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故意，911事件后，丹•拉瑟（Dan Rather）单枪匹马的搜集了足够的证据，用来摧毁美国新闻界自诩其在民主社会中占有特殊地位的宣言；同时也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爱国主义在道德上是难以被接受的。拉瑟在作为一个记者与表达自己爱国激情之间的挣扎展现了当代美国新闻界难以达到保持政治中立的原因。对此，记者们应该感激拉瑟，如果我们能埋葬当代商业新闻媒体特殊的意识形态，，我们将有可能重建一个可以更好的维护民主、服务大众的媒介体系。
文◎
——如何拯救美国新闻与民主
并非故意，911事件后，丹•拉瑟（Dan Rather）单枪匹马的搜集了足够的证据，用来摧毁美国新闻界自诩其在民主社会中占有特殊地位的宣言；同时也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爱国主义在道德上是难以被接受的。
拉瑟在作为一个记者与表达自己爱国激情之间的挣扎展现了当代美国新闻界难以达到保持政治中立的原因。对此，记者们应该感激拉瑟，如果我们能埋葬当代商业新闻媒体特殊的意识形态，，我们将有可能重建一个可以更好的维护民主、服务大众的媒介体系。
与此同时，拉瑟关于战争期间公民职责与权力的声明展现了爱国主义问题不在于如何正确定义，而在于如何消除它。为此，民众应该感激拉瑟，如果能够超越那个在精神与理智上都已破产的意识形态，我们将有可能使美国的霸权为美国民主让路。
为什么是丹•拉瑟？
拉瑟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的主持人，美国电视新闻的泰斗，他在911后公然发表了比其他主流商业记者更多的言论。他在很多脱口秀节目中讨论对这次灾难以及媒体报道的反应。尤其是他在911发生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便在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 的脱口秀节目中宣布自己对总统的忠诚，使得人们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
比最初反应的更为重要的是，拉瑟从9/11过后便开始尝试着去调和作为记者与作为美国公民两种不同角色的矛盾，可是他和整个新闻行业一样惨遭失败。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当今新闻业与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在思想上是多么紊乱，在政治上是多么虚弱无力。
对于记者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要求很简单：在一个人民自主民主社会中，公众需要来自独立于权力中心，尤其是政府，的信息。社会越大越复杂，个人就越难收集到自己需要的信息。于是就有了自诩为中立的看门狗、为不偏袒任何政党的记者。在当代美国，记者们自称为中立的信息来源。
可是9/11以来，我们痛苦的发现，主流商业新闻媒体基本上没有成为富有批评性的独立声音，更没有保持政治中立。同样重要的是，新闻界现在的境况表明对于政治中立过分单纯的要求将破坏媒体批评性与独立性，没有比对爱国精神的讨论更能明显的体现这一点了。
在丹•拉瑟的帮助下，这个已经像白昼一样清晰。
有些人写信批评他是个正慢慢变老的脾气很坏的人，他不仅在直播时听起来像个傻瓜（他因为时常使用一些俗语而被授予“废话拉瑟”的称号），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从不代表绝大多数记者的观点。而我却认为正好相反，拉瑟是一个相当典型的记者，就像他在公众场合异乎寻常的直率而诚实一样。他并不善于进行自我审查，这也正是他为什么如此频繁的令同行们尴尬。以拉瑟的评论为起点，我将展开一个案例来驳斥典型的记者关于政治中立重要性的主张，和典型的美国人对于爱国精神的主张，我认为这两者是不一致的，也是毫无建设性的。
爱国的新闻业
这个争论建立在一个朴素的主张上——爱国主义并不是政治中立。这个主张不仅显而易见而且不容忽视。事实上，在美国关于爱国主义的祈祷往往例行公事的加上两党合作的宣言，明显那是“超越政治”的。爱国主义是天生的政治理念，它的价值不是体现在政治家们用来证明关于战争的细小政策是正确的，而是在于它与单一民族国家相区别的关于公民的职责与权力的基本定义。
拉瑟的第一个被攻击的言论出现在2001年9月17日的“Letterman show”，当他说：“乔治•布什是总统，他作决定，但是你知道，他也只是一个美国人，不管他在哪里希望我给他电话，只要告诉我在哪里，他就将接到电话。”1
一个如此直接的认为政治领导人的权威应该处于次要地位的声明却引起了许多人（尤其是许多记者）神经紧张，可是在后面的讨论中拉瑟从未收回过他这个声明。他一贯主张爱国主义不需要辩解，他努力在“记者是中立的观察者”理念指导下用清晰明白的语言将其阐述出来。例如，拉瑟从来不像其他记者一样在直播中佩戴国旗别针。在2001年9月22日的“今晚CNN（CNN Tonight）”中与霍华德•库尔茨（华盛顿邮报媒介批评家同时也经常在新闻频道出现）面谈时，拉瑟解释说：“我觉得这个不适合我，我从幼儿起就已经将国旗牢牢的记在心里了。而且我不觉得需要这样做，我只是觉得这个不适合我。”2
9/11后不久，美国国旗成为代表“美国还坚强的站立着”的符号，很快又跟“美国即将进入战争”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按照惯例理解，拉瑟认为“佩戴国旗将影响新闻工作中立性”是正确的。但是在那次面谈中库尔茨问拉瑟是否认为记者（由于对公众后坐力的恐惧而）不情愿批评行政部门时，拉瑟的回答显示他无法改变“爱国主义是领导者附庸”这一理解：
“我希望能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像社会中一个正派的成员和一个正直爱国的美国人。所以，我希望能够从一开始就向政府、总统以及军事部门因为证据不足而承认他们没有过失。我也希望能够扮演好自己作为一个记者的角色，那就是提问，甚至在需要的时候提比较尖锐的问题。但是在这样明显的国家危机时刻，我无法原谅总统先生这样的言辞——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吧，美国的先生女士们，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是谁。我会做好自己的记者工作，但同时我也将因证据不足而承认他们没有过失，在这样的紧急时期无论何时都有可能。不是因为我担心任何反作用力，而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做一个不辩解的美国爱国者。”
拉瑟言语中的矛盾让人震惊。他将不会佩戴国旗指针，可他却声称将不辩解的爱国。他将问尖锐的问题，可是如果政府官员对于那些刁钻的问题的答案看上去可疑，他将会因证据不足而承认他们没有过失。拉瑟对库尔茨的回答发生恐怖袭击之后11天，可以理解为因为事件的冲击导致人们这时回答问题异乎寻常。可是拉瑟在2002年6月4号，CNN的“拉里•金直播室”上说出了同样意思的话。当时金问是否有“一道介于爱国者与报道者之间的细线。”拉瑟回答说：
“不，我从不认为有什么细线。我在这个界线问题上从来没有过什么问题。让我感到有困难的只有什么以及什么时候是比较适当的。 当战争在10月第一次打响时，如果有疑问，我们就应该向军方提出这些疑问。”
在2001年10月9日，拉瑟在接受NBC与CBS前记者马文•卡尔布（Marvin Kalb）的采访中出现自我矛盾。他首先声明：“我不认为你会爱国爱得太过分，如果有疑问的话，我会选择因为爱国太多犯错误，而不是站在爱国太少的那一边。”接着，他定义一个爱国的记者是一个“富有怀疑精神，坚持中立的记者，而不是愤世嫉俗的人”。对于拉瑟来说，这意味着“对于一个记者是否爱国的评价是他是否有智慧，是否有机智，是否有胆量去询问刁钻的问题，即使提这些问题可能被认为是不爱国。”在那次采访中，他还这样声明：“作为一个记者，我从来没有打算将任何一名美国战士的生命置于危险的境地。而且，我充分的准备好对政府、军方发言人给予因证据不足而承认他们没有过失的评价。”3卡尔布既没有发现拉瑟言语中的自相矛盾，又没有认为这些言论是政府言论的翻版.
我们并不清楚拉瑟根据什么理由来拒绝在一场危机或者战争的早期询问政治领导人。表面上应该正好与此相反，在经历类似911这样的袭击之后，政客们可能将迅速利用公众的震惊与悲痛（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此时人们普遍情绪化、容易被操纵的，记者及早的干涉并提出刁钻问题显得比平时更加重要。同样的，如果军方官员们能够通过掩盖信息来逃避为自己犯错而承担责任的话，将使正在作战的人们更加危险。拉瑟恐怕必须解释一下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对军方官员们“证据不足无罪开释”的同时提出“刁钻的问题”。
当许多记者因为拉瑟的声明而不安时，主流商业新闻媒体在911之后的表现让人觉得他只不过清晰的说出了其他人是如何想如何做的。9/11后持续数月的根据政府要求进行的新闻审查制度（使新闻界）羞耻到了极点，而且美国官员们对外国出版物和alternative media进行详细检查的要求在表面上被主流媒体所接受。令人好奇的是，在2002年6月参加金的脱口秀前不久，拉瑟接受了BBC的一个采访，在其中他对过分的爱国主义带来的危险进行了深思。在2002年5月5日的“BBC Newsnight”中，拉瑟说：
“我担心汹涌的爱国主义将践踏国家力图保护的真正价值。在我们这样一个根据民主原则所建立的宪法国家里，如果人们不能够普遍了解我们为何而战，我们怎样作战并能理解高层的意愿的话，那么战争将完全无法维持下去。”
这个拉瑟所提到的“汹涌的爱国主义”，将导致一个记者说，“我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问题，但是你知道，现在不是适合提这些问题的时候。”但是，他补充说，“不坚持自己的立场，不看着官员们的眼睛，提出他们所不希望听到的问题，是不爱国的。”4虽然拉瑟在早一些与Kurtz的访谈中说他并不害怕宣传爱国的公众的压力，可是他向BBC的记者比喻说美国新闻界所面临的问题是 “”
“这是一个低俗的比喻，你知道我不能肯定自己喜欢它。在南非，有一段时期人们会将一个燃烧的轮胎戴在持不同意见的人脖子上。可是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恐惧的是这里你也可能被necklaced ，你的脖子上将被戴上缺乏爱国心的轮胎。现在正是这种恐惧使得记者们不敢询问最尖锐的问题……我自己也不例外。”5
拉瑟连续啪啦啪啦的发出了各种声明——在声明1中他表示自己将顺从权威人士，而在2中他许诺将提刁钻的问题，但是情况3不包含在内因为那时不是合适提刁钻问题的时候，在4中他承认他与同僚们即使在合适的时候也没有提出刁钻的问题——不是发挥失常，而是代表大多数美国记者的立场。
无论在如何扮演记者角色上怎样混乱，拉瑟对于如何扮演一个战时公民的角色似乎很清醒：当战争来临时，成年人不是支持领导人的政策，就是很快与领导人站在同一战线。2001年11月2日，在CNN的“拉里•金周末秀”上，拉瑟说：“整个国家right in saying，看，不管911之前对乔治•布什有没有不同看法，他现在是我们的最高长官，他是我们需要的人。我们要一致，我们要立场坚定。我并不是在为此鼓吹说教，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这一点。”
我们真的每个人都同意这个要一致的号召吗？9/11后马上出现的有组织的反战运动表明并非如此。而且，身处民主社会中的我们为什么要如此重视这个所谓的一致？我们在为一个什么目的而一致？在民主社会中应该由民众来决定这个目的，而且总是会有许多关于什么才是正确目的的意见。这个“一致”除了代表对领导人的服从与容忍外还能代表什么呢？在2002年11月4日的“拉里•金直播室”上，拉瑟将它表述得很清楚：
“我一直信仰你每次只能有一个最高长官，每次只有一个总统。布什总统是我们的总统，不管他决定在伊拉克动武还是和平，我们都应该全国一致去执行。作为公民中的一员，我将紧跟他的脚步……而且不管他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将支持他。”
在那次访谈中，拉瑟关于“新闻媒介在统治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的观点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在争执美国军方是否有权限制信息发布 提供给记者时，拉瑟伟大而开明的观点是：在一个“像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一样的基于民主政治法则的宪法制共和国里，在领导阶层与被领导者之间有必要有一个被高度传达的信任。”
简单的说，拉瑟的政治理论就是：作为一个公民，他必须紧紧跟随总统做出的发动战争的决定，作为一名记者，他将提供信息来建立政客与民众之间的信任。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这样颠倒了民主社会中民众与官员的关系，官员是由民众选择出来的，民主社会中的公民并不是用来成为“被领导者”。在一个意味深长的民主体系中，公民的角色并不仅仅局限于选举领导人或者在领导人已经准备好的狭窄的框架中对政策进行选举。在一个富有参与意识的民主体系里，民众将在决定什么时候什么事务是最重要的以及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构成来实现这些事务中扮演一个活跃的、意味深长的角色。而记者在这个任务中将成为他们的盟友。
爱国主义的问题
不管在具体意见上有什么分歧，比如多少记者应该在公共场合谈到爱国主义，或者他们是否需要在翻领上佩戴国旗别针，或者对官员的提问应该多尖锐，我知道9/11之后，在美国没有任何一名主流或者商业记者公开表示与爱国主义断绝关系。不论因为不同的言论遭到了多少攻击，丹•拉瑟2002年3月在德克萨斯日报联合协会上的讲话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现在有很多关于爱国主义的讨论，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成为爱国主义者。”6唯一潜在的分歧是对于记者什么是符合规定的爱国行为。
比尔•科瓦奇，“关心记者委员会”的主席，是9/11之后强硬的评论记者代言人之一。他并不大呼爱国主义，而是在保护记者中含蓄的表达自己的观念：“对于民主，一个记者决不再比尖锐而不受限制的核实当天的新闻，（决不再像一个普通公民一样忙碌，决不再有爱国心），他们质疑权威人士的行为，他们揭露公众需要了解而有些人为了私利希望保密的信息。”7
一本美国顶尖记者评论杂志的一个编辑也同样在辩论中含蓄的认为记者为他的国家服务的最好的爱国主义行为是“当我们的政府发动战争时，提出刁钻甚至不受欢迎的问题。”他用“爱国主义，对自己国家的热爱”的定义来区别于“民族主义，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利益高于所有其他的民族。如果说爱国主义是一种感情，那么民族主义是它黑暗的一面。”8
对于那些简洁的陈述只有一个问题：爱国主义无法与民族主义区分开来，爱国主义通常在精神上是无法抵御的。而且在美国这个今日帝国中，爱国主义对这颗行星的继续兴旺有显著的危险。我认为所有人，不管是记者还是普通公民，都应该抛弃爱国主义而努力成为更加进步的人，忠贞于整个人类社会而不只是对某一个国家。乍一看来，对于一个将爱国主义视为美德的国家，这样做显得残忍。但是有一个简单的途径使得这个变得合乎逻辑，更加道德。
如果我们使用关于爱国主义的共同定义——对自己祖国的爱与忠诚，出现的第一个问题是，祖国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毕竟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自然产生的事物。在911后关于区分团体与阶级的讨论中，我要求人们，尤其是文章中提到的美国的爱国主义，解释他们认为民族国家的哪些部分能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一个人将会对哪个人或者哪些事情感觉爱和忠诚？得到的答案包括土地本身，人民，文化，领导阶层，国家政策，国家制度以及国家平民的理想。这些答案看起来都似是而非，都无法对那个基本问题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答案。
土地：许多人将爱国主义与对于土地的爱联系起来，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或者正在上面居住。的确人们对于一个地方的感觉和对于一片风景的联系容易被理解，我们大多数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我在草原上出生并长大，在那里我感到最舒适，最有家的感觉。但是那和对一个民族国家的爱与忠诚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对一片具体的地形的感情是由国际政治上的国界线来决定的吗？如果我喜欢沙漠，难道我应该对美国国界这边的沙漠热爱得多一点，而对国界线那边墨西哥境内的热爱得少一点吗？难道我应该热爱家乡北达科他州的草原，但是在碰到加拿大的国境线时就放弃对那边草原的热爱吗？在谈到与土地的联系时，我们能明显的谈到分水岭与局部生态系统，但是不会提到国家分界线。因此对某一片特定土地的联系与一个民族国家无关。
人民：将爱国主义与对同胞的爱与忠诚联系起来也是很自然的。这个能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作为对人类生命价值差异的肯定，其次是作为一种对人民情感的表达。前者认为那些与自己生活在同一个民主国家的人的生命比生活在这个国家之外的人的生命更加重要，事实上，所有主要的道德哲学和宗教认为这种价值差异是不道德的，因为这些宗教和哲学都是基于全人类的生命同等重要的信念之上。我们不能否认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战争中，人们会显得更加珍视本国人民的生命，但是，就多数人而言，这不应该成为爱国主义成立的理论基础。
当然每个人会对生命中特定的一些人有着特殊的感情，而且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感情倾注在自己的同胞上。但是那就意味着我们对他们的特殊联系是因为生活在同一个国家才滋生的吗？既然人类存在着个体差异，那为什么要假定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人就能比其他人激起更多有联系的感觉呢？我出生在靠近加拿大边境的美国，与我现在居住的德克萨斯州人相比，我同生活在加拿大境内草原上的人们有更多共同点。但是由于我的美国公民身份，我不是应该天生对德克萨斯州人的感情比马尼托巴湖人的更热烈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文化：关于土地和人民的争论同样适用于文化。作为风俗、艺术、传说、宗教信仰、传统等东西的联合体，文化经常不会严格的按照国界线而分布。更加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可以抵制自己国家的主流文化，那么他又为什么必须热爱这个文化并对它忠诚？
领导者：在民主社会中，爱国主义显然不能定义为对现有政治领导者的忠诚。这样的爱国主义是在和民主唱对台戏，每个公民都应保留对领导者进行判断的权力，而不是简单的接受他们的权威。即使一个人承认领导者有权在合法前提下做决定并且同意遵循由此产生的法律，但这不意味着他忠诚于这个领导阶层。
政策方针：关于领导者的论点同样适用于他们所实行的政策。在民主社会中，一个人也许同意遵守合法的规章制度，但是这不代表他支持它。当然也没有人认为反对现有的税收政策或者运输计划是不爱国的行为。似乎战争是唯一一项被要求必须全民支持（起码无人表示反对）才能通过的国家政策，但是为什么战争就必须不同呢？当那么多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时，难道不是更应该将所有的观点都充分展示出来吗？
政府组织：许多人认为如果爱国主义不是对现有领导人或者政策的忠诚的话，起码它可以代表对我们政府组织的忠诚。但是那样和放弃民主制度没有什么区别，在民主社会里，不管什么情况下一个单独的部门设置都不能最终代表民主。在一个建立在公众至高无上并享有拒绝为他们利益服务的部门的权力基础之上的社会中，将爱国主义理解为对现有制度的忠诚是难以理解的。
民主理念：当爱国主义在以上范畴受到挑战，多数人最终会转向一项似乎最合理的理由，那就是美国是一个对诸如自由、平等和公正等民主理念的推行负有责任的国度。而问题正出现在这里。
首先，是什么使这些价值观变得美国化？难道不是世界各地那些坚信这些理念并试图以各种方式使它们得以实现的人们吗？
假如那些价值观不是在美国产生，也不像今天这样显得如此美国化，谁还能声称它们是爱国主义的基础呢？如果这些价值观在美国诞生以前就已产生并且已经出现在世界各地，那他们会不会是整个人类的理念而不单单属于美国人？
接下来，会有很多人提出，虽然民主的理念并不是美国人独有的财富，但是它确是在美国实现了实现了自己最丰富的内涵。
然而，这仅仅是强权的傲慢表现。在某些标准上，诸如对言论自由提供的法律保护，美国确实走在世界前端。但是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媒介系统，也在有计划的排除某些激进的观点和限制政治讨论的范围，使真正民主的言论日趋衰竭。认为某个国家可以成为任何一个看似简单的民主价值观念的精通者的想法都是愚蠢的，更不用说民主理念了。
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声称美国是正义价值的最终履行者的同时需要想起历史的局限和美国残暴的记录。也许有人想提起原住民和美国黑人在过去和现在为争取自由与平等而做出的努力。我们同样需要对危地马拉、伊朗、尼加拉瓜、南越、东帝汶和老挝等国的人民做出解释和说明，我们还要对因美国的侵略直接或间接的牺牲者们解释：为什么这个高举自由和民主理想的大旗的政府，会例行公事般在全世界走来走去，推翻民主政府，支持残暴的独裁者，扶植和培养恐怖分子军队做代言人，而且在作战时对平民进行残忍的攻击。如果想说我们是自由和公平曾经和最终的实践者，广岛事件将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阻碍。
经过课堂上对这个问题的辩论后，一个学生恼怒的指出我没有尝试将爱国主义降低为一组相关联的概念组。“爱国主义就是将那些概念全部叠加在一起。”她说。但是没人清楚当每个单独要素都无法达到目标时，如何通过将它们集合在一起来得到一个合理的论点。如果每个要素都因为经验、逻辑或道德领域上讲不通而无法将爱国主义阐述清楚，那它们怎么可能通过叠加在一起就能成为真理？
每一个试图将爱国主义阐释为爱与忠诚的尝试都迅速的失败了。当我研究这个问题时，我完全不能理解爱国主义会与逻辑及证据不相上下。当然爱常常是一种无法描述出来的感觉，当我们说爱某些人时，我们不可能去写一篇论文来说明原因。我的观点并不是建议让爱的情绪变成冷血，而是希望指出爱国主义是语无伦次的，因为不管在精神上还是政治上爱的权力过大。我们可以热爱人们、地方或者思想，但是对于一个民主国家表示热爱或者忠诚是没有意义的。
超越爱国主义
大多数人抵制民族主义的粗鲁和过于强硬，而我的观点是我们无法将爱国主义从民族主义中区分和拯救出来。对“爱国主义”这个概念的任何应用都可在某种程度上被称为盲目的爱国主义。从坏的方面来说，爱国主义可能轻易的导致对强权政策的支持，在战争中这一点尤为明显。而从好的方面说，它又自我纵容了美国人对于本国文化独特性的设想和对历史及现实政策顽固的无知。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确信爱国主义等同于“狂妄、傲慢和自大”，并且进一步指出：
“爱国主义假设我们的地球被划分为若干地区，每个地区都被一道铁门环绕着。那些有幸出生在某些特殊地区的人们认为自己比那些生长在其他地区的人更加优秀，高贵和聪慧。因此，为了将自己的优越性强加于其他人身上，战斗，杀戮和死亡成为每个生长在那些被选择区域的人们的一种责任。”9这并不是对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的一种泛泛的谴责。人们常常告诉我，“你的假设是任何关于美国的事物都是坏的。”但是我的假设并非如此，这与假设美国的任何事物都是好的一样荒谬。没有一个理性的人会作出这样的论述，我也不会“首先责怪美国”。相反，对于一些激进主义者来说，他们倒容易表示，“我会承担道德的责任，严肃地解释个人的行为，并全面的解析这个我在其中作为一名公民的国家的行为。”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超越爱国主义本身。我们需要保留所有对土地，人民，文化的热爱，割舍掉对那些被贴上爱国主义标签和人为地将其与国家边界建立起联系的地区的情感。我们可以考虑人类对感受与他人的团结和联系的需求（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将其描述为“享受与他人的友谊，能与他们合作，和感受一些轻微的孤独感”）。10如果不把这些感情和一个民族国家建立联系。我们可以意识到通讯和运输技术已经使一种更高层次的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成为可能，这种流动性留给我们一个清晰的选择：或者这个世界可能继续建立在以某些强大的国家（跨国公司建立起复杂关系）和制定政策的精英为主导的基础之上，或者我们可以通过基于共享的价值观和相通的人性形成的跨国界流动在全世界人们之间寻求一种新的独立和联系。要想实现后者，人们的道德评理能力必须能限制精英力量的破坏力。正如戈德曼所说，爱国主义阻碍了道德的发展。这里没有抽象深奥的争辨，赌注是痛苦而真实的，那些在较低级民族国家中生活的人们一直并将继续以生命为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的爱国主义付出代价。
当布什政府完成其9/11的承诺，开展了一场针对无穷的敌人的一场无限期的战争时，爱国主义问题在美国显得尤为突出。一个国家的破坏力越大，爱国主义的潜在危险也就越大。尽管很多美国人相信我们是第一个慈善的帝国，但是这种想法同样适用于任何一个国家。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来仔细思考一下关于纳粹领导人之一赫尔曼•戈林的报告。在G.M.吉尔布特的自传叙述了他与戈林的谈话：
“为什么人们不想要战争，” 戈林耸耸肩。“为什么一些农场的笨蛋愿意去战场上冒险，而他们能从中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成为碎片回到自己的农场。一般来说，不论在俄国还是英格兰还是美国，甚至是德国，普通人其实并不想要战争。这很容易理解。毕竟制定政策的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而且不管是民主制还是法西斯独裁，是议会决策还是共产主义制度，要得到人们的呼应通常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这里有一点区别，”我指出，“在民主政治中，人们可以通过所选的代表就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在美国，只有国会可以宣布发动一场战争。”
“噢，那真是太好了，但是，暴力或非暴力，人们通常是领导者的牺牲品。这很容易，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们他们正在被攻击，谴责和平主义者缺乏爱国主义精神，任由国家处于危险当中。这在任何国家都能行得通。”11
IF NOT PATRIOTISM?
如果没有爱国主义？
如果政治生活能够不是围绕着爱国主义和民族国家，那么又能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应该同时包括地方和全球。政治权利必须下放到平凡人亦能在管理自己的生活当中扮演一个有意义的角色，同时，我们主张与整个人类家庭建立一种情感联系，并且需要懂得高科技的范围和帝国主义的神话使我们以新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与他人联系在一起。当生活在一个地方性区域，只有在考虑了对生活在我们视野以外的地区可能造成的影响后才作出有道义的抉择，这便被称为国际主义。
在这里，我的目标不是对这样一个系统如何运作进行详细的勾画，任何这样的尝试都是不现实的。第一个出发点就是了解一些现象以外的本质。人们可以对任何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进行试验，试验的成败都将指引后来的步骤。任何想在该阶段提出一个综合计划的尝试都不会得到重视。清晰的说出可供选择的政治图景和参与政治运动以提高自己的工作已经进行了数个世纪，认识到这一点也很重要。在今天，没有理由认为清晰的界定各个民族是团结各个社会的唯一力量，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激进派曾争辩认可其他的共同利益。就像戈德曼所指出的：
“有思想的人们意识到对于当今的时代，爱国主义已经显得过于狭窄和备受限制而无法满足时代的要求。权利的集中正使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跨越国际，团结起来，美国劳动者与他们在国外的同行取得更融洽的利益关系，这种关联取代了以往矿工和煤矿主之间利益冲突。这种团结不再惧怕外国的入侵，因为它使所有的劳动者变得清醒，他们会对他们的领导者说，‘要杀人你们自己去吧。我们已经为你们做了太长时间了！’这种团结甚至正在唤醒军人的觉悟：他们也成为了伟大人类家庭的牺牲。”12
我们当然可以深入的回顾历史寻找可供选择的办法。正如列夫•托尔斯泰在其1900年出版的批判爱国主义的论著中提醒我们的，对于基督教的排斥正是因为它充满生命力的精神力量， “2000多年前，一个富于智慧的人，得到一个更富于智慧的创见，即人们之间存在着兄弟般的紧密联系。”托尔斯泰争辩道：“人们之间兄弟般的情义，于生活中由来已久，而且你能从各个方面认识到它。”这个理念能领导人们去理解“他们并不是农场主或是其他人的子女，不是国家的臣民，而是上帝的子民。”13
可以用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对上面的陈述进行精辟的总结，这就是伟大的美国劳工领导人和社会主义者在1915年所说的：“我不为任何国家奋斗，我的国家是这个地球，而我就是世界公民。”14
记者可能是公正的吗，或者这无关紧要？
不管一个人如何肯定爱国主义在智力和道德上的崇高价值，一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一份爱国主义的宣言也是对某种政治取向的坚持。就这部分论述的目的而言，有多少记者存有爱国主义的概念或者怎样才能最好地实现爱国主义都是无关紧要的。正如拒绝爱国主义是一项政治行为，接受它也亦然。那么，记者如何既能公开宣称其政治取向，又能继续声明自己在政治上是中立的？
当然，记者在很多议题上拥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没有记者宣称自己对政治缺乏敏感。传统的看法认为记者并不缺乏观点，而缺乏确保公正、平衡的专业训练，一个优秀的记者应该是客观的，在新闻的采集和发表中都应保证其不受到其他观点的影响。因此，典型的记者都会避免公开发表有关自己政治理念和取向的言论。这就是爱国主义的不同之处，记者通常承认爱国主义是件好事，并为其赋予自身工作的意义而奋斗。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无视其中的冲突和一片要求保持中立的反对声，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最合理的解释似乎是这些记者将爱国主义作为政治论据，而爱国主义又受到如此广泛的承认以至于接受它正是无可非议的。例如，可能所有的美国记者都承认奴隶制是罪恶的，而且如果被当众询问，每个记者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出自己的信条。就人类的权利和责任而言，这个
观点合乎道德规范并具有政治意义，但是没有人会将其视为与某种中立观点妥协的结果，因为为奴隶制辩护会将一个人置于现行社会规范之外。而辩护本身也将成为病态、自私和党派政治的暗示。
但是，除非反对爱国主义的言论呈现出明显的谬误——使得我、德布斯, 戈德曼，托尔斯泰，和许多其他人，不论是当今还是以往的，都呈现出一种病态——爱国主义就不可能在道德和政治上完全站得住脚。要想使爱国主义扮演一幅并非党派政治并且公开接受评论的姿态的唯一方法就是清除反对爱国主义的言论。事实上，对当代美国商业占据主流的新闻界的回顾证实了这一观点。
这有什么关系吗？这妨碍到美国读者获得的新闻，尤其是那些无关战争与和平的事件的真实性了吗？是的，因为甚至在9/11以前，爱国主义一直蒙蔽着美国记者的眼睛。最有说服力的事实莫过于诺曼•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制造同意》一书所记载的波斯湾战争，作者广泛地观察到对外事务的报道整体倾向于主导文化中政治精英们的官方观点。15但是，如果不相信这样稍显极端的资料，我们不妨看看丹•拉瑟的例子。
1996年，丹•拉瑟在我执教的德克萨斯大学作了一场关于新闻伦理的报告。比演讲更有趣的是他对一个问题的回答。一个学生问拉瑟关于媒体对1991年海湾战争报道的失误，诸如支援者，军队进程的失实报道，无法分辨布什政府发言的真假（其中多数后来被证明是在撒谎）。这个学生举出一个明显而尖锐的例子说明了新闻从业人员的渎职，拉瑟承认这个年轻人所说的大部分事实都是真实的。
但是，拉瑟耸耸肩，在战争中，“记者更愿意选择跟随旗帜。”16拉瑟是正确的，并且我认为我们应该赞赏他的诚实。但他似乎漏掉了问题的关键：是的，记者是倾向于选择跟随旗帜，但是他们应该这样做吗？拉瑟接受了这个学生对问题的评析，这正暗示了他明白在战争中，当记者们欣欣然接受强权的声明时，一个民主系统陷入了何等困境；当缺乏独立的信息，人们对于政治问题根本无法做出明智的抉择。但是他的反应也暗示了他相信“跟随旗帜”的本能是不可避免的，或许，这是记者天性的自然法则。
但是，当然没有记者天性的法则。正如赫尔曼和乔姆斯基在他们的宣传模型中展示的，取而代之的是制度上的真实，专业上的例行公事和规范行为的意识形态。重要的是，这些对新闻事实造成的影响被政治中立的专业意识形态模糊化了，使得记者和公民永远不会理解强权和媒介的关联。任何有关这种中立的声明都是不可靠的，在世界上没有可供站立的中立之地。一个人不需要在政治上公开宣称自己具有党派利益或者是一个宣传家。记者于报道何种事实，从什么角度，选择什么消息来源中体现出的政治立场，不可能被一句在专业实践中建立公正的誓言所改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个人是否中立，而在于一个人是否切实地独立于强大的势力。
主流商业新闻界会很快回答，“是啊，我们当然是独立的。”事实上，政府官员很少把法律限制强加在记者身上，而且编辑和记者在政府控制外独立工作。（当然，记者并不独立于雇佣他们的公司，但是这里的重点在于对政府的独立。）所有的政府都会例行公事般的尝试控制记者从官员处获得的信息，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但是，美国政府却相对较少的限制记者的工作。
记者如何运用在合法控制下的自由？战争中的多数情况下，记者并不习惯自由。盲目的依赖官方消息来源和爱国主义的意识使得多数记者被局限在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相信美国的战争目的是正义的，而且任何不好的事情都只是非恶意的结果或是其他体面国家中一些坏家伙的流氓行径。造成的结果是惨痛的，在战争时期，当一个民主社会最紧迫的需要一个独立于文化意识形态限制以外的富于批判精神的新闻界时，美国商业主流媒介往往正好遭受最深的失败。
在1999年于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后备受争议的时期，丹•拉瑟讨论了在攻打南斯拉夫期间，美国军队高层关于袭击这个国家的发电站的决策。该机构的通信负责人Sam Husseini指出，虽然拉瑟声称自己是一个中立的记者，但在描写美国军队行动时却使用了名词“我们”，17两者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拉瑟承认这是个难题，但他坦陈自己对这个问题存有偏见：“我是一个美国人，并且我是一个美国记者。是的，当面对一场包含美国人在内的战斗——如果你需要，尽管来谴责我，如果你需要，尽管来咒骂我，但是——我将永远致力于让我们赢得战争。”18
虽然拉瑟并未声明，但在他的回答中显然可以看出其前提假设是美国是为正义而战。但是如果美国领导者将美国人送入一场并不正义的战争呢？如果实际上领导者推行了一场绝然错误的战争呢？如果美国不是为了自由和公正而战，相反只是为了扩张或加强自己对世界上关键战略区域的控制呢？让我们想想，只是因为一场争论，战争爆发在世界上大多数易开采的石油资源最集中的地区，而对于一个世界工业经济严重依赖石油的时代，谁控制了石油的流动及其利润，谁就掌握了真正的强权。如果美国军队只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被送上战场呢？如果由于美国军队高层的战争策略，一个人可以轻而易举的肯定多数平民将死于战争呢？如果仅仅是为了一次争吵，这些都成为现实，那么不论是记者或是普通公民，谁还能接受“我将永远致力于让我们赢得战争”？记者是否有必要了解政府具备发动这样一场战争的可能性？如果记者对此毫不知情，我们能否认为他们是公正的？我们能否相信他们会提供给我们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公民做出决策所需要的信息？
正如我在本文中一直强调的，丹•拉瑟的公开言论显得如此重要并不是因为它们只是偶然情况下的异质，而是因为它们完全是惯例性的。当拉瑟谈到“致力于使我们赢取战争”，最令人沮丧的时刻并非演讲本身，这个和拉瑟以前的演讲相比毫无新意。更让人忧虑的是演讲结束时，国家新闻俱乐部的听众竟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而他们中大多数是华盛顿最有经验和影响力的记者。
作者简介：
罗伯特•延森Robert Jensen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获得媒介伦理和法律博士学位后，于1992年进入得克萨斯大学。他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媒介法律、法规和伦理方面的课程。在其学术生涯之前，他作为一名专业记者工作过十年。
在研究当中，Jensen引入多种批判理论。他的多数论著聚焦于色情文学和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对于性的批判。近期，他通过一篇对白人特权阶级和制度化的种族歧视的评述开始了对种族问题的研究。
Jensen撰写了Writing Dissent: Taking Radical Ideas from the Margins to the Mainstream
(Peter Lang, 2002)；与Gail Dines和Ann Russo合著了Pornography: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Inequality (Routledge, 1998)；还和David S. Allen合著了Freeing the First Amendment: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他的小册子“帝国公民Citizens of the Empire”在西班牙出版——Ciudadanos del Imperio (Editorial Popular, 2003).
除开教学和研究，Jensen还为一些备受欢迎的媒体写作，而且并不局限于主流媒体，他的文字也出现在一些标新立异的媒体之上。他的关于外国政策，政策和种族的分析文章可以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看到。他同时还是一些反对美国军队和经济霸权的激进组织的成员。
1 L. Brent Bozell, “Media coverage at its best,” Washington Times, September 25, 2001, p. A-18.
2 All quotes from television broadcasts are,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taken from transcripts retrieved from the Dow Jones Interactive database.
3 “A conversation with Dan Rather,” October 9, 2001, “The Kalb Report: Journalism at the Crossroads,” CD-ROM. http://www.gwu.edu/~kalb/.
4 Quotes transcribed from
http://news.bbc.co.uk/hi/english/audiovideo/programmes/newsnight/newsid_1991000/1991885.st m.
5 “Dan Rather says U.S. patriotism leads some journalists to self-censorship,” Associated Press report, May 16, 2002.
6 Mike Tolson, “Remain objective despite war, Rather tells Texas journalists,” Houston Chronicle, March 19, 2002, p. 19.
7 Bill Kovach, “Journalism and patriotism,” talk to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Organization of News Ombudsmen, April 30, 2002. http://www.newsombudsmen.org/kovach.html.
8 Russ Baker, “Want to be a patriot? Do your job,”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y 2002, pp. 78-79.
9 Emma Goldman, “Patriotism: A Menace to Liberty,” i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Dover, 1969), pp. 128-129.
10 Randolph Bourne, “War is the Health of the State,” 1918.
http://struggle.ws/hist_texts/warhealthstate1918.html.
11 G. M. Gilbert, Nuremberg Dia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Company, 1947), pp. 278-279.
12 Goldman, “Patriotism,” pp. 142-143.
13 Leo Tolstoy, “Patriotism and Government,” online at
http://dwardmac.pitzer.edu/Anarchist_Archives/bright/tolstoy/patriotismandgovt.html .
14 http://bari.iww.org/iu120/local/Scribner12.html.
15 Edward S.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rev. ed (New York: Pantheon, 2002).
16 Dan Rather, “Ethics in Journalism,” lecture to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November 26, 1996.
17 http://www.accuracy.org.
18 Dan Rather, speech to National Press Club, Washington, DC, June 25, 1999. Transcript at http://www.fair.org/activism/husseini-rather.html.
作者 Robert W. Jensen 副教授，德克萨斯大学新闻学院，译者：史敏杰、陆娅楠（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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