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时代的巨人。通过手腕和个人魄力，这些传奇人物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国家，让人民摆脱贫困，并保护国民免受内在和外来的威胁。他们一度那麽强有力，名声不朽。
然而，东南亚国家的这些强人都已经踏入垂暮之年。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 80 岁，身衰体弱；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穆罕默德 82 岁，患有心脏病；新加坡的李光耀 84 岁，虽然精神矍铄，但终有老死的一天。印尼的前总统苏哈托则在今年 1 月底逝世，终年 86 岁。
2008年 4月 18日 星期五 17:25 BJT
撰文∕乔治・韦尔弗里茨（香港） 2月4日号
观察家都很好奇，接下来这些国家会发生什麽？这些巨头大部分都在地区内保持着强大的根基，在他们即将退位之际，有迹象显示旧有的状况正在转变。印尼是第一个明显的例子，它已抛弃了苏哈托独裁“新秩序”的重要理念。他那一度非常辉煌的政党戈尔卡党失势了，而他的军队再也左右不了政治。在自由公正的选举里，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在争议声中当上了总统。苏哈托留下的遗产中，腐败是最难让人忘却的。但以其他标准衡量，这个国家与他 1998 年下台时已经完全不同了，这说明，他的死亡不会掀起多少风浪。
就此而言，印尼确实与众不同。印尼亚洲基金会负责人道格拉斯・拉梅奇说：“这个国家已走出苏哈托时代，与地区内其他国家有明显区别。”苏哈托与其盟友的一个主要不同点是，其他人都不是灰头土脸地退休，也没有牵涉贪污丑闻（苏哈托贪污的总额估计达到 150 亿至 350 亿美元）。
因此，马哈蒂尔、普密蓬国王和李光耀等人的影响力一直大得多，他们的离去很可能会带来较大的动荡。澳大利亚珀斯莫道克大学的加里・罗丹表示，他们“在遏制社会和政治变革方面是盟友”。他们均属反共派、反民主派，以及间歇性的反西方派。但每一个人也怀着同一想法，那就是贸易推动的经济增长应该凌驾于其他顾虑之上。而这一原则起到了作用：从 1970 年代到 1990 年代，东南亚地区的收入暴涨，丛林中冒出了欣欣向荣的城市，该地区一下子变成至关重要的能源开采业、制造业、贸易甚至金融的中心。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东南亚问题专家布里奇特・威尔士表示，问题是，“这些人是在个人力量处于鼎盛期时掌权的”，而如今，“个人力量的鼎盛期已经过去”。新财富给这些传递富裕的强人带来指责，这是因为，见多识广的市民开始对这些领导人留下的规条感到不满。
因此，不稳定就有可能出现，尤其是在泰国。尽管民众的敬仰超越了政治纷争，但事实上，普密蓬国王长期以来扮演着一个关键的幕後角色，那就是把皇宫顾问、行政官员和军人等组成联盟。尽管他本人深受爱戴，乡村群众却再也无法接受他对前景的美好憧憬，因为他们的辛苦耕耘换来的只是贫穷。越来越多的泰国人转而拥戴他信・西那瓦的政治主张，即鼓励民众在政治和经济事务上胸怀大志。2006 年 9 月因政变而下台之前，他信曾三次当选总理，如今他又回来了，靠的是人民力量党，即年初在议会选举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政党。
对泰国而言，国王之死可能带来真正的麻烦。自 1950 年登基以来，普密蓬曾两度出面（1981 年和 1985 年）阻止敌对地区之间的武装冲突，曾经（在 1992 年）制止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主示威人士，并试过（在 1997 年）安抚金融大动乱时国民的神经。许多人都担心，如果国王在解决他信与军政府之间的冲突前去世，国家就会失去一位仲裁者。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东南亚政治学教授黛安娜・莫齐说：“泰国人对身为政治仲裁人的国王有莫大的信心，因此，他的过世肯定会留下极大创伤。所有事都有可能暂时陷于崩溃。”
当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巨人去世时，这种动荡不大可能发生，但因各种幕後人物争相谋权，过渡期仍会出现混乱。在漫长的任期内，马哈蒂尔（1981-2003）将其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MNO）打造成一个极其强大的领导集团。尽管马哈蒂尔的发展模式在建设“第一世界”的基础设施上和根除赤贫上取得成功，但它却将一个颇具争议的计划制度化了，即优惠人口占多数的马来西亚族人（UMNO 的基础），而慢待印度裔或华裔的马来西亚人。它还扶持国有的金融、IT 和制造业等集团企业，而这些企业又成了大规模贪污的基地。
吉隆坡的公义世界国际运动主席千卓拉・穆扎法表示，马哈蒂尔设计了一种“社会经济变革”而备受赞赏。但他长期执政留下的隐患，可能包括种族关系再趋紧张，以及一个受阻于腐败的经济体系。同时，UMNO 也在分裂。马哈蒂尔钦点的接班人阿卜杜拉・巴达维四年前就职，他发誓要开放政治进程、铲除腐败、精简国营领域和改善种族关系，这一切可以说是让他脱离其前任的妙法。尽管在第一点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其他问题上，阿卜杜拉作为不大，而且也许将来都不会有。UBC 的莫齐表示，他的党内有太多权势人物（包括马哈蒂尔的儿子和几位对手），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因此会不断“打压他的势力”。莫齐还警告说，如果阿卜杜拉继续急于改革，UMNO 的派系有可能分裂，“他们之间存在不满。下一代就要大打出手了”。
尽管更为微妙，但新加坡也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形。从表面上看，新加坡似乎是地区内最稳定的国家，而且是最有可能经受住一个过渡期的国家。受儒家教化 40 多年，李光耀组成了一个管理核心，保护并保持没有腐败、由精英领导的管理作风，使得从高端制造业、生物科技以至金融等领域都维持竞争力。李光耀虽已退休，却仍保持高于同辈的个人影响力，继续以“内阁资政”的身份发号施令。究其原因，部分在于他显得比其他领导人更为现代化，如拒绝建立个人崇拜。然而，他的成功部分是通过压制反对党和媒体取得的。罗丹说：“在新加坡，由精英领导掌权的观念可谓根深柢固，因此，如果你拥护制衡原则，就等于在质疑那些掌权者的廉正。”
有些分析家认为，年老的李光耀退下後，执政党内的派系斗争是真正的危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威尔士表示，李光耀的儿子、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对其父亲建立的不透明政党结构“不可能拥有同样的权威”。
这一切都表明，在未来几年，这个地区很多国家可能要经历重大的变革。当然，一个依靠奠基者的力量而集结成的政权失去了他们的核心人物时，其结局大都如此。20 世纪的东南亚巨头们所建立的体系，极度依靠政治学家们所说的“政绩合法性”，即他们在维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力。40 年过去了，当年新生的东南亚独立国家所面临的危机早已消除，而其中的佼佼者在经济上又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因此，代表其起飞阶段的显着增长就无法维持下去了。做出调整以取得成功将会带来一系列全新的难题，以及产生帮助这些国家渡过难关的新领袖。■
乔纳森・亚当斯（台北）合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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