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速度名列世界前茅,虽然全球公众对“中国模式”愈益关注,虽然一部分学者——既包括西方学者,也包括海外华人学者,也包括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更不用说中国官方雇佣的宣传员,一直试图把“中国模式”向世界推广,却麻烦重重。
国际上对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有质疑是长久的事。过去十几年,一些国际上有名的经济学家曾用了多种间接的方法,试图检验中国官方数据的可靠性。虽然他们的有些估算把中国的实际GDP增长打了两三个百分点的折扣,即便如此,中国在过去30年间累积的增长是实实在在的。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速度名列世界前茅,虽然全球公众对“中国模式”愈益关注,虽然一部分学者——既包括西方学者,也包括海外华人学者,也包括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更不用说中国官方雇佣的宣传员,一直试图把“中国模式”向世界推广,却麻烦重重。
即使不提那些枯燥的统计数字,你只要每年有去中国进行一两次考察的机会,都能看到中国30年来所取得的实在成就——看看那些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工厂商场、城市广场、大坝电站,等等。这些难道不是真的吗?
但是,你就是很难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为什么?因为从社会科学角度来讲,一个模式的推广,不仅要讲这个模式取得的成果——即作为要素之一的“What”;更重要的,是要讲清楚“How”——即这个成果是怎么取得的?
不少学者一开始对“中国模式”抱着很大的信心,但当他们分析到“How”这个关键环节时,就发现很难再乐观地说下去。因为中国模式操作的过程和机制,涉及到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取得高速经济发展所支付的巨大社会成本。我讲的社会成本是广义的,至少包括三大块。
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我暂不提人权怎样,单讲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就够了。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发展的行政成本问题;我现在还不提更高的政治改革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要是再提上就更麻烦了。仅仅从这三个角度来讲,任何要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的学者,都绕不过这道门槛——它们所代表的社会成本是那么的巨大。
一般来讲,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即使政府不主动帮劳方与雇方进行谈判,如果工人自己组织起来,找到途径——不管工人的组织叫什么,工会也好,行会也好,或者同乡会也好——那些地方政府至少不能每次都去叫警察把工人抓起来,立刻强迫他们的组织解散。但在中国,这基本上是常规现象,地方政府马上就会叫来保安、警察、甚至武警采取行动,有时还会使用重度暴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二三十年来,全世界有相当程度的市场经济的国家里,还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市场化的国家不存在这些问题,如北朝鲜),不允许自我组织的劳方和资方进行谈判。只有中国很特殊,会对这些全面管制到如此程度。几年前参加一个研讨会,国内学者提到一个实例,我最初还以为是黑色幽默,后来问了好几个人,证实是真的,而且别的地方也常有。说是在大连,一家外资企业里的工人要求加点工资,经过谈判,外方老板基本上对工人的合理要求让步了,可是地方政府竟然叫来警察,把中方谈判代表抓了起来。无论从法律还是人道角度看,抓人都是荒唐的,因为工人不是用暴力、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去交涉。
第二,中国高速发展的巨大生态代价。这一点,从国际上独立的科学研究机构,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发表出来的指标都有证明。中国的环境问题之严重,在以前,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有鲜明的对照机会。这次北京奥运,就强烈对比出来了:北京没搬家,北京周围的省市没搬家,中国北方的邻国也没搬家,但在奥运期间,北京的空气及整个环境是那么不同。这就说明,人为的环境破坏的程度,是何等严峻。
中国的生态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全国水资源被污染。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媒体都讲,原因主要归于中国人均水资源奇缺。德国的一个华人工程师查的数据表明,中国的水资源人均 2220立方米。这和德国的水平相当,它是2170立方米,但所有去过德国的人都能看到,德国的环境多么好!仅从人均水资源不充足来解释中国绝大部分河流被污染是说不通的。南韩的人均水资源比中国的少多了,只有1480立方米,但是我去过两次,看到的都是青山绿水。所以中国模式中,高速发展的又一个巨大代价是生态的恶化,这是无法抹杀的事实。
第三,中国模式的巨额行政成本。做公共管理研究的都知道,为了贯彻“GDP增长高于一切、稳定压倒一切”的发展政策,中国的各级行政系统常常是不计成本的。县领导定下一个大目标,往往就是“举县”去做;省市领导定下一个大目标,往往就是“举省举市”动员落实;国家级领导层定下一个大目标,那当然就是“举国”动员落实。只要一“举”,其它的统统让路,代价超常难以计算。
推广一个模式不仅要讲其效果,更关键的是要讲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方法产出这样的效果的,不然别人无法操作。这就是欲推广“中国模式”的悖论,你仅仅看效果,确实非常显著,但你一讲成本,就吓死人了。
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模式”的惊人效果和惊人代价,做了绝妙的展示。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把奥运办到这样宏大的规模?但不能忘了宏大后面的代价:中国正式公布的花费是448亿美元,这已经是雅典2004奥运会的4倍,是悉尼2000奥运会的5倍多,而这个天文数字并不包括“举国动员、党政军工青妇、各行各业都让路”的成本。比如,仅仅为了奥运开幕式上的鼓手队,就专门征招了一次兵,两年里全职操练。全世界愿意花这么大代价办奥运的政府不少,但钱不够;全世界有财力这么办奥运的国家很多,但不愿意,因为他们认为还有更值得花钱的领域。
所以,目击了宏大北京奥运会的伦敦市市长说,2012年他们的奥运会预算在93亿英镑(174亿美元)以内,因为民主制和法治不允许办奥运不计成本,尽管英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弱:2007年它的GDP总值2. 730 万亿美元,是中国的83. 2%;人均GDP是45300 美元,是中国的18. 4 倍。
回顾和反思中国30年来走过的路,我们既不能否认它的巨大成果,也不能抵赖产生这些成果的巨大代价。目前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大讲“科学发展观”,只有把这两个“巨大”都实事求是的放进去,才可能在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创建良好的制度和政策,以不太长的时间,将前述的三大成本持续的降下来。若是,才会使中国的发展不但成为可持续的,也是人道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了。 (本文来源:中国网 作者:丁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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