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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16日星期四

中国传媒风云际会:香港是“气眼”

亚洲周刊张洁平/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成立近五年,正式访问学者六十人,应邀来访者两百多人,为中国大陆传媒人“开了一扇窗”,也完整地展示了近三十年中国传媒的风云激荡。

这一天,香港恰逢台风,骤雨淋漓。十月三日,在国际金融中心二期平台,巨大的落地玻璃将风云变幻的维港隔在窗外,却遮挡不住屋里涌动的另一种激情。这是《中国传媒风云录》的新书发布会。坐在演讲嘉宾席的有书的主编者: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该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著名报人钱钢,有出版该书的天地图书董事长陈松龄、总编颜纯鹇、副总编孙立川,还有九十八岁高龄的《文汇报》前社长李子诵、历史学者朱学勤、前港区人大代表、专栏作家吴康民;而坐在台下的,有刚历劫归来的《海峡时报》记者程翔、《炎黄春秋》主编吴思、凤凰资讯台总编辑吕宁思、《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台湾资深传媒人江素惠,有来自香港记者协会、TVB、有线新闻、商业电台的执掌者,也有中国《南方都市报》、《潇湘晨报》、《中国新闻周刊》、《先锋国家历史》、《财经》、《南方周末》的主要负责人。

略略看去,从大陆新生代记者、三十多岁的杂志主编,到见证两次大地震的钱钢、见证两岸和解的邱立本、深挖中国社会潜规则的吴思、因言论获罪入狱的程翔、再到六四时曾因一个社论天窗和“痛心疾首”四个大字震撼了所有人的《文汇报》李子诵……言笑甚欢的这一屋子普通人,弹指数十年,几乎构成一部中国当代新闻史。

当程翔握住李子诵老先生的手,当钱钢说起八十年代在香港《文汇报》北京记者站“朝圣”时的心情,他们眼底隐忍了多年的沧桑,外人很难知晓。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新闻人既经历了梦想与激情,也承受着失望与黯淡。收录在《中国传媒风云录》中,杨继绳、左方、胡舒立、程益中、钱钢、陈子明、孙旭培、魏永征、浦志强、胡泳、李大同、卢跃刚、展江等十三位中国传媒代表人物的回忆与见证,让这些沧桑以个案的方式一一呈现。吸引两岸三地新闻“掌门人”来这里的,正是书里书外的深刻共鸣。

更有缘的是,共鸣的隐秘交会之地,正是在香港。

如朱学勤所言,对于中国大陆学者或传媒人来说,香港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气眼”,“是我们透一口气,出来看世界的地方”。《中国传媒风云录》中收录的所有演讲和文章,都是作者到访香港时所做。这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也是五年前陈婉莹与钱钢就已经摩拳擦掌“港大论剑”计划的第一篇章。

故事,要从两位主编的相遇说起。在陈婉莹笔下,这是一个“朴素的开端”:“是不太远也不太近的事情,我听说《唐山大地震》的作者到了《南方周末》主持编务,后来又隐约听到大编辑因为什么事情被逼下台。……那个晚上,我赶到汕头市区一个宾馆暗暗的咖啡厅的时候,才第一趟和钱钢见面。……钱钢比我想像的低调。那个晚上,我们谈中国新闻发展的坎坷之路、新闻人的命运,对现状的无奈,对将来的向往。新闻人的共同语言,让我们之间不需要太多的说服。约好了在香港见面,或者,我们可以做点事业。”

此时,告别《南方周末》两年的钱钢,也正在寻找下一步“事业”的可能性。

二零零三年,SARS(非典)肆虐香港的日子,钱钢一个在香港短期访问的计划被滞留,陈婉莹原本要去汕头的工作也搁置。钱钢住在陈婉莹家里,在支持经费还不够的时候,陈婉莹的家,是两岸来往传媒人最常歇脚的“人民公社”。

至今,钱钢关于那一段日子的回忆,还充满着画面感:“我们就坐在阳台上看海,海面上黑云翻滚,手机里每隔几分钟就收到一条短信,告诉你,几公里之外又发现了SARS个案。张国荣死了。SARS来了。”

“我们看着海面,每天都在商量:能做点什么?”

那时,钱钢刚结束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访问,深深感念于香港的资讯公开、学术自由、言论无疆界,希望学习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模式,为大陆的传媒工作者搭起一个立足香港的学术交流平台。

而陈婉莹则刚刚结束美国尼曼基金支持下,在哈佛做访问学者的生活。“在哈佛的日子太开心了”,陈婉莹说:“可以修读我喜欢的任何专业,古典音乐,哲学,历史。这对一个记者来说简直是奢侈。”做了许多年调查记者,压力大到几乎承受不住的她,这一年重新充电、放松、思考的时间受益太多。“不光是中国大陆的记者,全世界的记者都需要这样的机会,停下来,想一想,再前进。在香港,这样的机会太少了。”

一个计划渐渐在两人的遗憾与愿望中成型:向大陆新闻人提供支持,邀请他们来港交流访问,在港期间,可以研究,可以演讲,可以访问本地传媒,算是一个“透气”的窗口。

两人说到兴起,甚至有了华山论剑般的快感:“港大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所在的仪礼堂,其实是英文名字,还有个中文名叫明原堂。”“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明原堂论剑录。”这个计划,就是零四年正式成立的“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作为港大新闻系下属的一个独立项目,由钱钢与陈婉莹共同主持。

第一个访问学者是当时刚从《南方周末》辞职的年轻记者翟明磊。因为不满被宣传部门整肃后领导的管制方式,他在网上发表辞职公开信《我为新闻而来,为新闻而去》。陈婉莹看到后拍案叫绝,立刻把这个年轻人请到了香港。

第一个作演讲的来访者是卢跃刚。钱钢印象很深刻,因为一本《大国寡民》的长篇调查报道名满天下的记者大汉,在香港第一次演讲时,使用了太多北方方言,香港学生无法理解,比如“大尾巴狼”,钱钢必须要拿一块白板,在旁边做即时“翻译”。

“计划刚刚开始的那一年,特别热火朝天。”钱钢回忆说:“有些记者,做了多年调查报道,没有离开过大陆。首次来港,在陈婉莹家,一开始讲话就无休无止,不停地说,那么好的海景,看都不看,谁也打不断他。这么多年,压抑太久了。”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成立至今近五年,邀请的正式访问学者有六十人,长则三个月,短则两个星期;而应邀来往参加各类研讨会的大陆传媒人,已经有超过两百人次。本次出版的《中国传媒风云录》,就是第一批整理出来的来访学者的演讲及文章收录。“我们不敢说这些人能完全代表这三十年中国媒体改革的风云,但是我们可以说,少了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你要说中国传媒风云,都不完整。”钱钢说。

五年,来往港岛与大陆的两百人,如涓涓细流,缓慢而深刻地改变了很多东西。钱钢把它比作向大陆传媒人“开了一扇窗”,“专门带他们去看香港立法会选举,他们也会去本地媒体访问、与台湾媒体座谈。翟明磊就是从香港开始他对公民社会的追求,直至回去创办《民间》。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而另一方面,是对香港的反作用。二零零四年,卢跃刚第一次演讲时的“翻译”,如今基本不需要了。五年前,香港学生在调查中表示,对大陆传媒的印象是“沉闷”、“无聊”、“死板”,现在,经过几十场有血有肉、有笑有泪的演讲,已经没有人这么觉得。

陈婉莹至今记得,央视新闻调查制片人讲自己明察暗访的艰辛故事时,台下的香港学生热泪盈眶。“他们真是被刺激到了。在香港,过去谁会跟你谈这些?谈理想?谈情怀?我们的学生太缺少这个。中国传媒研究计划,对中国大陆传媒人是开了扇窗,对香港学生何尝不是呢?”

自由港岛的角色又一次发挥了它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传媒风云录》已经出版,陈婉莹和钱钢说,访问计划要更深入地做下去。“我们不拒绝任何观点。容纳异见,尊重人权,这是这个计划遵循的基本价值观,也是我们作为新闻人的价值观。难得一国两制给我们留下了这一片思想自由讨论的绿洲。”

一九四九年,作家韩素音在香港写下这样的句子:“我们坐在这里,而山那边隐没在黑暗中的区域就是中国大陆。我们看不到,但始终能感觉到。中国就是我们守在这里的理由。”六十年后,无论是李子诵、程翔、陈婉莹,还是钱钢、杨继绳、卢跃刚、程益中……在香港来来往往的他们,这么多年,谁也没有改变的,还是那一份家国情怀。

“中国,就是我们守在这里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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