA总决赛中被选为最有价值球员,与匡威(Converse)、佳得乐和T-Mobile都签署了商业合同。

但是,托马斯说,中国可能是一种更大的机遇。

世界各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来中国宣传他们的体育联盟、他们的球鞋公司,当然,还有他们自己。贝克汉姆(David Beckham)一直是百事可乐(Pepsi)和阿迪达斯(Adidas)宣传广告的主角。2006年时,巴西足球明星“小罗纳尔多”(Ronaldinho)成为中国电脑厂商联想的品牌大使。

科比和另外一名NBA球星“小皇帝”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曾多次访华。世界最大的两家球鞋公司耐克和阿迪达斯都在积极扩张他们在中国的零售销路,并安排他们名下的一些大明星来华宣传。

今年,耐克甚至制作了一部真人电视节目《科比的传人》,在中国最大的电视台上播放。节目记录了24名年轻中国篮球运动员在美国接受训练和从科比身上学技术的历程。

耐克的品牌董事查理斯-丹森(Charlie Denson)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说:“科比在这里那么受欢迎的原因并不是巧合。科比早在几年前就意识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而且,这5、6年来,他经常到这里来。”

对科比来说,他的这些努力似乎有了回报,年仅30的他,也是赢得金牌的美国篮球队的一员。尽管,在中美对阵时,中国球迷疯狂的声援姚明和中国队,但是,“科比”似乎是中国球迷的最爱。


揭秘北京奥运会上的中国保镖

外滩画报记者李卉、郑巧/北京奥运会也是全球顶级保镖的大聚会。中标奥运会上最大一单安保合同的是国内民营安保企业中城卫,它参与负责NBC在北京的6000名工作人员和GE邀请的500位VIP嘉宾的安全。中城卫总裁肖芃告诉记者:“为了保证6000名美国人不出任何闪失,我们给每一个来中国的NBC工作人员都发放一本安全手册,并告知一个热线电话。电话是24小时开通的,如果他们逛街时感觉异常,随时都可以电话我们。”

“每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8月11日凌晨3点半,杜杰(化名)的头上已经在丝丝冒汗。此时他正带着十几个保镖,协助美国特工在NBC新闻中心进行排爆检查。北京奥运会已经开幕三天了。当天早上8点,美国总统布什将在回国前来这里参观半小时。

大约3小时后,排爆检查顺利完成。当布什出现在NBC新闻中心时,杜杰与同事们静静地站在一侧,眼睛却不时盯着不远处的车辆。“如果发生险情,我们的车瞬间就能开进大楼里,把布什接走。”杜杰说,“出于安全考虑,这里的大门被设计得特别宽阔。”

中国特种兵出身的杜杰身手矫捷、英语流利,他现在的身份是中城卫安全管理咨询服务公司的一名经理。作为一家国内民营企业,中城卫签下了本届奥运会最大的一笔安保服务合同,客户正是为北京奥运会掏钱最多的转播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及其母公司通用电气(GE)。

获得北京奥运会美国独家电视转播权的NBC,奥运期间制作的节目总长度将超过3600小时,为历届奥运之最,为此他们带来了大批人员和设备。作为北京奥运会的TOP赞助商,GE公司也邀请了500位VIP嘉宾到北京现场观赛,包括GE董事长伊梅尔特、惠普CEO马克?赫德,甚至包括奥巴马的竞选班子成员。

尽管中国警方已绞尽脑汁确保北京奥运的平安,GE的老板还是决定另外再雇一些安保力量,并为公司量身定做了一套安保服务。事实上,此前每届奥运会他们都如此操作。中城卫总裁肖芃原来也是警察出身,他介绍说:“NBC连续获得10届奥运会的转播权,这是第八届。他们的排场很大,工作人员就有6000多,一口气包下11家五星级酒店,雇用了400辆汽车,光是私人飞机就来了十几架。”

“我们的保卫工作其实从今年3月就开始了。”肖芃透露,“最先抵达的是NBC的机器,全是用集装箱运送来的,价值3亿美元。”NBC在北京租下一家硕大的保税仓库。中方派了50名武警在外面守卫,里面也设立了警务站。中城卫则负责仓库内的防火防盗、预防突发恐怖事件。“每天这么多机器,要从仓库启封,运送到各个奥运比赛场地,晚上再全部运回来,物流非常繁忙。最关键是保证运输途中的安全,不会被夹带进任何危险物品。”肖芃表示。

肖芃派驻奥运现场的保卫人员只有几百人。“应付这么庞杂的局面,依靠的是高科技。”他说,“对于机器,我们使用了在国内从未用过的VCP系统。从物品装箱开始,保安会用一个类似手机的黑盒子,在一张白色标签上照一下,标签的电子信息立刻进入网络。随后将标签在集装箱上封好,再由专人将集装箱运往目的地。只有用黑盒子输入密码,才能再拆开封条。整套物流系统全封闭运行,一旦出现夹带或开箱,马上就会被发现。”

由于公司与中国警方合作良好,这一标签信息首先进入了中国警方系统。“这样,机器抵达到比赛现场时,只需扫描而不必再次检查。”后来肖芃惊奇地发现,麦德龙也采用了VCP系统,他们负责北京奥运的食品采购。“奥组会发现你们用得好,就建议我们也用。”麦德龙安全总监告诉他。“特别惊险的事情没有,但状况还是接连不断。”回忆起北京奥运会开幕以来的情形,杜杰深有感触。

就在奥运会开幕前三天,在NBC的一个工作间,杜杰的一名同事忽然闻到一股浓烈的煤气味。“快撤!”保镖们迅速组织撤离。不到10分钟,现场的近千名NBC员工全部被转移到安全地带。“之所以这么快,是因为撤离通道被我们记得烂熟,安全地带早就在预案中被划出来了。”杜杰解释说。按照规定,中城卫的保镖每半小时就必须在公共区域巡查一次。

还有一次,中城卫设在五洲宾馆的呼叫中心接到一个紧急呼叫:“在长城上拍摄的NBC记者被雷击中了!”保镖和医生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记者被及时救助安然无恙。8月9日,由于两名美国游客在北京鼓楼遭一名持刀人袭击,造成NBC工作人员心理上都有些紧张。“他们上下班我们有专车接送,每辆大巴上都配备一个美国现役警察、中方警察和我们的安保人员。”

“为了保证6000名美国人不出任何闪失,我们给每一个来中国的NBC工作人员都发放一本安全手册,并告知一个热线电话。电话是24小时开通的,如果他们逛街时感觉异常,随时都可以电话告知我们。”肖芃说。最让肖芃难忘的,是这段日子里他们与全球顶级保镖的一起“过招”。这次共有80国首脑出席奥运开幕式,规模仅次于联合国大会。这些外国政要必定会带来大批贴身保镖、安保人员和必要的枪支装备,这无疑也是一次各国元首保镖的大聚会,顶级保安的大展示。

“我们和布什总统的保镖一起工作就感受很深。”杜杰说,“其实布什抵达前一天,他夫人先期在NBC新闻中心接受过一次采访,时间是一小时。所以最高级别的保安工作几天前就已经开始了。”

这次布什的保镖除了来自前美国特种部队以及中情局的人员以外,还有许多来自民间的职业保镖。NBC新闻中心一开始设立,便有一批这类保镖穿着便衣进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排爆检查的美国保镖有些并非来自政府,但都非常敬业。排爆检查时可以说眼睛都不眨一下。”为方便沟通,中城卫派过去的保镖个个英语流利。“后来我们发现,美国保镖的中文更溜。”

肖芃特别注意到,美国特工和保镖基本都是三四十岁,成熟稳重。“我觉得国内保镖反而一般都在30岁以内,其实不大合理。一个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站在身边处理紧急事件,其实没有什么安全感。”他说。“当爆炸发生的一刹那,不要习惯性地往前卧倒,这样会影响视线,无法保护别人。正确的做法是向后仰,同时拔枪。”说这话的是基辛格的前贴身保镖。他曾经保卫过伊拉克首席大法官,现在被中城卫特别聘请为顾问。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前特种兵,曾在身中十几弹后依然死死保护住自己的客户。

有一次他与客户一起住进一家50楼高的酒店,他硬是从50楼一层一层走到一楼。“因为要检查每一层的消防通道是否安全。”离开时“一定要把房间里的每一件遗留物全部搜走,头发、纸巾都不能落下,任何一件物品都可能会让客户的DNA泄露出去,这是极其不安全的。”老人回忆说。“国外顶级保镖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杜杰说,“在中国我们是不能佩带枪支的。他们告诉我们:那就要把车子当做最有力的武器来使用。”

NBC记者曾在奥林匹克公园对科比作过一次专访。“这样的开放地带对保安来说是比较难的,一旦发生意外,我们的车子可以在30秒内抵达科比身边。”出人意料的是,这次中标奥运会上最大一单安保合同,中城卫居然没费很大的功夫。NBC总制片人一看完肖芃播放的演示文件,就马上建议签约。NBC也表示:“这将是八届奥运会以来,我们见过的最好的安保服务商。”

事实上,竞争还是异常激烈的。对手包括世界最大保安业巨头,他们都有数万员工,而国内的北京市保安公司是奥组委唯一正式推荐的国有保安公司。“其实,我在2006年一次国际会议上就结识了了GE的安全总监。虽然他们工厂的保安工作由G4S负责的,但我们和GE有临时保卫的长年合约,所以相互比较了解。这次也是GE把我们推荐给了NBC。”肖芃说。

在演示文件中,肖芃对NBC提出的诸多问题作了解答,包括遇到炸弹、恐怖袭击时的危机处理。他们甚至假设了奥运期间如果出现战争,该如何做好撤退工作。“预案详细到你无法想象,撤退的城市都帮他们选好了,包括天津和沈阳。”结果,NBC相当满意。

NBC喜欢形象好、会说英语、从业经验多的保安。“这刚好是我们民营公司的优点。”肖芃说他在招聘时,基本都选用大学生、原特种兵及退役军人。“现在顶级的保安人员相当稀缺,我们的客户GE要求保镖能够每天用英文写报告,而英特尔的安全总监是我们从联合国维和部队挖来的,一个月的薪水4万多人民币。”

“安保理念必须国际化。”肖芃表示,这一认识得益于他早年在美国的游学。肖芃毕业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在上海当了多年警察后,1990年辞职去了美国。在国外,他发现了保安市场相当有趣,“国外保安行业完全市场化了,很成熟。很多国家元首和高官出访时,聘用的保镖都来自专业公司。在美国甚至有私人监狱,政府把犯人交给他们监禁,为每个犯人交纳一些费用,运营都由私人负责。”

1995年,肖芃回国开设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当时他观察到中国政府在加入WTO时,承诺在5年后放开保安系统,于是便在2005年开始涉足这一行业,和一同门师兄创建了中城卫。短短几年时间,英特尔、GE、花旗都成了肖芃的客户。国际上的安保巨头大多来自瑞典。尽管G4S公司总部在英国,它的创始人却是瑞典人,而且与Securitas公司创始人是兄弟俩,占据了全球半壁江山的瑞典安保一直在觊觎庞大的中国市场。“他们一直在等待WTO之后真正的开放。”肖芃说。

同样苦苦等待的还有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安保公司,“比如李嘉诚和郑裕彤,他们对这一行业很有兴趣。”目前在上海从事安保业务的台湾公司就有几十家,“其目标客户主要限于台湾公司和台湾人。”现在主导中国市场的,还是国有保安公司。“上海保安公司就有4万人,所有银行押运全部由他们负责。”但国有保安公司地域性局限很明显,按照条例规定,一个公司只能在一个区域展开业务活动。“所以如果某外资的苏州工厂需要保卫,国有保安公司就没法去。而我们可以马上就在当地专门为此开设一个分公司。”肖芃说。

北京奥运会的业务收获让肖芃更加雄心勃勃:“中国的安保市场大有可为。假如一家公司发展到3万人,占据的市场份额却连5%都不到,你可以想象这个市场有多大。”他说。




京奥盛事能否成为中国盛世?

亚洲周刊笔锋文章/京奥诠释了中国预期的百年盛事。‘后奥运时代’的中国,在世界上已是大家心目中的大国。既然是大国,就必须将视野放大,并以自由的学术力和知识力为后盾,对世界的各种问题发声。

二零零八北京奥运业已圆满落幕,二零一二年大家伦敦再相会,不但全体华人,甚至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相信都已透过京奥这个窗子,对中国有了更多正面的理解。北京奥运是值得的!

我们对北京奥运高度正面评价,也为中国上下同心协力办好奥运的付出感到钦佩,更对中国代表队得到五十一面金牌的傲人成绩表示欣慰。我们相信这次北京奥运确实已在国际奥运史上创下了一次奇迹,它也诠释了中国预期的‘百年盛事’的意义。

中国自申奥成功以来,的确刻意求好,要藉着这次奥运呈现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正面的成就。这次北京奥运耗资四百亿美元,上届雅典奥运一百四十亿美元,再上届的悉尼奥运六十亿美元,巴塞罗那奥运八十亿美元,而下届伦敦奥运预估耗一百八十三亿美元。

对于北京奥运的如此创纪录,或许见仁见智,各有不同评价。我们宁愿基于同情的理解予以支持。北京是古老的城市,只有在奥运这种大题目下始有可能在极小阻力下完成大改变。我们期待改变后的北京能延续奥运期间所展现出来的效率、友善、绿色、开放的精神,让北京的蜕变由奥运开始,则四百亿美元的付出才得以彰显巨大的价值。

对于这次北京奥运自申奥成功到落幕,它其实已很正面的完成了两大重要的意义:

一:它完成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意义。过去长期以来,虽然早已有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但因整个中国土地分裂落后,中国人也飘零四散,遂使得这个概念的实质内容极为虚弱。而今中国人的最大板块改革开放有成,进而主办奥运,它已俨然成了‘中华民族’新的凝聚中心,这个概念的实体性格也就趋于稳固。圣火传递期间,全球华人无分海内外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义愤和支持,即是最雄辩的证明。

二:它完成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意义。

近年来,中国由于改革开放有成,综合国力渐次提升,因而有了中国‘和平崛起’之论,但与此同时,或因偏见歧视,或因畏惧利益的可能受损,整个国际社会上确实有极强的‘反中’‘疑中’趋势出现,特别是中国与美国政府在某些人士刻意炮制的‘中国威胁论’下,还出现严重龃龉,所幸双方还是在节制下未出事端,而今北京奥运举办全程并未落人严重口实。

这对中国的国际形象自是大有加分。北京奥运与纳粹奥运乃是开始时有些人别具用心拿来做文章的题目,但随着奥运开始,不一样的中国被呈现,这种文章也无法再做下去,反倒是让中国‘和平崛起’这个意象多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这也就是说,对西方人而言,中国的‘和平崛起’似乎已不再只是口号,似乎是真的。而对非西方的开发中国家,看着中国一路走来的轨迹,多少也会多出一些信心。

由于完成了这两大意义,在北京奥运后,中国做为一个新兴大国的地位可谓已告确定,这点当然至为可喜。不过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京奥顺利成功,中国上下切忌因此而自得意满,甚至因此而变得浮夸自大。京奥其实只能算是中国以新的面目走向国际的第一步而已。在历史的长河里,中国的路还长得很啦!京奥之后,中国有许多人已兴奋到不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逆耳诤言。

其次,这次北京奥运确实办得极为用心并应赞扬,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指出,由开幕闭幕的那种其实已近乎炫耀的表演,在美学呈现上,只能说是一种‘集体主义美学’的极致表现,它固然华丽壮观,但却有值得警惕之处。凡对艺术有理解的,都知道表现与文化有着互为条件的关系,像早期艺术史家如洛麦可斯(Alan Lomax )、阿多诺( Theodor Adorno)等即指出过表现形式与社会构造的关系,在强调集体性的社会里,其音乐唱法会形式到极致,强调集体的齐唱而非和声及异质的和谐。

奥运开闭幕那种动员式的华丽,把古代宫廷表现用自以为是的方式做出大动员的表演,表演中又有太多杂技式的高难度动作,特别是闭幕式的表演更加走火入魔,它让人在啧啧称奇之余,对中国的‘集体性大动员’也有了另一种警惕式的领会。特别是林妙可、杨沛宜这两位可爱小朋友那段插曲,更将中国现行那种模式化的美的定义及操作手法表现了出来,这些其实也和张艺谋那种花费巨大、极端形式、夸张奢华,但内涵上则相当稀薄的电影有着同步的关系。由奥运开闭幕式的表演,我们其实已看到了将来中国软实力方面的一种隐忧。文化应是一种自由开放的领域,而不能是宫廷表演的扩大与夸张。‘集体主义美学’已成了中国将来成为文化大国及强化软实力的一种可怕障碍,而绝非资产!

奥运开闭幕式的表演令许多人啧啧称奇,于是许多接近官方的媒体与名人遂在中国‘软实力’上做文章,认为京奥是中国‘软实力’的显露。这其实是对‘软实力’这个概念不怎么美丽的误会。哈佛教授奈伊(Josegh Nye)所谓的‘软实力’包罗万象,多少‘孔子学院’,多少外国人学汉字汉语,多少贸易实力,多么让人称奇的表演,这都是‘软实力’里很小的一部分。

真正重要的‘软实力’是指文化力、学术力、创新力,以及领导世界的道德力,这对目前仍处于‘补偿式的炫耀’阶段的中国,还是难以企及的目标。这也是我们认为,在奥运闭幕,中国走向‘后奥运时代’,必须针对文化力、学术力等做出更多部署与努力。‘后奥运时代’的中国,在世界上已是大家心目中的大国了。既然是大国,就必须将视野放大,并以学术力和知识力为后盾,对世界的各种问题发声。这也是让国力沉潜、壮实、深刻,得到国际敬重的不二法门。

再其次,就在北京举办奥运的二零零八年,其实也是全球经济开始进入失稳状态的关键时刻。美国持续过度扩张,美元过度供给形成的危机,从二零零七年的次贷风暴起,就已对全球造成巨大伤害。就金钱而言,估计全球损失二兆美元,由于美元贬值所造成的通胀,已使得全球为之紧缩,它显露在民间消费的持续抽紧,总需求减少,经济成长降低,国民实质所得负成长等方面,当然也包括了贸易条件恶化等。

就在奥运期间,欧洲大国如德、法、意、西等已开始出现衰退,亚洲的日本也负成长百分之二点四,英国也到了衰退边缘。当然更别说美国今年下半年估计只有百分之零点七的成长率。而美国失业率则上望增加到百分之六,以及许多银行预期倒闭。前国际货币基金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哈佛教授肯尼斯·若戈夫(Kenneth Rogoff)已警告,当今的危机才只是走到半路而已,更坏的结果尚未到来!

由于世界的需求减少,新兴的印度去年还成长百分之九,今年大概只有百分之七点七或更低。而对于中国,消费者物价上半年则急升,达到百分之七点九。除了全球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外,由于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升值百分之六点六,加上最低工资法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等因素,中国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的汇价优势已明显丧失。这乃是出口转弱、成长减缓的主因。

根据最新趋势,在中国的德商已有两成准备退场,深圳也有两成台商难以为继。当然更别说美国经济恶化,许多公司倒闭,欠下中国公司千亿美元以上的商债了。这也是最近期间,包括胡、温、习等领导层纷纷走访各地探视商业的原因。由这个趋势,已显示出支撑中国开放改革以来快速成长的那个结构已告改变,中国已到了必须为‘后奥运经济’做重新思考的时候了。

‘后奥运中国’必须经济重编,这已是无法逃避的趋势。由于中国消费及生产人口庞大,它作为‘自为市场’的潜力可观。因此劳力密集产业的西移和基本建设往内陆深化;沿海城市强化产业升级和往服务业转进;强化本土企业,扩大并确保能源及原物料的稳定供应;以及扩大对外投资,这些都将成为新的方针。易言之,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早已结束,现在已到了有目的性、有方向性的国家建设起步的时候了。这是中国二十一世纪最艰巨的考验,如何经济重编与社会重编合一,为和谐社会打造更稳定的基础,由于任务艰巨,已不容任何荒殆。

再其次,我们也必须知道,开发中国家为了创造新局必须做出国际重大行动,藉以凝聚民心士气和国力;但活动完成后的乐观气氛,通常也都会鼓舞出人民期望的升高和要求更大的改革。奥运史上,汉城奥运及墨西哥奥运,在奥运之后都出现这样的发展。在政治社会学上,人们称之为‘期望升高的革命’。

而当今的中国,这种趋势也难避免。但我们认为,中国自申奥成功到奥运落幕,由于国家有朝气有目标,的确已使得中国百姓对政府的支持和满意度达到了举世少有的水准,这也是中国近年来社会凝聚、活力旺盛的主因。也正因此,我们遂认为:在‘后奥运时代’开始的此刻,也应该是中国政府在超高支持度下,可以更有信心的展开进一步改革的时候。过去中国以开放、替人民创造机会而获得人民的支持;在下一个阶段,中国应该用主动的创造方向和愿景,让人民对未来有梦而更加努力。这也是政权正当性的升级!

也正因此,在可见的最近,扩大并深化改革,特别是媒体自由、学术思想自由这些领域改革,透过媒体自由而让它扮演政府及人们的中间监督及参与角色,透过学术思想自由,而让政府的知识力得以提升。由过去这段时间媒体和学术研究机构的正面表现,已显示这些领域其实早已有效的扮演着推动进步的力量,而不是在制造麻烦,在‘后奥运中国’的非经济部分,强化媒体监督;强化教育投资和学术思想自由;在法治上加倍努力,这些努力加上经济领域的重编,不一样的现代中国必将像北京奥运,成为中国人民更大的骄傲!

北京奥运闭幕了,尽管它并非好到百分之百,但至少好到百分之九十五,中国没有亏待这一‘百年盛事’,但我们更加期待的是,在奥运之后中国能够更加努力,由‘盛事’而变成‘盛世’!




2008年8月28日星期四

北京奥运,值得记住和不值得记住的

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在成功举办了一次奥运会后,中国今后会发生什么,是任何外人都难以猜测的。

在中国向体育世界敞开大门后,是否会允许更多的政治自由呢?

在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后,或者,在中国人赢得51枚金牌,以及京奥期间并没有发生任何大规模示威活动后,中国政府的情况,就如同一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的大家长,那么这个家长是否准确地知道今后的何去何从呢,她会重新加强中央集权吗?

《记忆》:奥林匹克之光随着奥运圣火熄灭流入心底(资料图片)

纽约时报26日刊登Christopher Clarey的题为“来自北京,值得纪念和不那么值得纪念的事物”(From Beijing, the Memorable and the Not-So-Memorable)的报导,报导说,京奥期间,北京政府为了保证奥运有一片蔚蓝的天空,下令关闭工厂,并实行单双号交通管制。这让我们发现,甚至在8月份的北京,生活质量也可以是很好的。可是,奥运之后,北京是否还会拥有这片蓝天呢?或者说,它会回到国民生产总值的成长比打造形象更重要的日子吗,她会迅速回归到以前的那种大白天也灰蒙蒙一片的日子吗。

我们,也像中国的无产阶级一样,必须等待着,期盼着和只是注视着未来的变化。但是,任谁都无法否认,过去的17个日夜间,中国人已经在一个非常成熟的品牌上刻下了自己的印记。

要设想出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点燃奥运圣火的方式,多半要比在游泳池里击败迈克尔菲利普斯还要难,不论操纵计时系统的,是不是他的赞助商。但是,李宁在开幕式上举着火炬空中漫步的设计,不但属于绝对的原创,而且,深深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

7年的守候,中国人终于在8/8的夜晚见证了奥运会第一次来到了中国。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这是一场视觉的盛会(资料图片)

鸟巢体育馆违抗重力常规的设计也是无与伦比的;五光十色的水立方更是让人震撼。在奥运赛事的尖峰时期,如果你站在这两座象征性的建筑之间,要想不档着他人的拍照留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两座从上个世纪的尘埃中拔地而起的新世纪标志性建筑物的前面,到处都是流连于此、带着感叹表情和穿着2008年奥运纪念衬衫的中外游客。

从始至终,北京奥运都是一次壮观的盛会,是一次可能重塑奥运的活动。但是,在我们带着根本没用上的医疗面罩去机场登机回国前,我们刚好有足够的时间来颁发我们自己设计的奥运奖牌:

陆上最佳表现:

世界级短跑选手、同时也是世界级“演员”的乌赛恩博尔特(Usain Bolt)是当然之选,不过,这位牙买加飞人已经有3枚金牌和3项世界纪录入帐,所以,我们得另外寻找了一些值得我们这个奖项的人。在长距离项目上包揽双金的埃塞俄比亚选手凯内尼萨贝克勒(Kenenisa Bekele)和迪巴巴克内尼(Tirunesh Dibaba)有获奖的资格。但是,奥运头天晚上出现的,一位相对而言名不见经传的候选人,也让人令人难以忘却。

当时,已经过了凌晨2点,在闷热的天气中,一名怒火冲天,说着英文的女子站在一名身着蓝色自愿者制服的年轻人旁边,鼻子离这名自愿者也不过只有几英寸而已,她反复地大声嚷着:“的士在哪里?”

奥运期间,成千上万名自愿者用真诚的微笑、热情的服务抒发着奉献奥运的热诚。(资料图片)

这名年轻男子并没有开始提高声调,或者去招来保安。相反,他平静地拉着她的手,走到街上,陪着她,直到拦下一辆出租车。奥运期间,成千上万名自愿者通常使用着另一种“语言”,以这样的善意和尊严,处理着一个又一个相类似的情况。

陆上最糟糕表现:

美国短跑选手无法跟上博尔特和其他牙买加选手,根本算不上什么耻辱。但是,美国选手到底是如何在男女4×100米接力中无法完成简单的交接棒,则让人很难理解,特别是赛前,他们已经因为过去出现的相似问题而提高了警惕。

男子4×100米接力美国队交接棒时掉棒(资料图片)

水中最佳表现:

菲尔普斯在泳池中的表现,确实称得上是奥林匹克人。很难想象任何人能够打破他一届奥运会就取得8枚金牌的佳绩。但是,如果以纯粹的水上激动和难以置信为标准,没人可以超过菲尔普斯的美国队友贾森-雷萨克(Jason Lezak)在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中最后一棒的表现。任何看过比赛的人都清楚,他入水时,能够追上世界纪录保持者艾林-伯纳德(Alain Bernard)的机会,就好比示威者在北京的机会一样。但是,雷萨克凭着一往直前的劲头,最终在最后一刻追上了法国人。

被雷萨克震惊全场的表现而放声大喊的人,并不仅仅是菲尔普斯一个人。而且,如果没有他的帮助,菲尔普斯显然根本就没有机会拿到8枚金牌。

水中最糟糕表现:

仅仅一年多前,劳瑞-马努多(Laure Manaudou)仍然是世界最优秀的女子游泳运动员,她擅长多种游泳项目,在水中有良好的意识,快速的划水速度几乎可以比拟菲尔普斯。但是,她作为一名卫冕奥运和世界冠军,在经历了两次教练更换,与男朋友意大利游泳选手Luca Marin分手,以及裸照风波后,在北京时已经完全找不到状态了。她在400米自由泳决赛中排名倒数第一,在100米仰泳决赛中排名第七,而且,连200米仰泳的决赛都没能进入。让我们祝她在伦敦有更好的时刻吧。这应该不会太难。

33岁的丘索维金娜是参加了5届奥运会的女子体操选手(资料图片)

空中最佳表现:

李宁的表现是很难超越的。中国跳水选手在北京的8项跳水竞赛中只输掉一项,这也是难以超越的。但是,33岁的丘索维金娜(Oksana Chusovitina)在女子跳马的比赛中取得银牌,是一次有全球意义的纪念里程。与她竞争的体操选手的年龄几乎才是她的一半(如果中国选手的实际年龄要比记录上显示的更低的话,差距还要大)。丘索维金娜在本届奥运上代表德国出赛,她因为年幼的儿子患上白血症,从乌兹别克斯坦搬到德国,让他接受更好的治疗。儿子现在非常健康,很显然,他母亲的状态也十分好,将成为奥运历史上第一位、也可能是最后一位参加了5届奥运会的女子体操选手。

仪式半途最糟糕的表现:

瑞典摔跤选手亚伯拉罕米安(Ara Abrahamian)的扔牌抗议。当奥运会来到中国时,这并不是国际奥委会官员原先所担心的那种抗议。因为亚伯拉罕米安对为西藏、达尔富尔或者其他地缘政治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不感兴趣,他只是想对他在与意大利选手安德烈-明古兹(Andrea Minguzzi)对阵时,裁判的一个判决表达他的不满。

在颁奖仪式现场,亚伯拉罕米安突然从脖子上摘下铜牌,并愤怒地走下奖台,把奖牌扔到摔跤垫中央。“我不在乎这块奖牌,我要的是金牌,”他愤怒地表示。(资料图片)

在举行奖牌颁奖仪式时,亚伯拉罕米安从领奖台上走下来,就把他的铜牌扔到地上,然后离开。稍后,国际奥委会表示这种行为违反了奥运章程,取消了他的奖牌。最初,这决定似乎太过严厉,但是,当你想想,亚伯拉罕米安已经自己把奖牌扔掉了,就觉得也算合理。就算他有理由申诉自己的不满,但是,肯定要有许多要比在那一刻破坏明古兹的荣誉,有更好的方式。

最让人感动的表示:

在美国电视上看了太多的人为感人场面,现在很难让人真正感受到奥运选手的痛苦。但是,有谁能不为德国举重选手施泰纳(Matthias Steiner)感动呢?当他赢得比赛,登上领奖台时,眼中含着泪花,把他的金牌和一张年轻、微笑着的褐发女性的相片一起举起来,这是他于去年汽车事故中过世的妻子苏珊娜(Susann)。因为他终于实现了对妻子的承诺:永不放弃奥运梦想。

最让人失望的表示:

总体上,对一向在大赛上有超出预期的成绩的体育强国古巴来说,本届奥运会是一次艰难的旅程。古巴在北京只赢得了2枚金牌。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他们粗鲁对待奥运官员的借口,而这正是古巴跆拳道选手安吉尔-马托斯(Angel Matos)在铜牌争夺赛上被取消资格后所做的。愤怒的马托斯推开一名裁判,然后一脚踢中瑞典裁判Chakir Chelbat的脸部。他不仅没能拿到一枚奖牌,反而收到了世界跆拳道联会的终身禁赛的决定。

马托斯一脚踢中瑞典裁判Chakir Chelbat的脸部,被世界跆拳道联会终身禁赛(资料图片)

交替角色中最让人安心的表现:

美国男子排球队在他们的教练休-麦克彻恩(Hugh McCutcheon)的岳父在北京旅游景点被刺死,岳母重伤的情况下,理所当然地陷入混乱。但是,麦克彻恩的助理教练罗纳德-拉森(Ron Larsen)临危受命,在麦克彻恩回到教练席前,平稳、有效的带领了这支天赋十足的队伍,渡过初期的预赛和最初的精神打击。美国人最后拿到了金牌。

交替角色中最不让人放心的表现:

伦敦异于常人的新任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把闭幕式误以为是社区的剪彩仪式,在接过奥运旗帜后,对举旗摇动的技术,表现出一头雾水。然后,当应该表现得庄重的时候,他又与奥委会主席罗格(Jacques Rogge)闲聊。交递仪式结束后,约翰逊就随意地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走下台来。

在北京期间,他还就伦敦奥运发表了一次随兴而发,但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演说。他对中外听众说,“乒乓球是于19世纪在英国餐桌上发明的,”然后约翰逊还继续说:“我在此向世界宣布,乒乓球要回家了!”

当然,约翰逊不可能到2012年开幕式前一直说个不停。他能做到吗?



中国观察:北京人惜别奥运

(星星生活特约记者戴伊玛北京报道)伴随着“鸟巢”内刘德华、成龙等的劲歌热舞、以及腾空而起的五环奥运标志烟花,情感不善外露的北京老百姓也难挡这煽情的一幕,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抹着泪眼跟着欢呼,大有“良宵一刻夫复何求”之感叹。追根寻源,百姓总归是真真实实体验到:在咱家门儿口举办了这么漂亮的一届奥运会,中国人脸上有光啊。

奥运会眨眼过去了,少了每天盯着看比赛的期待和乐趣,这心里还真觉得有些失落。奥运会带给了国家多少硬件软件的利益?看得见或看不见的,由政府去归纳总结吧。就北京百姓而言,奥运会带来的好处随处可见。正是由于奥运会,北京建起了更多、更现代化、更漂亮、更方便的超市,购物方便、物价便宜;正是由于奥运会,北京自6月份便停止了一切建筑施工,少了噪音、少了烟尘、少了诸多不便,使得街头巷尾看起来更清净。当然,停工还使得不少外地流动民工返回家乡。

正是由于奥运会,北京扩建了新的地铁线路,形成了地下交通网络,让百姓出行十分方便。提醒各位:下次再来北京,别打什么“的”了。从机场直接乘坐地铁到市中心不超过一小时,四通八达的地铁线让你想去哪儿就去那儿。也正是由于奥运会,小车实行单双号行驶,让北京的道路更畅通。还有北京的蓝天、白云,实实在在地给国人争足了面子。看着整洁、清新的街道,常常疑惑,这是那个过于喧嚣杂闹的北京吗?

面对奖牌榜,国民更宽容。与网络新闻和各类媒体随时报道、即时刷新中国金牌数的表现相反,笔者倒觉得,面对这么大型的竞赛,国民表现出了更大度和宽容。一个最明显的示例就是:刘翔退赛后,广告商迅速撤去他所作的广告。不过几小时,原本地铁站随处可见的刘翔大广告便一个都不见了。好像那里从来就没有过那些广告。媒体消息说:现在支持刘翔的,只剩网民了。

笔者曾到场观看中国女排与巴西争夺决赛权的比赛,首都体育馆内坐满了观众,当然90%以上是中国人。那天运气不好,大老远去助威,可正赶上女排姑娘“不在状态”,那场比赛是她们开赛以来打的最差的一场。全场震耳欲聋的加油声对那些姑娘好像是耳边风,怎么也无法鼓起她们的斗志,很快以0:3″秃拉啦了”。

但让我奇怪的是:观众并没因此“特别不开心”,他们仍然兴致勃勃跟着大屏幕上的提示齐声唱着“如果感觉幸福你就拍拍手”、“一个老虎没有尾巴…”,十分热闹。再看夹杂在红色海洋里的“黄色”巴西观众,人数少却一点也不怯阵,他们10 来个人一组,就敢跟红海洋叫阵:巴西!巴西!此起彼伏的。不过对立双方十分友好,愣没人急。

奥运会这两个星期,创造了中国与世界最直接、最深入交流的机会,200多个国家的运动员亲眼目睹中国的现状,与中国百姓近距离接触,是前所未有的“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良机。对中国经济而言,最明显可见的效益,或许是直接拉动旅游业及相关领域的经济发展,还可在未来若干年内为成千上万的普通百姓创造就业机会。基于这样显而易见的理由,中国百姓有理由为北京奥运会的举办高兴。

声势浩大的开幕式、闭幕式,赞也是她、毁也是她,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由,或许现场感觉与看电视效果有着天壤之别?归纳各界评论特点,现场观众和中外媒体都叫好,而相当多的网络草根的反应则不尽如组织者意。而开幕式上林、杨小妹妹的“二人双簧”和闭幕式上几个女歌手搔首弄姿,演唱与奥运内容毫不搭界的“阿哥阿妹”惨遭“炮轰”,成为众矢之的。脾气好点的批评者称其为“美中的遗憾”和“无法挽回的败笔”。

话说回来,毕竟奥运会过去了,百姓还得面对现实。这两天北京市民谈论最多的,就是”奥运会后汽车是否继续限行”,在大陆网站上支持者和反对方又发起了新一轮口水战,其激烈程度,半点不逊色于海外网络论坛。

支持继续限行者说:限行后交通顺畅节省了大量时间,减少了因交通堵塞造成的不必要的空气污染和能源消耗,改善了空气质量和生存环境,何乐而不为?

反对者怒曰:为”限行”说好的都是没车的,可限制的,却是有车人。”凭TM什么啊!我们买了车就是为了方便,动不动就一刀切啊!”还有叫”不公平”的认为”限行是扯淡,限制的都是普通老百姓。

理智点的则建议政府为公共交通的发展多动动脑筋,如果市政交通设施完备、方便,老百姓会自愿把私家车作为出游的工具而非代步工具。争吵仍在继续,政策尚未出台。作何选择?这对北京领导层的智慧,是个考验。



谁该为食品安全危机负责?

(星星生活记者连鹏报道)近日引起媒体强力关注的李斯特菌事件,已经确认导致多达15人的死亡,虽然枫叶食品公司总裁很快就在电视上向公众诚恳道歉,但该事件已经上升到政治层面,同时也引起各界开始检讨国家食品检查制度和相关法例。

新闻报道指出,15名死于李斯特杆菌的个人,皆因食用了染菌的肉类,相信因同一原因死亡的人数还会继续增加。但是联邦卫生部长甘礼民(Tony Clement)宣称,政府对于李斯特杆菌的控制是成功的,并指监控病菌的系统运作良好。虽然枫叶食品公司(Maple Leaf Foods)总裁很快就在电视上向公众诚恳道歉,但外界认为,甘礼民的保证有些仓促,因为他并没有回答很多民众的疑问。

同时有外泄的资料文件显示,食检局将检查食品的大部分工作下放予食品公司,乃应执政联邦保守党要求省钱所致。李斯特杆菌事件已经上升到政治层面,让各反对党摩拳擦掌,同时也引得各界检讨国家食品安全制度和相关法例。

把消费者安危放首位 枫叶食品主动召回产品

李斯特杆菌事件让加国百姓对食品安全充满担忧,而枫叶食品公司为了主动预防,本周一大量召回旗下220种产品,此召回虽使该公司面临2,000万加元的巨大损失,但专家说,该公司正在尽一切的可能去重建消费者的信心,相信他们也将很快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

上周末,在枫叶食品公司的支持下,该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长麦克尔-麦凯恩(Michael McCain)在报纸和电视广告中出人意料的致以最坦诚的道歉。

麦凯恩在电视广告和YouTube网上说:“我们有一个坚定的承诺,就是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我们都必须保证食品的安全,但是,在这一周我们的努力落空了,我们对此感到非常的抱歉。”他说,“非常不幸的是,我们的食品与疾病甚至死亡联系在了一起。”

大规模的召回是因为在多伦多的一些枫叶食品工厂生产的食品中发现李斯特杆菌。因为杆菌的爆发,已经有15人死亡,这些死亡案例只不过是由于杆菌爆发造成的案例中的一部分。

虽然麦凯恩已经主动道歉了,但枫叶食品公司的财务总监维尔斯(Michael Vels)对分析人士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这些死亡案例和他们公司的产品有直接联系。维尔斯说,该公司大规模召回,包括在8月17日和19日的稍小规模的召回都是一种主动预防的机制。

维尔斯还补充说:“调查后,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我们生产线上的产品有李斯特细菌细菌。”并且证实了公司食品都有安全责任保险。

分析员温特(John Winter)表示,为了彻底回应这次杆菌爆发,资产达数十亿的加国最大食品加工公司的枫叶食品,作为防范措施共召回220种食品,并关闭工厂数日,这些都是为了避免公司遭受长期的损失。

温特表示:“我认为他们表现的非常有责任感。不久之后消费者将会忘记这件事,他们的记忆非常短暂。”“枫叶食品在食品加工领域里属于领头者,他们生产优质的产品且非常负责。所以在6个月内,所有人都会忘记这件事。”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的营销教授大卫-杜恩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表示“如果危机处理做的好,它的品牌将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他们所做的一切都 是为了保护公司的品牌,品牌是公司长期发展的命脉,如果没有品牌,他们将失去一切。所以他们对这件事投入异乎寻常的关注,因为很多公司都会用隐瞒事实来度 过危机。所以枫叶食品公司的商业价值观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前食品安全检官员归咎联邦省钱钱惹祸

当加拿大食品检验局仍在调查因枫叶食品公司爆发李斯特杆菌起因时,一名前食检局调查员指联邦政府早就草拟如何将食品检查责任下放至食品公司,而这都拜联邦政府要求食检局省钱所致。

虽然枫叶食品公司行政总裁亲自出面,表态今次爆发杆菌事件,应由该公司负起全部责任,是他们违背了问责性,与国家食品检查制度或有关法例无关。但 曾担任食检局调查员、现任农业工会全国主席金斯顿(Bob Kingston)却指责说,在新制度下,检查时调查员大部分时间只是走到食品公司的办公室,检视文件,已经越来越少亲自到生产线取样本化验,或者亲自监 视是否适当清理设备。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则回应指,每个新系统总有一个过渡期,而食品公司应该对自己的产品负责,不应以门面工夫来敷衍食检局。联邦农业部长李熙杰 (Gerry Ritz)则为政府辩护,指削减人手的指责并不成立,他指保守党在今个财政年度将投放1.13亿元在检查食品安全制度上,并计划增聘200个调查员。

但有外泄的资料文件显示,食检局将检查食品的大部分工作下放予食品公司,乃应执政联邦保守党要求省钱所致。有关问题已令反对党摩拳擦掌。

谁该为食品安全危机负责?

加拿大爆发李斯特杆菌疫潮后,联邦卫生部长甘礼民接受CBC访问,提到总理哈珀的食物安全计划,并说政府有法案提交国会,建议设立全国食品追踪制度,以便一旦有任何问题发生,便可经过该系统快速查出到根源所在,解决危机。

尽管安省卫生厅早在7月已发现李氏杆菌感染个案,至今已导致15人死亡,但当局直至一周前才开始回收问题食品;然而,甘礼民与安省首席医疗官钟斯(David Butler-Jones)仍异口齐声指今次回收相当成功,甘礼民更盛赞有关部门对李氏杆菌爆发反应迅速。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因为李斯特杆菌而死亡的人数还会继续增加。但是联邦卫生部长甘礼明却宣称,对于李斯特杆菌的控制是成功的,并指监控病菌的系统运作良好。

专业人士则对甘礼明的观点表示怀疑,因为目前无法知道监控系统运作是否良好,因为这个系统至今尚未独立运作。而在有关病菌的消息发出的首4天,这消息已全数发去了生产商枫叶食品公司,但事件并没有向公众报导。

枫叶食品公司很快就展开回收行动,甚至扩大到全面回收,损失达到2,000万加元,但是公众的信心似乎并没有真正恢复。

原因是第一宗死亡病例早在6月时于安省咸美顿发生,现时要追踪病源似乎有困难。但问题是,卫生当局有没有进一步的跟进?枫叶食品公司有没有即时采 取行动?一直到8月6日,多伦多卫生当局才正式照会联邦食品检验局,担心枫叶食品公司的冻肉片有问题,11天之后,生产商才开始第一次回收,公众也才获悉 有此事件。

危机 同样也是转机

近日,有研究相关领域的专家指出,李斯特杆菌事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警示,它时刻着提醒着我们的生活多么容易被食品供应问题所威胁。而事实是,我们的政府已经无法为我们提供足够的食品安全监控了。

如果我们阅读过去十年食品安全专家所提供的食品安全警告,就会感到触目惊心。一些分析家指出,下一次的911袭击可能不是通过劫持飞机,而是将通过我们的食物供应。这样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的食品安全结构存在着问题。

在2006年美国菠菜召回事件中,有关方面花费了7个月的时间才找到污染源。更糟的是,我们至今还不知道番茄是不是今年年初沙门氏菌爆发的原因。不光在加拿大,我们在北美追踪食品安全的能力,也高度匮乏。

没有任何个体机构或组织有能力接受这个挑战。近几年,加拿大人相信政府清楚公众健康的相关问题。我们的公共健康体系运作的如此良好,以至于赢利性 机构关注公共健康问题变得如此“不自然”。虽然许多加拿大人认为我们应该完全依赖公帑资助的机构,但是仅靠公共机构去发展食品安全检验系统是一厢情愿的想 法。

食品工业是一个松散的集体组织,其主要目标是为市民提供安全的食物。研究表明,食用的食品中只有2%被卫生当局检核过,而加拿大的整个食品工业每年上缴超过1,000亿的税。

面对食品工业如此庞大的安全检验需求,应该鼓励私人机构与公共机构携手扮演食品安检的先锋。当局需要建立可靠的合作以抵抗和预测来自食品供应或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安全威胁。责任感、透明度和快速反映是我们为了处理危机而要赢取市民信任的关键因素。

拥有5,000名工作人员的加拿大食品检验局有能力调查疫情爆发的原因,但是它需要重新修正自己的角色定位。从1997年成立之初到现在,食品检 验局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能力从过往经验中学习的机构。虽然如此,市场变化和消费者购物心里变化是非常迅速的。食品检验局和省市级的机构没有能够跟上这个步 伐,所以公共食品安全资源开始透支。食品检验局首要任务就是提升食品工业制造商的食品安全意识。

同时,我们也需要重新界定食品安全体系的地域划分。加拿大每年要进口250亿加元的食品。加拿大应该把美国产品也纳入检验系统中来,虽然建立一个北美大陆食品安全体系很难,但是对于未来管理食品安全却是非常必须的。

在发展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策略中,如何判断消费者如何评价风险是至关重要的。比如,积极主动的消费者保护是与消费者对于危机管理能力评价有必然的联 系。积极主动的消费者保护包括加强食品的描述、教育和意识、监督、正确的危机管理证明、改良食品供应链的控制。这些责任应该由公众和私人机构共同承担。密 切的合作将有效的鉴别问题和预防危机。

我们正在面临食品安全危机,但同样这也是改善加拿大食品安全检测系统的机遇。不仅仅是政府要在行业中扮演一个强有力的角色,媒体也应该在保护消费者和食品工业之间努力营造和谐局面。

他人的爱情 文╱袁琼琼

我跟蔡琴认识的时候她还在念实践家专。那时候她已经唱红了〈恰似你的温柔〉。我家住大直,刚好在她学校旁边。她上学之前老是会到我家来绕一下。

那时的蔡琴有两个,一个是上学前带了水果面包跑来我家聊天的蔡琴。

另一个就是晚上在西餐厅里驻唱的蔡琴。

在我家待着的大学生蔡琴,人非常素朴。大半穿件大衬衫,牛仔裤,戴眼镜,总是身上东一袋西一袋背着。蔡琴喜欢同时做很多事,三头六臂一般,我们围着大餐桌,她一边做她家专的功课,用丝线编不知道什么东西,各色各样的丝线,一绺绺放在桌上,五彩缤纷,旁边堆着卤味、饼干点心、水果。她就一下说这一下说那,很灵巧的用丝线编织着,之后放下丝线,跑去洗手,因为那丝线很娇贵,只要有手汗,就会沾出阴影,色就不鲜了。

洗完了手就再来编东西,和聊天。

西餐厅里驻唱的蔡琴就非常华丽了。穿着小礼服,头发蓬蓬梳上去。戴着眼镜。她那时还是戴眼镜,到《读你》那张唱片才拿下。

蔡琴腿很美,这件事好像从来没人注意,她总穿小礼服,裙边在膝上三公分,适好露出她自己的修长的匀称的美腿。

那时候她正和杨德昌在谈恋爱。

这可能是她喜欢跑来找我的原因。





两个人我都认识。杨德昌刚拍完《海滩的一天》,如日中天。

他是个小眯眯眼,又满脸橘子皮,不过就是很有“导演气质”。人瘦高,长腿。总穿紧绷的牛仔裤。刚从美国念电影回来。

当时新浪潮刚兴起,侯孝贤、柯一正、杨德昌、陶德辰、张毅、新艺城的虞戡平,一缸子年轻导演中,杨德昌最像“导演”。讲得夸张点,他简直是由顶至踵的带着“导演”气息。有很多导演像别的行业,有很多导演不像“导演”,但是杨德昌是那种电影里的“导演”,你绝不会把他误认为是别种身分,不管他是不是坐在导演椅上。

他就是比任何别人看上去更像个“导演”。就像王家卫比李安或者吴宇森更像个“导演”。仅只外表状态,便已有绝大的说服力。

王家卫和杨德昌都是上海人,每个上海人都是商人,娘胎里就带了精明的生意眼。他们本能知道包装和内容一样有价值,或许还更有价值。

杨德昌那时留长发,在脑后扎着小辫。人笔直。戴金边眼镜,笑起来有点小酒窝,不大讲话。带点羞怯感。

他是个很丑,可是很迷人的男人。



我结婚很早。后来开始写小说,出一点小名,于是交了一堆女朋友。都是单身。结婚的只有我,至少在表面状态,我有一个属于我的男人,是“爱情成功者”。

那时候年轻,大家都年轻,不知道有丈夫不代表成功,婚姻的存续不代表你的爱情美满,甚至不代表有爱情。

因为大家都不懂,我便因为结过婚的缘故,成为了那个“最懂”的人。

蔡琴老是来跟我聊杨德昌,问我:“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

我那时也写完了〈自己的天空〉,大概多少也觉得自己懂吧,于是就从自己那其实很有限,却凭着想像无限延伸的爱情经验里找话语给她“开示”。

我们聊天,往往讲到一半,她会忽然站起来。“我要走了。”因为上课时间到了,或者要去录音,要去录影,或者别的约会。

她说走就走,动作快速收好大包小包,马上离开。

然后下次见面,可能隔几小时后,可能隔几天后,她可以把前头这话头再提起来继续聊。

我时常因为想把话继续聊完跟着她跑。当然也是爱玩,可以跑到电视台、广播电台、唱片公司,看那些在我生活范围以外的人和环境。

那时候的蔡琴,其实年轻,身量小小,可是很有种大姊头架势。除了上学前来我家找我的时候,其他时间她身边总是带着一堆人。她妹妹,她助理,她宣传,她电台节目助理,制作人,朋友……

总之那时候跟着她到处转,每次一块吃饭都是一桌人。

我还跟着她跑去看她唱西餐厅,第一次看到舞台的后台。花团锦簇的秀服挂在横放墙角的铁衣架上,伴舞群就在那些五彩缤纷的服装后换衣服,在蓝的绿的橘的黄的紫的缎子布料中间袒露她们并不洁白的皮肉,弯下腰调整胸口粉馥的肉团,或者把极短热裤挤出来的臀肉推回布料里去。而男歌手就坐在旁边,对身旁肉欲横流的景象视若无睹。

那非常鲜烈的印象让我写了〈众生〉那个短篇。

在她跟杨德昌最“盛”时期,杨德昌可能不知道,许多时候,蔡琴打电话给他时,旁边有个听众我。两人讲完话,蔡琴就会把他说什么她说什么搬给我听,然后表情严肃,眼瞪大大问:“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爱情是最让人头昏的事情,任何人站到爱情面前都变成傻子。我现在回想,我给蔡琴的建议和指点,大约任何一个路人甲都可以做到,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比她清楚比她聪明,而我们比她强的就是:“我们是局外人。”

杨德昌那里有没有爱情顾问不知道,但是蔡小姐这里是有的。而顾问的最大功能,现在想来,不是解决问题,甚至也不是提供答案。

顾问的最大功能其实是做救生员。

谈恋爱,如果真的是心放在上头的话,就像洗三温暖,绝对是忽冷忽热的。

陷在感情里的那个人,绝对是心律不整的。顾问的功用就是在心房紧缩的时候打气,心房膨胀的时候警告。

那个人飞上去的时候拉她下来,掉下去的时候,抓她上来。

很容易的。我说过,任何一个路人甲都做得到。



有一天,那天又跟着蔡琴去看她驻唱。她穿着浅蓝色小礼服。束腰,腰以下微微蓬着。当然,小礼服及膝,她站在台上时,露出直直长长的,笔直并着的小腿。

我在台下看她。那一场是十点多,唱完非常晚了。那阵子她特别的不安定。因为直到那时候抓摸不住杨德昌什么心思。

唱完了我和她回她的住处去。

蔡琴跟我说她受不了,已经给杨德昌发了最后通牒,如果这男人还不给她个明确定位,她大约就要走掉了。

她怕得要死。她在去餐厅前跟杨德昌说,等他想清楚,叫他留话在她的答录机里。

我还记得那小小的客厅,藤编沙发,米白色沙发垫,透明的浅青色玻璃茶几。

答录机就在茶几上放着。蔡琴进了门先去察看,看到答录机上显示了有留言,她立刻整张脸煞白,像要昏倒。

她说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完了完了。

“他一定是来拒绝我的。”她说。

然后她开始走来走去,穿着那浅蓝色小礼服,像一团移动的海水。走了半天坐下来。看着答录机,发呆。然后说:“我不要听了。我要洗掉。”

顾问劝她不要洗掉,也许是好消息。

“那你帮我听。”

可是顾问不会操弄她的答录机呀,万一不小心洗掉了,那不是很可惜吗?

于是蔡琴坐下来,我们一起盯着那答录机,好像那是个怪兽。没人敢动它。

后来。蔡琴CALL机响了。

她看一眼号码,马上跳起来。杨德昌CALL她。她问:我要不要打过去?

打啊。顾问说。蔡琴说不行我还没有听他答录机里的回话。

那就听啦。

不行,他如果拒绝我怎么办。他如果……那我就会……

蔡小姐预想了一大堆“诺斯特拉达姆斯”预言里才会发生的事情,同时间又很实际的问我:“你今天可不可以不回去?”她说要没有人陪的话,这个晚上她过不去了。

这时候电话响了。蔡小姐去接。我这旁观者看来,她很沉稳,镇定,正常。她说:我刚回家。好,等下我再打给你。

放下电话她才说那是杨德昌打来的,杨德昌问她听答录没有,叫她去听。

这时我们才去动答录机。按了“play”之后,毫无声响。那静默至少也有一分钟之久。之后,是一声长长的,长长的叹息。

然后,那个必须下决定的男人说了话:

“你叫我怎么说呢?”

这就是杨德昌的全部答覆。

蔡琴进房间去给杨德昌打电话。出来的时候脸润润的,眼睛发红,跟我说她要去杨德昌家。

我陪她一起到杨德昌济南路的住家。黑夜里,杨德昌出来开门,他那高高瘦瘦的身形遮蔽了蔡琴。他把那浅蓝色的女孩圈进手弯里,关上了他家的红漆大门。

之后,两人就结婚了。



报上刊出杨德昌过世的消息。也同时刊出了他对他与蔡琴婚姻的八字评语:“十年感情,一片空白”。

然而这个空白的感情,不也是从那样美好的阶段开始起步的吗?

在这十年里,一段感情是如何从呵护和拥抱,变成了一片空白的呢?

我深信,在那个夜里,杨德昌把他水蓝色的女孩圈进臂弯里的时候;在蔡琴,让自己顺从那男人隐没入红色大门的时候,两个人都不是为了让面前的十年一片空白的。

但是,依旧空白了。



我只是忍不住又想起蔡琴在我家里用彩线编织的画面,想起她编了几下之后跑去洗手,因为那色线很娇嫩,如果手上有手汗,就会沾上汗渍。

可惜婚姻不能像编织,只要用洁净的手维护,就可以永远鲜丽美好。

手承诺了洁净,丝线便承诺永不变色。

大约是因为手和丝线都无知吧。无知,不知道这世界可以变异。不知道这世界可以不必永远。

加拿大是否可以迎头赶上?

(星星生活记者连鹏报道)在北京,每天都有大量的观众聚集在鸟巢外的广场上摆出各种各样古怪的造型,向镜头欢呼微笑着拍照。他们最喜欢的造型是:好像自己正手持着背后高高燃烧在鸟巢上的奥运会火炬。

与这些游客的欢喜不同,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加拿大代表团则心怀着复杂的情绪,他们希望可以卷土重来,从四年前雅典奥运会的不佳表现中逆势而上。在最后几天的比赛中,加拿大运动员终于在核心项目比如田径和游泳中,从前半段未获奖牌的低谷中走了出来,使得加国最终获得了自1996年亚特兰奥运会以来最多的奖牌。

这或许就是加拿大人展示本国体育正不断进步并且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方式。但是澳大利亚却向加拿大人展示当你努力奋斗、认真组织的时候,将会获得更多成就。而其他国家,比如小岛国牙买加也超越加拿大,他们最优秀的世界级赛跑选手已经选择为本国而出征,而非外国。

在北京奥运会上,加拿大奥委会的目标是奖牌榜的前16位,而伦敦奥运会的目标是奖牌榜的前12位。为了达到此艰难目标,加拿大应该如何飞跃呢?他们从落下帷幕的北京奥运会中学到什么了呢?

鲍曼(Alex Baumann)的工作就是推进、刺激和择优选择加拿大夏季运动的优势项目,甚至以损害其他项目作为代价。他的头衔是加拿大奥委会“走向卓越计划”(Road to Excellence)的主管,他毫不畏惧说出自己需要做的事:提高训练的高准确性;对运动员进行集中训练,就像澳大利亚做的那样;把训练机构设置在大城市(多伦多没有这样的训练机构,无法给居住在南安大略地区的多个国家队运动员提够设施)。

加拿大的体育观念也正在转变。胜利已经成为终极的目标,而不再是一个违背体育精神、有所忌讳的词汇。前任加拿大滑雪主席肯.瑞德在写给加拿大运动员的电子邮件中说到:“任何一个公司、企业的目标宣言(mission statement)一般不会超过一句话;而我们的目标就只有一个词,就是胜利。它涵盖了所有的意义。”

鲍曼,作为两届奥运会游泳项目的金牌获得者,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还补充说,他此次北京之行就是为了及时、迅速地制定相关决策。

鲍曼说:“我已经和来自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的体育官员进行了讨论。其中最大的收获是已经清楚为确保我们实现2012年奥运奖牌目标,所需要投入的资金。英国是最大的赢家,在6年里获得6亿英镑的政府资助。”“我现在的感觉是,来自(联邦政府)‘走向卓越计划’(Road to Excellence)的资金(2010年起政府每年多投资2400万加元)仅够维持,但很难推进我们在2012伦敦奥运会上的表现。”

向联邦政府谋求更多的拨款不是什么新闻,加拿大奥委会也正在采取多种办法吸引商业合作伙伴,以求得到投资和帮助。但是,如果联邦政府说:“你将不会再从我这得到一个子儿。”那么在2010温哥华冬奥会上,商业元素将会非常浓重。

鲍曼说:“我们将更多的关注可以获得奖牌机会的项目,对于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毫不后悔。这也是我为什么被雇来的原因。”

加国军团在北京奥运会上的优势项目显而易见:游泳、田径、跳水、赛艇、划艇、皮划艇、女子摔跤和跳水继续保持佳绩,并且让许多年轻运动员在奥运会中涌现出来。

加拿大奥委会国际部负责人埃里克斯.加德纳说:“我们将会对那5到7个运动项目,那些我们在一届又一届的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中获得成功的项目,投入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还有一些项目,要么遇到了困难(如拳击和男子摔跤),要么就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如女子垒球,虽然女子垒球已经从奥运正式项目中取消,但它仍将申请在2016年奥运中恢复;棒球则失去了2012年奥运会的参赛权)。

但是简单的把大量资金投入到这些冷门项目中解决不了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管理运动发展。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加拿大划艇和皮划艇运动,尽管该项目得到的资助并不多,但它拥有丰富的资源基础,又在管理上表现的异常出色。随着该项目的广泛发展,随着运动员卡罗琳.布鲁内特和亚当.范克沃登获得奥运奖牌,他们获得的资助也就越来越多,而且项目负责人也非常有效运用资金,把划艇和皮划艇发展的越来越好。

加拿大划艇和皮划艇(CanoeKayak Canada)的总负责人莫科琳格说:“虽然我们获得了成功,但是,在获得资助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其他一切准备。”

加拿大划艇和皮划艇的投资非常理智。格雷厄姆.巴顿在1999年被聘为“高速发展计划”(sprint high-performance)的主管。有7个教练负责加拿大国家队,而地区教练则负责到全国各地选拔人才。

莫科琳格所领导的加拿大划艇和皮划艇部一年有200万加元的预算,她表示“近些年我们项目的运动员增加了20%到25%。在2003,全国共有45个相关俱乐部;而现在,我们有80个。其中,有25个俱乐部拥有全年教练,所以就有很多能成为专业的划艇或皮划艇运动员的机会。”

为了进一步促进这项运动,加拿大划艇和皮划艇与安大略政府携手竞标举办2015年多伦多泛美运动会。如果最终竞标成功,将意味着“半世界级”的比赛在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城市举行。这将帮助划艇和皮划艇运动位于资金链的顶层,在大鱼吃小鱼规律中,他们将很容易受到关注及获得资助。

对加拿大奥委会在雅典奥运会后制定的严格奖牌目标,莫科琳格表示,“我们在4年前支持在本届奥运会上可以取得金牌榜前12位的目标,但是在我们的体制里,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支持每一个运动员,所以只能让那些优势项目首先得到支持。”

这可能算是一个“伎俩”。出色的运动员和有潜力获得奖牌的项目需要被认可和激励。在今年秋天,加拿大夏季运动协会将会向政府相关部门更多的解释“走向卓越计划”。如果某项运动能展示他们拥有出色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有获得成绩的能力,他们可能将会获得额外的资助。但是如果他们失败,就只能再想别的办法吸引更多的资助。

鲍曼说:“人们要意识到的是‘走向卓越计划’正在提高资助数量。运动员仍可以得到加拿大体育中心的资金,但是前提是他们要证明他们有能力获得奖牌。”

这就是加拿大夏季运动的从业者的现状。加拿大在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的表现不再优异。加拿大人希望他们的运动员成功。运动员自己也渴望成功。鲍曼说,他对运动员向奖牌拼搏的精神和不满足第四第五名的精神感到高兴。他认为这也是加拿大文化的一种转变,虽然转变的步伐很小,但仍值得赞许。

多诺万.贝利,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在观看完上周五晚上的加拿大男子接力赛后也表示加拿大运动员需要更加努力去赢得成功。他说:“在奥运会上,你最关心得是什么?站在领奖台上,还是落败?要么努力奋斗,要么回老家。”

加拿大代表团希望更上一层楼,希望可以在夏季奥运会上赢得奖牌榜前十名,但并非易事。鲍曼说:没有一个奥运会参赛者不渴望奖牌的。他期望加拿大运动员——身体突破终点,奖牌挂在胸前。

2008年8月27日星期三

哈珀敦促总督取消中国行 加国秋季大选几成定局

(星星生活记者连鹏综合报道)加拿大总理哈珀本周二表示,由于目前国会存在一系列问题而呈现僵局状态,联邦大选势在必行,不过哈珀同时表示他还没有做最后决定。但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哈珀已敦请总督庄美楷(Michaelle Jean)取消下周访问中国的行程,这预示他很可能在下周就解散国会,而大选最终将会在10月中旬左右举行。

哈珀周二在渥太华表示,由于几个反对党近几个月来都表示希望大选,如果一旦大选真正开始,“我认为他们不会感到奇怪”。哈珀表示,他对9月15日国会复会后是否还能高效运作表示怀疑,如若无法正常运作,大选可能将来临。但他同时表示“我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

由于早前保守党已就加国大选进行了修改,法定2009年10月19日为下届全国大选日期,虽然该C16号法案引得反对党不满,但最终仍在国会通过。

据《环球邮报》报道说,对于外界对哈珀保守党政府“自食其言”、“自毁其法”的质疑,哈珀周二辩解说,将下次大选固定在2009年10月19日,是为了让加拿大民众心中有数,但是作为一个少数党政府,他无法控制大选的时间,因为三个反对党都希望在这个日期之前结束本届政府。

哈珀表示:“我们的观点很明确,如果是多数党政府,就可以有一个明确的固定的大选日期。” 哈珀解释说,但在经济形势不稳定时期,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正常运作的政府,如果本届政府或国会无法顺利执政,那么公众将有一个机会决定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决定谁才是适合领导这个国家的人。

对于哈珀的表态,联邦最大反对党领袖、哈珀大选最大的竞争对手狄安则反驳说,国会的情况并没那么糟糕,但他对于是否倒阁未做评论。狄安周二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了在9月9日与哈珀会面商谈是否大选事宜,在此之前他没时间与哈珀会面,狄安同时称哈珀是在夸大危机为大选制造理由,哈珀并非诚心与反对党会谈。

加拿大总督庄美楷原订9月5日出访中国,出席北京残障奥运开幕式,10日返回渥太华。总督府新闻秘书一直到截至到周二下午都还对外表示,庄美楷下周将如期启程,但到晚间却又改口指称,由于“目前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哈珀已敦请总督取消北京之行,改由安省省督奥利出席。

总理办公室是22日对外公布,庄美楷将代表加国出席残奥会开幕式。但哈珀新闻发言人苏达斯周二晚则表示,总督此时留在国内“较合宜”。目前各界推测最有可能的投票日是在10月14日。
 
最近的民调显示,保守党和主要反对党自由党的支持度旗鼓相当。哈珀也坦承,下次选举结果恐怕仍只能选出一个少数政府。自从2006年上台开始,加拿大保守党少数政府已经执政了2年半,它的执政时间远远超过以往少数政府1年半的平均寿命。

京奥博客-大师级记者探索未来报导之路

文森特拉弗雷(Vincent Laforet)曾经是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现在是时代杂志特约摄影师。他也是《新闻周刊》的2008奥运的独家摄影师阵容中的三位体育摄影界的大师之一,“了解体育摄影的人,不会不知道这三位鼎鼎大名的摄影师,”西蒙巴尼特(Simon Barnett),新闻周刊的摄影总监非常骄傲地宣布,“这三人在如今的体育摄影界无人能及。组建起这么一个体育摄影梦之队着实不易,自从上一届奥运会结束我就开始游说他们了。能将这三人同时归于名下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他还说道:“当下很多杂志社为了节约成本,都不再专门签约摄影师去现场报道。我们独树一帜,是因为坚信在原创摄影图片上的投入是值得的,拥有独家图片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

在比赛场馆内看到文森特拉弗雷,你就会相信他的竞技状态比起运动员来由过之而无不足。几百个摄影师竞争五十个机位。“竞争很激烈,”他说,“摄影师们用一样的镜头和相机,往往连机位都相同。这时区分摄影记者的是他们的眼力和智慧,预备工作谁更充足,发送图片谁速度更快。”

33岁的文森特拉弗雷,已经身获多项殊荣,包括2002年因911的特写报道获得普利策奖,同年也身列美国摄影界新闻PDN评选的“30岁以下新锐摄影师30强”之一,2005年又入选美国摄影杂志评选的“100个摄影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他的作品广泛涉猎纯艺术,商业,体育,航空和报道摄影,作品多见于《名利场》,《时代》,《新闻周刊》以及《生活》杂志。现在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和他的妻儿居住在纽约上城曼哈顿。他的为人称道之处,在于他十分善于通过图片讲新闻故事。他的图片报道引人入胜,为获得出类拔萃的影像他甚至会从直升机里探身出去航拍。他拍摄的伊拉克战争,后911事件,新奥尔良飓风获得多项国际大奖,包括普利策奖。

文森特拉弗雷25日发表在新闻周刊网站上的一篇文章“北京再见-报导奥运的一次‘梦工作’”(Farewell Beijing - it’s been a“Dream Job”to cover these Olympics)。作为一名亲临报导过多届奥运会的体育摄影大师,他由衷赞扬北京奥运的是最棒的一届。而他最感满意的一点,是他利用了博客来报导奥运。他并认为,这可能是媒体记者,包括摄影记者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或趋势。

他的文章写道,当你们许多人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是在前往飞机场,赶飞机回纽约市的路上。北京奥运已经结束,其他成千上万人也会开始他们的返乡之旅,有些会带着金牌,有些会保留有难忘的印象和故事,其他的人则会带着受到重挫的心理黯然返家,还有许多人会抱着4年后再参赛的决心,提高自己成绩,他们放眼2012年的伦敦奥运。就我来说,我十分满足了。这是所我经历过的最棒的一届奥运会,虽然,主办国为此出了很多努力,但是,还有不少其他更重要的因素,使得本届奥运如电视节目主持人Borat说的那样,成为一个“伟大的成功”。

首先要说的是,对我来说,新闻周刊的摄像总监西蒙巴尼特和杂志让我们三人每天博客的决定,是使本届奥运会要比以往历届奥运更加让我满意的决定因素。成为博客圈的一部分,是我作为一名记者所做过的最有意思,以及收获最大的事情。

我在大学时学习的是报纸记者,过去18年,一直从事着摄影师的工作,但是,我从不喜欢赶在截止日前写作,而且,一直觉得光是给报刊送去照片,然后希望“最好的一张”,或者,坦白的说,任何一张能够被发表。这种单调的模式缺乏一些东西。没有什么事情要比缺了一张照片,或者不能摄下所需要的那一张更更令人焦虑了,因为结果等于是,一天的辛劳等于白做了。而博客,给予了我们一种崭新的表达自我的方式,以及让我们在不论是否有图象证据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与大家分享我们在这里的每一天的经历。有时候,博客给人不少新鲜感,而且,来自网友的留言给予了我们保持前进的动力。

尽管,我已经在此前的一篇文章里赞扬了他,我还想再次感谢新闻周刊的Barnett给这博客的提议亮了绿灯。毕竟,你必须承认,在奥运前,谁也不知道这博客会带来些什么,也不知道它会是次成功,还是次完全的失败……就我觉得,博客是次成功,而且,所有人都在某种方面上获益。我希望你们并不是觉得我在奉承上司,但是,事实是,让我们做博客是次非常有远见的决定,至少,我是这么想的。当然,我们并不是第一家博客奥运的刊物,但是,博客是我们在本届奥运报道工作的主力,而且,它对我们拍的照片和如何拍照片有很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杂志几乎是排在第二位。

另外,虽然有些人可能无法意识到,或者赞同,博客报道的重要性,但是,对我来说,这种与读者的双向交流很明显将是我们行业的未来,我们需要变得更加个人化的人员和给读者带来更多的幕后情况,而且,应该拍摄表现出自我观点的独特照片,而不是为了填满杂志或者刊物的空缺,这才是记者的未来。

你们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各大型刊物的前景黯然;过去两年里,发行量和广告收入都一直在下跌,有时候,人们甚至质疑,10年后,是否还会有杂志和报刊。如果,这些刊物继续做不同的尝试,并能够像新闻周刊的这个博客一样,打破常规,那么我认为,他们肯定会有更长远的未来。事实上,几年前,任何摄影师的梦想的职位,可能是一家大型刊物的“雇佣摄影师”(staff photographer),我认为,当一名“摄影博客”(Photoblogger)则会是未来的潮流。我们可能会需要一个不同的职位名称,来把我们与“博客人”区分开来,分清楚,我们是依据专业记者的标准在工作,而不是不管事实,随意的写作。

谁知道会不会如此发展呢,时间会证明一切。

文森特拉弗雷在文章中说,鉴于当前到处可以找到的内容,我的猜想是,人们想看的,并不是那些以民意和调查来决定的“普通”读者为对象的内容。我认为,因为互联网让我们轻易地可以找到信息和网上刊物,人们现在会去他们感兴趣的特定博客和刊物。这一区域的成长潜力很大,而且,过去几周的经历让我大增见识。我在奥运会的前一周发起了自己的博客,虽然,我是博客世界的新手,但是,我已经感到这一环境赋予我的能量和潜力要比我工作生涯中任何刊物给予我的还要大。我感到非常新奇的是,那些专业摄影师和业余爱好者,乃至对摄影兴趣不大的人都会来博客上发言,并表达他们的感受。尽管,我们摄影师对这些博客就点击率来说到底有多成功,还很难真正弄清楚,但是,如果你在谷歌上搜索一下“Olympic Photo Blog”,会发现我们的博客排在搜索结果的最前面,这肯定是个好现象。

让我们“博客”自己每一天在北京的生活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说,看读者的发言,以及他们对我们博客的兴趣,他们所经常想了解的更多请求,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想象一下,写你自己的日常生活或者工作……你认为人们会真的对这感兴趣吗?如果,我做为一名摄影记者的多年时间里学到任何事情,就是大多数人都会回答“不”。我曾摄下人们在做一些最有意思的工作的照片,也拍过其他做的一些极为普通的工作的照片。大体上,人们会问我:“你想要我做些什么?”而我总是回答:“做你平常会做的事情,就当我不在这里。”少数人理解了我的意思,但是,大多数人都会变得不知所措。

一些人回答说他们自己觉得,每天所做的事情“非常无聊”;“谁会想看这些?”我告诉他们,我的工作就是在他们每天所做的工作中找到美,找到代表他们的心灵的东西,有时候,仅仅是一瞬间的事情,有时候,则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直到现在,我从未碰上过一名我觉得他“无聊”的人。如果,我碰上了,那么,这也是因为我没有做好我的工作。而这是摄影记者和人生中的一大教训。感觉“邻家芳草绿;隔岸风景好”(grass is always greener),别人的生活永远要比自己的更多姿多彩……但是同样,你也不要感到惊奇的是,别人也会觉得你的生活非常更丰富多彩,甚至只是因为你们的生活是与他不同的这么一条简单的道理。

博客允许我们做的,是听到网友的回话,这在单向交流,有时会变得十分单调的传统传媒体系中是十分少见的……你不可能盯着杂志上有你名字的照片看上一辈子。用不了多久,你就会觉得厌烦了,你会开始想,人们是否真的喜欢你所拍摄下来的图象,另外,更重要的是,你是否通过这些照片恰当地传达了其他人的故事。说到底,摄影并不在于你拍摄的照片的好坏,而是在于与别人分享那一瞬间。

总体上,这届奥运非常棒。虽然,中国人对字面上的规定似乎太过死板,但是,他们一直是难以置信地友善待客。不论我们面对的一些规定有多傻,多不合理,但是,我从未想到对这里的任何一名摄影义工发脾气,他们只是专注于他们的工作,而且,带着一片热心和真诚的笑容。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他们赶去为我开门、提出为我拿行李、问我这些天过得怎么样、或者为我拿来一瓶水、或者在赛前为我拿来球员赛程表。从没有任何其他奥运会的自愿者和工作人员是如此的友善,那么的大方。这是北京奥运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

我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一直对东方的世界着迷,花了不少时间学习中国文学、历史和文化。我认为,32年前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开始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虽然,现在的中国仍然遗留着传统社会主义的思维和官僚作风,但是,如今新一代中国人民显然会在国际社会中和全球经济中成为一股强大的、而又不具侵略性的力量。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善,不要把这种态度误会地评价成一种他们的自谦。这种友善,是来源于他们的良好的教育,努力的工作和创意。从我在7年前来过中国后,这里发生了许多变化,而且,我敢肯定,今后的7年,变化会更大。我希望他们会往更好的方向变化,不过,那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一股情景,不论对哪一种文化来说,都是很难下定义的。

文森特拉弗雷最后写道,尽管,我、Donald和Mike因为那些大型通讯社的专职“pool photographers”能够得到更好的摄影位置而感到不满,但是,我发现,世界各地的刊物中,有90%的都使用来自这些pool摄影师的照片。我只是希望,奥委会应当继续认同独立摄影师和体育项目的专业摄影师和小型独立刊物的重要性,继续让他们以自己独特眼光和角度来摄影报道奥运会。历史上,奥委会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而且,奥运任务表明,他们会在未来继续这么做。我觉得,不论我们曾面对过什么障碍,但是,我们三名来自新闻周刊的“梦之队”成员,以及无数其他non-pool摄影师,在本届奥运期间都获得了摄下一些让人难忘的镜头的机会。这些照片并不是总是来自“最好”的位置,有时候,它们突然就来到你面前,随意的出现,你永远无法事先猜测到。为“某个”位置而走火入魔,是毫无意义的,同时,也是一种危险的固执。最让我们生气的一件事,并不是担心不能取得“最好”的位置,而是根本就不能取得一个位置。在好几个奥运赛场,non-pool摄影师都没法拍摄某一部分赛事的角度,这是必须在下届奥运会前解决的一个问题。

这届奥运会最大的变化就是允许我们从旅馆出来上去媒体中心的巴士时就直接通过“mag and bag”(安全检查),然后去各项赛事的赛场时,就再也不需要通过安检了。这省下了许多的时间和减少了很多烦恼。我很喜欢这条新的规则,希望在今后的奥运会上继续采用这种方法。当然,每届奥运都有它的缺点,而本次奥运的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在奥运会期间,都是在一个虚拟泡沫(virtual bubble)里生活。与当地居民和文化的接触十分有限,就个人来说,这太令人遗憾了。当然,我在竞赛期间有机会与中国人交流,但是,他们的言行都完全是按照“奥运守则”,这一点本身就是一个奇妙的小世界和文化。我还与其他人讨论过,这些奥运赛场上的观众缺少了一点“能量”和“奥运精神”,前几届的奥运会上感到的能量要高得多。一名同事认为,这是因为在都灵时,奥运主办国允许人们卖啤酒,和观众在赛场上饮酒……,不过,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多维社林桂明编译)



中国人走向成熟的九张面孔

多年以后,当我们回顾起2008年的8月,或许会发现,经历了4月份的怒火和5月份的悲情之后,中国人忽然成熟了许多。

当期盼已久的百年奥运真的到来时,情感依旧在自然地抒发和宣泄,但在感受赛场内外的激情碰撞之时,更多的理性与平和已经悄悄渗透到人们的心际。是成熟,还是自信,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刚刚过去的这十几天,普通中国民众用行动交出了令外国人惊讶也令自己满意的答卷。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既然已曾经沧海,就更加懂得在顺流和逆流间都可以收获成长。下面的九张面孔,正是中国民众于体育中走向成熟的真实写照。

刘翔退赛·理解

当刘翔一瘸一拐地走向运动员通道的时候,“鸟巢”的很多志愿者和观众泪流满面。8月18日中午,本该在110米栏预赛第六场出现的中国飞人刘翔,热身过后只听到了一声发令枪响,就结束了自己的北京奥运之旅。

那一刻,9万人聚集的“鸟巢”现场鸦雀无声。

对中国人来说,刘翔突如其来的退赛仿佛上天开的玩笑,因为这场比赛早已超越了体育竞技本身。接下来的事情令很多人意外。虽然也有各种各样的传闻,但媒体和多数公众的理解连外国人都大跌眼镜。在本报和新浪网进行的联合调查中,近七成中国网友表示刘翔退赛不会影响自己享受奥运,而只有两成网友认为对自己“影响很大”。

在随后媒体和网络上自发展开的大反思中,“理解刘翔”、“为刘翔减压”的声音成为主流。“别把刘翔和13亿人捆绑在一起”、“宽容退赛的刘翔也宽容郁闷的批评者”、“鸟巢的哭泣是心疼自己的孩子”,网友的评论大多充满了脉脉温情。还有的媒体则在社论中呼吁,“以人性的名义理解刘翔的退出”。

一个人承载13亿人期望的现象或许值得商榷,但当期望变成失望后,13亿人表现出的理性更加令人惊叹。从这个意义上说,刘翔退赛客观上也是一次国民素质的检验,有海外媒体因此评价称,中国人正在“渐具大国国民应有的自信和平常心”。

郎平加油·宽容

虽然期待中的“和平大战”没有在北京奥运会女排决赛中出现,但郎平代表美国排球队回到故土,同样令中国人百感交集。小组赛上中美女排已经提前交手,结果美国女排3比2战胜中国队,随后的淘汰赛中,中国女排无缘决赛,郎平则率领美国女排勇夺银牌。

很多人都记得这样的画面:14年前的日本广岛,中国前国家队成员何智丽以3比1战胜邓亚萍夺得亚运会乒乓球女单金牌后,“汉奸”、“叛徒”甚至“卖国贼”的说法一度铺天盖地。这也是郎平最担心的一幕,而它并未在北京出现。相反,郎平得到了中国球迷一如既往的热情支持。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一个中国的女排姑娘二十四年的脚印足够震撼我们的内心;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崔大林则称海外教练是“民间体育大使”。

这注定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经历过对“海外兵团”的炮轰后,中国人正在学会尊重个人选择,同时也是在“为体育减负”。

杜丽别哭·呵护

对于杜丽来说,北京奥运会令她经历了悲喜两重天;而当杜丽“大悲”之时,中国观众的举动,则拉开了后来一切美好的序幕。

8月9日前,没有人知道杜丽面临的“首金压力”有多大,直到她“射失”首金后突然面对镜头痛哭不止。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来自观众和网民的支持与问候一股脑涌来,很多人开始心疼这个满脸青春痘的姑娘,“杜丽别哭”,成为奥运开赛后中国观众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不仅如此,据报道,当另一位中国射击选手郭文珺在杜丽失利后出场时,除了记者变得小心翼翼外,一些观众还自发组织了“纪律团”。几个大学生自动举起了两条标语,“母语,中国运动员很怕”,“你的声音,决定我们的金牌”,提醒现场观众保持安静。

不以成败论英雄。同样的场面还出现在朱启南身上。看到他因卫冕失利流下泪水,很多观众留言,将赢得银牌的朱启南称为“英雄”。

挽留“老金”·感恩

由于文化的摩擦,中韩两国民间出现了不少误解。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中国观众对金昶伯的喜爱和尊敬。

作为中国女子曲棍球“教父级”的人物,韩国人金昶伯已经为中国女曲工作了9年。从2000年首次参加奥运会的第5名,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第4,再到北京奥运会的银牌,这位韩国籍主教练帮助中国女曲完成了历史性的蜕变。8月22日决赛后,听说“老金”可能结束中国执教生涯的消息后,中国网民对他不吝溢美之辞,并诚恳地发起了挽留行动。

一位上海的网友写道:“金老师,是你改变了我对韩国人的看法。你是韩国民族中优秀和杰出的代表。全中国人民支持你。希望你能留下来继续执教。”另一名四川网友则对老金为四川地震捐款感激不已:“中国人应该懂得感恩,谢谢你对中国曲棍球项目所付出的心血,更感谢您对四川灾区人民的关爱!”

国足惨败·问责

理性并非意味着爱憎不分。这一点,既体现在对韩国人金昶伯的喜爱上,更贯穿于对中国足球的痛恨中。

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男足小组赛一场未胜直接淘汰的成绩,以及“输球输人”的表现,引发了全民恶搞的热潮,“谢亚龙下课”成了去球场看球的流行语,以至于巴西一家电视台记者都开始安慰中国球迷。而与过去单纯的“骂娘”相比,这一次显然参与者更多——涵盖了球迷、各层面的公众人物、权威媒体和国际知名人士(如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对问题的揭露和思考也更加深刻——不仅是高喊“下课”,也开始质疑管理机构是否有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腐败”)。

虽然体育的终归要回到体育,但如果一个项目本身已经远离了正常的体育规则甚至沾染了污七八糟的东西,中国公众的爆发和声讨也是情理之中。

志愿者微笑·热情

刚到北京第一天,美国的一名记者就有了美妙的经历。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正苦于不知如何到达驻地之际,一位志愿者主动叫来一辆车将他送到了目的地。

在对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评价上,全世界舆论意外地达成了一致:热情、充满活力、是北京奥运成功举办的大功臣。而在奥运志愿者兰娜看来,他们的工作之所以得到认可,除了丰富的知识背景和热情周到的服务外,“微笑”成就了美好印象的源泉。“有时游客咨询的问题我们也不清楚,只好查地图或者通过热线查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都会保持微笑,这样大家也就都很理解。”兰娜说。

中国年轻的志愿者,用热情和微笑,构成了奥运会期间中国最美的名片。

达娜旧鞋·关爱

尽管第一轮就被淘汰,但参加女子100米预赛的伊拉克运动员达娜在北京还是收获了许多。8月16日,这个几经周折才得以参加奥运会的姑娘,穿着一双从约旦买来的二手跑鞋站在了北京奥运会的跑道上。而达娜的“旧鞋”,经过媒体的报道打动了众多网民。

8月17日上午10点,一场特殊的见面会在北京举行。一些网友纷纷把自己准备的福娃和运动鞋等礼物送给了伊拉克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伊拉克运动员仍坚持训练,本身就值得尊重。”有的网友见面后兴奋地发帖,表示从此“坚定不移做娜米”。

没有太多的宣言,也没有矫揉的形式,但来自中国人的这份关心却实实在在地感动了达娜和其他伊拉克代表团成员。普通中国人用行动,书写了“民间奥林匹克”的新篇章。

福原爱别输·理性

中日女足四分之一决赛之前,在中国留学多年的加藤嘉一还有些紧张。两国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纠葛,让这名日本“中国通”感到疑虑。但8月15日晚上,中国观众的表现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选手们本着‘运动员精神’,观众们本着‘体育归体育’的精神参与这场比赛。”接受本报采访时,加藤如是描述现场情况。但加藤或许不知道的是,9天前,在秦皇岛足球分赛场的首场女足预赛上,日本女足就已经收获了中国观众的掌声。在那场与新西兰对阵的比赛中,日本球员的精彩表现赢得了在场观众的一片叫好。

不只足球赛场,日本著名的“瓷娃娃”福原爱早就是中国观众的最爱。8月14日,当福原爱在乒乓球比赛中对阵澳大利亚华裔选手苗苗时,现场观众一边倒地为她加油。“别输!”“福原爱,加油!”助威声此起彼伏。

四年前,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亚洲杯决赛上,球迷们的反应却天壤之别。在牢记历史的同时,中国人正在实现超越。

我爱中国·激情

日本驻华记者芹田注意到,从这个夏天开始一直到奥运会其间,印有“我爱中国”、“中国加油”等字样的爱国T恤越来越多地穿在中国年轻人身上。

经历了海外圣火传递风波、汶川地震等刻骨铭心的洗礼之后,中国人越来越愿意公开袒露自己的爱国情怀。而这种情怀,还出现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对《歌唱祖国》的重新演绎上,中国城市街头汽车上高高飘扬的一面面小国旗上,中国运动员夺冠后颁奖仪式中全场高唱国歌上……

他们勇于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同时又不失理性。在为自己祖国喝彩的同时,也一样将掌声献给其他国家选手的精彩表现。当举重场上,一名国外运动员连举三次都因腿抽筋丢掉杠铃时,观众席中响起和对奥运冠军接近分贝的掌声。




打开“中国画卷” 还给世界一个斯文载道的文化中国



人民日报/北京奥运会,奥林匹克运动的盛典,这是从未间断的五千年文明的盛装,这是东西方文化亲密接触的盛会,这是传承与创造、交流与碰撞、沟通与理解的文化盛宴

没有人愿意错过这样一个享受盛宴的机会。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员和游客,兴致勃勃地欣赏了这一迷人的场景:世界的,东方的,中国的,诸多元素融合;具象的展览,抽象的艺术,静态的器皿,活态的生活,多种形态并存并列。在主动的对接和充分的阅读中,中国文化经历了一场魅力和实力的大考。在视觉的盛宴和艺术的盛会中,北京奥运的“中国元素”让世界惊叹

北京2008年第二十九届奥运会,是中国文化大书特书的舞台,“人文”二字高高举起

打开“中国画卷”,还给世界一个斯文载道的文化中国

2008年8月8日,“鸟巢”的夜晚是奥林匹克的夜晚,也是中国故事的夜晚。这个夜晚展开的中国画卷丰厚绵长,引人入胜,刷新了世界的记忆。世界看到了日晷,看到了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指南针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四大发明,看到了戏曲、太极拳承载的中国美学,看到了丝绸之路的恢弘博大,看到了巨大的舞台上孔子的3000弟子手持竹简高声吟唱,看到了贵宾手中的中国纸扇上描绘的万里长城,看到了897块中国汉字字模依次凝聚的三个“和”字……

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和为贵”的人文理念,中国文化的典型符号,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高调“出演”,既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字的魅力,也让世界看到“和”字文化散射的东方文明的价值追求。以“和”为核心,五千年传承不断的中华文明,在其后的15天,通过更加丰富和细致的主题,从表演艺术到造型艺术、生活艺术,从宏大叙事到细节陈述,“中国”元素一一展陈:

囊括京剧、川剧、越剧、昆曲、黄梅戏五大剧种7台大戏和若干著名剧目折子戏的“雅韵流芳——中华戏曲奥运展演”,33位中国戏曲梅花奖获得者轮番献艺,极度浓缩了中国戏曲文化的精华。奥运村的“中国故事”,剪纸、绘画、泥塑等东方艺术形式应有尽有,56个民族的智慧结晶济济一堂。500多个主题各异的文化广场,民族歌舞、美食小吃、手工制作精彩纷呈,各展所长。200户各持专长的老北京艺术家庭,“冯三杏面人、糖人”、“郝福田风筝”、“聚元号弓箭”、“赵永歧京剧泥塑脸谱”……民间艺人质朴的匠心令人驻足流连,他们是“绝活”,是“遗产”。

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方寸之间融合了中国书法、印章、舞蹈、绘画艺术,启迪自由的想象空间,创意灵动。奥运会项目指示标志,“篆书之美”将35个项目表现得惟妙惟肖,中国书画和中国文字的独到不言而喻。“国之重器”更是承载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记忆。中国科学技术馆每日向中外游客开放展示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奇迹天工”,3000平方米的展示大厅汇聚了“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宋版《资治通鉴》等“国之重器”,模拟场景直观地再现了古代中国的科技发展和实践应用。

北京奥运会是契机与平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以及“和平、和美、和谐、和合”,还有“和为贵”的思想融入现代奥林匹克精神。这是中国文化对奥林匹克文化的重大贡献。

打开“中国画卷”,还给世界一个活力充溢的文化中国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对许多西方人来说,东方文化往往意味着古老和神秘。然而,北京奥运会呈现给世界的不只是这些。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激情、活力四射的现代中国,也是真实的中国。

奥运期间的北京,精美的剪纸不仅是贴在玻璃上的窗花,还是一把巧剪创造的生命;喜庆的中国结不仅是赏心悦目的挂饰,还是穿针引线成就的精灵;丰富的广场演出不仅有专业艺术团体的精彩表现,还有普通市民的秧歌腰鼓……历史的悠久并不意味着故纸堆里的陈旧,真正活态的文化,才是最鲜活、最有感染力的。

中国文化的展示,不仅仅是让老外逛博物馆,也不仅仅是舞台艺术的展演,更要让他们走进中国老百姓的寻常生活,让他们在和中国老百姓面对面的交流中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从而互相了解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民间文化交流”,让中国人用生活细节言说中国文化的美。这种言说,不紧不慢,闲适自然,却又意韵深远,回味无穷。它让中国故事被充分、具体、纵深地阅读。

在民间阅读中,一个细节,一次共鸣,就是文化沟通最好的形式。

在北京奥运期间,598户“奥运人家”提供了726间客房接待中外游客。走过银锭桥,顺着什刹海一路向南去,不多会儿就到了南官房胡同,不时有载着外国朋友的三轮车迎面过来,车夫熟稔地讲解着胡同与四合院的点点滴滴。南官房胡同39号是首个被授予“奥运人家”青花瓷盘的家庭,在这里住的游客可以触摸百年历史的雕花卧龙,坐一坐太师椅,聆听木架上铜盆的清脆声音,还可以逛胡同,吃小吃,淘淘宝,唠唠老百姓的家长里短,感受真实的活态的中国生活、中国文化……来自荷兰的奥帆赛志愿者罗夫入住青岛的志愿家庭后,感受中国家庭的天伦之乐之余,还体验了京剧票友的戏台生活,穿蟒袍,锁玉带,抬步,正冠,捋髯……对于罗夫这样的外国人来说,看中国,不再是雾里看花,而是走进去体味和记忆。

在美国MSNBC8月9日的奥运报道中,7条点击率最高的新闻专题,有两条是北京的小吃、北京的三轮车。介绍北京小吃的短片中,镜头伸向王府井的美食一条街;介绍北京三轮车的短片里,主持人亲自试踩,将观众的视野从赛场转移到体现古老北京风貌的什刹海一带。

打开“中国画卷”,还给世界一个创新开放的文化中国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前一天,希腊自行车爱好者瓦西里斯万里走单骑,从雅典卫城行至北京。一年前曾来过中国的这位希腊小伙子由衷赞叹:“今年再来,变化真的太大了!”这是一个外国人在关注奥运、聆听北京后发出的声音。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斯文优雅的,也因与时俱进而容光焕发。丝竹声声与宏大交响在这里交织,水袖髯须与经典芭蕾在这里争艳。奥运的五环下,中国传统文化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彰显出创新的魅力。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灯光、舞美的科技含量之高,规模之大,表现形式之创新、之独特,已经赢得了世界的普遍敬意。五千年的文明,正在用世界能够读懂、接受和理解的方式言说。故宫用一本《将紫禁城带回家》的导游册与一支语音导游“妙笔”,向包括萨马兰奇在内的所有探访者讲述紫禁城的历史和文化。借助现代媒介,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探访,不再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人们从细细品味开始中国文化之旅。

开放的中国,主动传播中国文化,也积极吸收世界文化。16天里,世界文化的图景在此隆重上演。“2008北京奥运会重大文化活动”汇集了五大洲的精彩艺术,从埃及开罗歌剧院的《阿依达》到希腊国家话剧院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美国百老汇音乐剧《发胶星梦》,从莎拉·布莱曼到安德烈·波契利的演唱到古巴芭蕾舞团的演出……接蹱而至的“国际经典”凸显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凸显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生机与活力、博大与包容、热忱与友善。

历史悠久的奥林匹克运动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短短的16天里进行了一次伟大的握手,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也神会于此。

在文化的平台上,中国展现给世界一个真实完整的中国,世界还给中国一个沟通理解的世界。北京奥运会,为中国文化和世界的沟通,提供了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结。



现代赤壁之战:8.23炮战决定两岸命运

五十年前的八二三炮战,如同一场二十世纪的‘赤壁之战’,炮战决定了两岸长期隔海分治的命运。最新两岸史料显示,美军舰艇避免与共军接战;炮战高潮,毛、蒋两人晚上都失眠。

今年八月二十三日,适逢金门‘八二三炮战’五十周年。马英九将在这一天,搭乘专机前往金门,并针对两岸新形势发表谈话,此举旨在向北京方面传递两岸关系缓解,及区域和平稳定的橄榄枝;马英九的八二三金门谈话,亦可望为台北当局京奥后的两岸政策,定下基调。


亚洲周刊王丰/五十年前的一场炮战,对两岸中国人而言,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主动发起这场世纪炮战的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对这场战争作了解释:‘金门、马祖是套在蒋介石脖子上的绞索,而更重要的也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脖子上,而且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反侵略的人民。’而被动还击一方的国府。

蒋介石的解释则是:‘金门反共保卫战,不仅是保卫我们的国家与主权,而其更大的意义,乃是保卫金马人民的生命财产,……今日只要我们人人都能向金门军民同胞看齐,……那我们今日既经赢得这一回合的胜利,我相信必更能保证赢得台海战争未来第二回合的胜利,随之反攻大陆,拯救同胞,完成我们复国建国的使命。’

不论是毛提出的‘绞索政策’,或是蒋声称之‘反共保卫战’,八二三炮战就两岸现实意义而言,其实何异一场二十世纪‘赤壁之战’,炮战决定了两岸长期隔海分治的命运。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距离共军对金门发动大规模炮击,尚有十三天。蒋经国(时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政务委员)在这一天的日记上写道:‘三时三十分,自台北乘机飞金门,到达目的地时,天尚未明。五时三十分,到达指挥部,会晤胡司令官,转达总统有关加强金门防务之重要指示。总统预料共匪在最近期内将进犯金门,故应提早完成隧道工程;并将所有弹药移藏于地下,从速加强炮兵阵地,多储粮食,注意饮水设备等。除金门本岛外,必须特别注意大、二担与烈屿之防务。九时,自水头渡海至烈屿,访问师部,慰问病患,并与指挥官商讨有关加强防务事项。十二时,返回金门。十三时,访问马山阵地,慰问官兵,瞭望匪军阵地,发现匪炮兵大量增加,并在望远镜中看见匪军正在构筑工事;但未见有一个老百姓,可能皆被匪军强迫流迁矣。访问各师师部后返指挥部。十七时,访问美军驻金门顾问组。二十时,自金门起飞返台北。’

蒋经国之所以受父命,仆仆风尘于台湾、金门之间,事出有因。八月四日下午三点,在阳明山官邸,蒋介石召集临时会议,到场的有美国大使庄莱德、美军协防司令史慕德,中方人员则有陈诚、俞大维、王叔铭、蒋经国、张道藩、周至柔、黄少谷、叶公超。这场会议的焦点话题,包括了赫鲁晓夫访问北京、台海当面严峻形势两个重点。

蒋介石坐在主位,静静聆听与会者发言,到了最后,蒋点名国防部长俞大维发表意见。俞氏直言:‘依我判断,毛泽东非打不可,而且两三个礼拜之内就会动手,打金门的机率比打马祖高。’俞部长引据两项情报支持其论点,其一,最新空中侦察显示,米格机已进驻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各个机场,就战斗位置;其次,共军第一线大炮均已卸下炮衣。

蒋介石听完俞大维的报告,当场面色凝肃,不发一语。蒋介石何以面露忧色?何以一句话都不说?因为他清楚,一场险不可测的战事,已如箭在弦。大陆沦陷转眼即届十年,看样子,毛泽东是想解决台湾了。俞大维向蒋介石作汇报的内容,泰半根据他亲眼目睹。俞氏是国府来台历任国防部长中,亲赴火线,飞临敌区上空侦察次数最多的一位。

空军将领日后做过华航总经理的戚荣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一九五六年四月三日,俞大维准备亲临大陆沿海上空,侦察共军机场建设情况。奉上级指示,戚荣春为俞大维驾驶T三三双人座喷射机。戚荣春文章描绘那次任务:飞过马祖上空,部长俯瞰各岛屿……当飞临福州附近时,首先见到的目标是中共机场,为使部长能够看得清楚,先绕行一周,接着把飞机拉平,俞部长手执望远镜,对着地面仔细观察。

曾任国府空军作战司令的刚葆璞将军,在回忆文章中提及,俞部长经常在看过大陆沿海空照照片后,指示要亲自去大陆侦察,印象中,空军方面前后派遣T三三共十三架次。

俞大维向蒋介石汇报内容的准确性,更可从共军将领的回忆中,得到印证。当年负责炮击金门指挥任务的叶飞——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兼福州军区第一政委,前福州军区司令员。在其回忆录中指出‘空军以逐步推进的方式转场入闽,由于福建的几个机场已抢修完毕,第一批转场部队于七月二十七日顺利进驻连城、汕头机场,尔后逐步向漳州及沿海机场推进,至八月十三日进驻龙田机场为止,基本上完成了第一线机场的转场任务。’

叶飞又说:‘制空权被我们掌握了,为大批炮兵开进厦门,为炮击金门打下了基础。炮兵调来约三个师,还有一个坦克师。这次调动都是晚上行动,重炮加上坦克,夜间通过福州开往厦门,轰轰隆隆,连街道都颤动了。空军、海军、大批炮兵和坦克进入福建,老百姓高兴极了,纷纷议论,都认为这一次不但是要解放金门,而且一定是要解放台湾了。’

叶飞指出,共军光在厦门一地,就部署了一个炮兵师,主要原因就是共军掌握了福建前线的制空权。叶飞之言并不虚假,蒋经国曾在八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八时,看见米格机四架,在东引上空飞过,岛上发出空袭警报。’日后,蒋经国在与军方将领谈及此事时说:‘当时我面对这共匪的魔爪,心想,看你这魔鬼横行到几时?’第二天,国共双方空军在马祖上空发生激烈空战。

炮战的序幕是几场激烈的空战,国共双方对空战的战绩,各有一番说词。国民党军方面,空军战术管制联队联队长张唐天,在他作的金门地区空战纪录中(收存于国防部史政局),声称总计有二十七架共军米格机被击落,击伤十一架,国军则仅被击落一架(与共机互撞),伤一架。可是,共军方面统计的战损数据则与国军南辕北辙,叶飞在他的《征战纪事》称国军战机被击落达五十余架:‘这场争夺制空权的空战持续了半个多月,至为激烈。空战后期,国民党空军使用了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空战中,我们有两架飞机不明不白地被打落了,开始我们不知道是怎么被击落的,后来才弄清是新式武器干的。国民党空军损失五十多架,大约占它总数的三分之一。我们损失二十多架。空战后,敌人老实了。制空权被我们掌握了,为大批炮兵开进厦门,为炮击金门打下了基础。’

国府军史单位在夸大战果的同时,也不经意地露出马脚。国防部史政局的记录显示,即使在蒋介石巡视金马前线期间,米格机亦如入无人之境的,穿透了金门、马祖的空防警戒。例如,炮战之前的八月二十一日,马祖当天发布了六次空袭警报,下午三点,四架米格十七战斗机低空俯冲通过金门料罗湾阵地,此刻,蒋介石正在金防部向司令官胡琏等将领训话。史政局的这项资料,间接证明金门、马祖的制空权已有大权旁落之虞。(史政局资料原句是‘MIG-一七以大编队侦巡闽江沿岸,马祖全日发布六次空袭警报’‘十五时驻料罗湾之防炮第一零九营发现MIG-一七四架俯冲通过阵地’)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台湾此时使用日光节约时间,时钟拨快一小时;北京时间则仍为五时三十分),共军以分布在厦门、澳头、大小嶝、莲河、深江、围头等地,三十八个炮兵营,四百五十九门火炮,向金门进行突袭式的毁灭性炮击。第一时间,金防部副司令官赵家骧、吉星文、章杰三位将军,当场被炸身亡,参谋长刘明奎少将重伤,国防部长俞大维轻伤,官兵在炮战瞬间死伤者四百余人。六分钟后,金门各型火炮八十余门亦开始反击。八二三当天双方炮火打到晚上九点十分,才逐渐停歇,共军在前两小时内,即射击了五万余发炮弹。

头上裹着纱布的俞大维,于二十四日凌晨一时乘巡逻艇,摸黑离开金门。七时许抵达澎湖马公,随即又换乘飞机赶回台北。(依据国防部史政局之档案,俞氏系于二十三日深夜,搭海军一零四号沱江舰星夜赶至马公)。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六点,蒋介石在桃园大溪宾馆召见俞大维。据蒋介石侍从人员档案记录指出,除了俞大维,蒋氏当天还召见了副总统陈诚、美国大使庄莱德等人,宣示保卫金门、马祖之决心。

炮战爆发后,不仅蒋介石立即前往桃园大溪,国府当局更积极推动‘中央政府疏散计划’,把重要军政机关从台北市区迁往郊区三峡、新店、乌来及更南边的大溪,甚至南投中兴新村,蒋介石战时指挥所慈湖宾馆,也加强赶工兴建。代表北京当局于一九五零年代,在瑞士日内瓦、波兰华沙等地和美国谈判的中共首席代表王炳南(亦是驻华沙大使),在其回忆录中形容:‘当时蒋介石也慌得一塌糊涂,准备搬家。蒋介石的一个经济部确实搬到乡下去了。’

然而,真正色厉内荏的应该不是蒋介石,而是美国当局,其纸老虎本质,在炮战爆发后表露无遗。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金门炮战的第十六天,当天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国军与美军组成的联合舰队,计划再次抢滩金门料罗湾,运送一批一五五加农炮。据国民党军官方档案记载,十二点四十三分,共军突然向海面发动急袭,共发射二万一千七百余发炮弹,美国军舰立即走避至料罗湾外海五至十二海浬处,未发一弹,引发国军不满。美军脱离战场后,国军海军舰艇美乐舰,在枪林弹雨中,舰身中六发炮弹,二十七分钟后即沉没,舰上官兵九十一人伤亡,另一艘国军舰艇美珍舰亦在中弹后,撤离料罗湾。

叶飞披露美舰不援蒋

叶飞在其回忆录中,对此事件大作文章,他说:‘……北京接到我的电话后,毛主席即下令开火。我迅即命令各炮群按预定作战方案开炮,专打蒋舰,不准打美舰。……没想到我军一开炮,美舰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孤零零地完全暴露在我军面前,遭受我军猛烈炮火的狠打了。这时,金门蒋军和在料罗湾的蒋舰纷纷向台湾告急。台湾问:“美国朋友呢?美国军舰呢?”蒋舰回答:“什么朋友不朋友?美国军舰已经掉头跑了!”大骂“美国人混蛋”。他们更急了,使用报话机通话,连密码都不用了,我们的侦听机听得清清楚楚。蒋舰被我击沉三艘、击伤数艘。’

然而,国府高层似乎对此则未置一词,不敢直接向美国人抱怨,以国防部长俞大维在炮战前后每天记录的《勤政纪要》为例,美舰逃逸事件的第一天、第二天的记录是:‘九月八日……下午一时,总统设宴款待李梅将军等。’(按,李梅中将Caatis E·Lemay系美国空军副参谋长)‘一时半,共匪对金门炮击’‘九月九日,上午十时半接见哈瑞斯少将及史慕德中将商谈。十一时半叶公超大使赴美新任辞行谈话。’

相对于美军的临阵退缩,隔岸观火,国民党军对中美协防,则是始终坚守原则,不逾越常轨,最明显的例证,依国防部史政局档案,炮战当天,‘俞大维头部轻伤,要求驻金之美国首席顾问开具“中共先发动攻击”之证明,……’这也说明,心细如发的俞大维,要求金门美军顾问作‘人证’,证明炮战是共军方面挑起,以免事后死无对证。

国府当局将结束炮战的原因,除了金马官兵之奋勇接敌,主要归诸于美援巨炮,北京方面则将终止炮击,诿诸于毛泽东的‘绞索政策’,与改变武力解放为‘和平解放台湾’之政略。

炮战时服务兵工署,后来曾任联勤总部中将副总司令的雷颖将军,在一篇回顾文章中提及‘八二三台海战役,我兵工同仁对前线武器及弹药之维修与补给,贡献宏伟,实为战役中之一群无名英雄,竭力争取美国重型武器之援助,更是获得战役胜利之关键。……作者奉兵工署署长洪士奇中将急召,向美军顾问团提出紧急申请重型武器及弹药,有名的二四零公厘榴弹炮,即于此案获得,是为争取美援军品之高潮。’

炮战时期的蒋经国日记,亦微妙透露了蒋介石在巨炮运送金门前后,内心焦虑无已之情状。这期间的蒋介石,经常盘桓于高雄西子湾、澎湖马公两地之间,实地了解巨炮运送进行。

‘九月十四日,十六时,随侍总统自台湾飞冈山,转赴xx海滩,视察运往金门新炮装载情形。余在xx与薪传兄接洽赴金门之交通工具。二十时,总统在西子湾召集海陆军高级将领,商讨补给金门之新运输计划。廿一时卅分,奉总统命,携奉重要手令离西子湾赴xx,领取运输新炮及补给金门详细计划,转冈山,乘机飞马公岛。’

‘九月十五日,九时到达金防部,访晤胡司令官伯玉兄,转达总统命令后,促膝长谈。……在指挥部,研究运补新武器计划。’

‘九月十六日,十三时,乘机飞冈山,转西子湾,晋见总统,报告访问金门经过。廿时,随总统在西子湾散步。准备次日总统赴马公事宜。’

‘九月十七日,七时五十分,随侍总统由西子湾乘车至冈山,转飞马公。九时三十分,总统至林投公墓吊金门阵亡官兵,总统默祷良久,内心悲痛逾恒。十时三十分,总统在xx岛参加军事会议,讨论有关在炮火中实施金门海上补给办法,以及新式武器支持金门之运输计划。十三时卅分,自马公飞返冈山转西子湾。’

‘九月十八日,九时三十分,随侍总统乘车到冈山飞马公。十一时,总统督导运输新式武器赴金门计划之实施,亲视新武器装上运输船后,始飞返冈山回西子湾’

‘九月十九日,零时二十分,总统垂询运输新式武器之海军船团已否达金门,零时五十分,向总统报告新武器已运抵金门。’

蒋介石平日作息十分严谨,晚间十时按时就寝,炮战期间,竟然一反常态,半夜零时还问蒋经国,八吋巨炮是否运到金门?可证蒋介石在海峡危机时期,食不安,睡不稳。而毛泽东又何尝能高枕无忧?炮战之前,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接到毛主席信,毛开头即写道:‘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

国军炮兵单位花了八天时间,熟悉新式八吋榴炮射击操作。九月二十六日,第一枚八吋榴炮炮弹,在轰然巨响之后,朝大陆围头方向射去。在厚装甲炮室中的炮手,耳膜都受震伤,他们手上戴的手表,表面全被震碎。而金门当面的围头,共军炮位被炸得歪七扭八,阵地设施一片瓦砾狼藉,炮手血肉横飞,无人幸免。(史政局官方资料指出‘九月廿六日十七时,首次以八吋榴炮压制围头G二零三目标共军炮兵,效果显著’)

八吋炮奇迹有如一阵超级飓风,但是,它并未改变金马乃至台海的大格局。纵使后来演变为‘逢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纵使美国空军司令公开宣称,一旦台海情势危急,将以核武防卫金门。九月三十日,国军在金门的心战喊话广播站,威胁对岸共军,拥有可发射‘原子弹’的炮弹。于此同时,顽强之共军仍向金门发射了一万三千多发炮弹。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国府与美方达成协议,金马将于台海危机解除后,逐步减少驻军一个步兵师(一万五千人),但强化火力,金门再补充二四零榴弹炮十二门,一五零加农炮十二门,一五五榴炮三门,马祖补充二四零炮四门。

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上指出‘反攻大陆转由主义为主,武力为从。’在一九五九年元旦文告中,蒋明确宣示,反攻大陆要以主义为前锋,武力为后盾。又称,今后我们反攻复国大业,是要加紧三民主义实施,台海持久作战要与大陆革命运动相配合,对共匪两面夹击,里应外合。蒋先生文告之字里行间,在在隐喻要以主义、枪炮兼而行之。

金门炮战的硝烟,弥漫到一九五九年元月七日,共军又对金门射击两万四千九百多发炮弹,国军反击一万零八百九十五发,并再发射八吋巨炮。此后,双方炮火声响渐渐稀疏。正如叶飞所谓:‘……炮击实际上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虽然双方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协议,实际上成为一种不成文的默契。我们对金门打炮,不打阵地和居民点,只打到海滩上。金门蒋军的回炮,同样也只打到我们的海滩上。’

叶飞声言:‘金门炮战,非比寻常,自始至终都是在毛主席直接掌握与指挥下进行的。’、‘在军事上的斗争形式,就是单日打,双日不打。这种奇特的战争方式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末。’、‘毛主席决定不拿下金门,现在看来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留下一个“对话”的渠道。后来讲“三通”,其实前线和金门之间早就用各种特殊的形式“通”了。’

爱览《三国演义》的毛泽东,喜读《曾胡治兵语录》的蒋介石,恐怕皆难以逆料,金门之战,竟成现代赤壁之战。炮火渐熄,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蒋介石最大的乐趣,是带着孝武、孝勇两孙,到金门施放空飘气球,看着气球朝厦门方向冉冉升空,聊堪自慰。

到了七十年代晚期,国共双方均极力克制再在金马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料罗湾的渔歌,取代了肃杀之气的军歌。七十年代,邓丽君的歌声更成为国共两军的‘共同语言’。

夕阳映照,金门、厦门遥遥相望的两幅大标语‘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竟成两岸游人相看两不厌的景点。尽管胡锦涛、马英九不断互抛橄榄枝,两岸会不会应验罗贯中所云:‘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切尚在未定之天。



2008年8月25日星期一

奥运开幕式

北京奥运会闭幕式 精彩图集

















 

五星红旗为鸟巢增辉

中国礼仪天使齐刷刷

烟花绚烂多彩

两人的“PK”

水里的夜景更美

五彩缤纷的夜空

美丽的夜空

庆祝的火焰

鸟巢灯火通明

天女散花

光影融为一体

闭幕式走向高潮

圆满的主题彰显无遗

舞蹈姑娘手拉手心连心

进入最后10秒倒计时

倒计时焰火升空瞬间

壮丽的宝塔造型

带电的“小人”

飞天大鼓敲响闭幕式

鸟巢上空沸腾了

五环升入夜空

夺目的焰火表演

各色烟花点亮夜空

中国红色主题

鸟巢夜空突变五彩缤纷

灿烂焰火点亮鸟巢上空

从古建筑遥望鸟巢焰火

祝福伦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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