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台湾寻找日本文化的乡愁？

在台湾，“日本文化”早就死掉了。原先从日本来的一些习惯，经过“本土化”之後成了“台湾文化”的一部份。在温泉旅馆我已经学会了如何享受台式日本文化，管它像不像日本呢？

老实说，我对台湾并不是一见锺情。头两次作为游客去台北几天，我都觉得极为不舒服，甚至心理不安，因为台湾太像日本。

最初印象 :太像日本

台湾曾经是日本殖民地，如今还到处能看到日本的影响。旧式的日本房子，温泉旅馆的榻榻米房间，台语里面的日本词汇，在火车上卖的“便当”、“寿司”等等，都应该是日据历史遗留下来的。

但在台湾，彷佛日本的远不仅是过去的影子。两边种了街道的台北仁爱路很现代，却让我想起东京的青山通；忠孝东路的咖啡厅也好像是直接从东京移过来的。逛书店便发现有很多日本杂志卖，打开电视机就能看到几个专播日本节日的频道。

再说，台湾人也像日本人。虽然说的是中国话，听他们表达的内容，又很像日本人。餐厅里工作的小姐，没有什麽对不起我的地方，仍然重复地说“抱歉，抱歉”。去快餐厅就能听到“谢谢光临，请慢用”一类话。这些话，听起来不太像我以往在大陆、香港所熟悉的中国话，反而更像是把日本话用中文说出来的。

在一个外国城市，眼看不管是旧的东西还是新的东西都这麽像日本，我不能不想到“文化帝国主义”一词而觉得头痛。

战後日本的多数知识份子受了左派史观的影响，对日本当年的侵华行为深感内疚．占领台湾尤其是侵华的起点。去台湾的日本人，一般都走音通老百姓，台湾从来不是知识份子选择的旅游地点，一个原因就在这里。我自己因为在中国大陆念过中国近代现代史，脑袋里的抗战史观根深蒂固。我对日本、中国都很熟悉，在台湾指出“不像中国，像日本”的现象实在太容易了。

在生活层面接触台湾人

以前在海外，我碰过很多台湾人，其中不少对日本是蛮友好的。但我还是在他们温和的措词里刻意寻找对日本的批判。也许这种心理有些变态，可是在战後的日本，想做一个有良心的知识份子，很难没有变态心理。毕竟，过去很长时间，我们所听到约台湾人的声音，一般都是以黄春明的《莎哟那拉，再见》为代表的“民族悲愤”。因此，在台湾看到当地人对日本文化毫无批评地接受的样子，我的思想难免很混乱。作为学中丈的日本人，我早就习惯听中国人骂日本。对“亲日”的台湾人，我反而觉得非常不习惯，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缺乏民族尊严。

现在回想起自己当时的思维，我不能不脸红。我实在太不了解台湾，也太不了解“文化”了。

今年二三月，我去了两趟台湾，在美丽岛总共呆了三个星期。这次的日的是采访，接触的人相当多，而且大部份是中年以下的本省人，也就是如今在台湾占过半数的社会主流人士。跟他们聊天、吃饭、喝酒、唱歌、泡温泉，我终於有机会在生活的层面探讨台湾文化中的日本因素。

我在上期的文章中已经指出，在台湾本省人的脑袋里，日据时代好比是“被(国民党外来政权)夺取的童年”，不好的记忆不多，大部份记忆是美好的。年经一代没有亲身经历日据时代，他们的“记忆”是父母一辈直接或间接地传授的，是经过“编辑过程”以後的“集体记忆”。

台语里的日语词汇

“小时候叫父亲“多桑”。我做坏事，他骂我“八格野鹿”。当年的台湾很日本。”三十几岁的台湾朋友告诉我。跟“多桑”一代不同，他自己不会说日语，只是知道台语里面的一些日语词汇而已。有一个晚上在阳明山的公共温泉，我也听到台湾女人向长辈伙伴说“欧巴桑，哈压克”，很明显是日文“阿姨，快点儿”的意思。但她又不是在讲日语，却在用已变成台语的外来词。

这些外来词到底有多少，我无法知道，但有两点是很清础的。首先，其中不少词儿在日本早就是过时甚至消失了的，比方说，我们一代的日本人叫父亲“多桑”的不多，我自己从小就用“爸爸”(Papa)一词。又比方说，前两年当李登辉形容大陆领导人时用的“阿他马空固力”(水泥脑袋)，应该是日本几十年前的流行语，如今在东瀛已没有人用，年轻日本人听也听不懂，在台湾却仍然在广泛使用。

其次，有些词儿的语义或多或少已经台湾本土化了。他们说出“奎摩起”(心情，感觉)，“阿砂力”(大方，爽快)等词儿时的语感，和日文原义有微妙但明显的不同。

已远走的初恋对象

考虑到战争已过去了五十年，这两种现象其实是很自然的。当我听到台湾日语词儿而发现每个人都带有共同的口音时，心里产生一种鸡以形容的乡愁，有点像看很久以前的照片。我知道，台湾朋友们讲的是“时代性的方言”。

日语跟中国话比较，是变化很快很大的语言。今天的中国人看三十年代的上海电影，理解台词应该没有问题。可是，年轻的日本人看五十年代的老片子，不一定能听懂全部会话，因为每一个时代的日本口语都有独特的口音和一大堆流行语，如今讲话的速度也比三、四十年前快得多了。台湾日语过去半个世纪几乎没有跟日本口语交流，结果，一方面保留了在日本早就消失的语词汉口音，一方面又有了独特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大部份台湾人相信，台湾日语词儿跟现代日语是一样的。朋友们高高兴兴地给我讲源自日文的很多词儿，毫不怀疑我能听懂而表示认同，这是相当令人尴尬的场面。如果我讲出事实来，有可能伤害朋友的感情。因为对台湾人来说，日据时代是“被夺取的童年”，五十年前远走的初恋对象。我怎麽敢透露“他已经变了”这种残酷的消息？

不一样的阳明山温泉

若说台湾日语词儿是“时代性的方言”，台湾日本文化方可说是“地方性的次文化”。日本朋友们全告诉我应该去北投温泉，据说那里有纯日本式的澡堂、旅馆，有很多日本游客。台湾朋友要带我去的却是离北投不远的阳明山温泉，台湾味道很浓。

第一次去阳明山，我只是晚上在公共温泉池泡了一下而已。男女分开的木头小建筑，除了大温泉池以外，没有任何设备，蛮有气氛，而且是免费、公开的，但温泉的使用法和日本有所不同。

在台湾，人们简单地冲了之後，直接进热水池坐一主，直到流汗泡个够。反之，日本人所说的“洗澡”意味着彻底的洗刷。在日本，温泉澡堂一定备有一排又一排的水龙头和肥皂，进热水池以前每个日本人要用肥皂把全身洗得乾乾净净，看其认真程度，绝不紧是为了卫生，有位西方作家竟形容为“宗教仪式一般”。我觉得，台湾人好像专门吸收了日本温泉文化当中舒服而放松的部份，同时聪明地回避了大和民族的洁癖和神经质。

第二次去阳明山温泉，我和一个台湾朋友住在国际大旅馆。这是日据时代盖的石头大洋房，庄严得非常好看。要是在日本的话，大概早就成了文物，拖鞋看上去是日本式的，不过多数房间倒是西方饭店模样。我坚持要住榻榻米房，泡了温泉之後，一定要在地上盘腿喝冰啤酒。我的朋友是在台式三合院里长大的中部彰化人，但她毕竟是台湾人，坐在榻榻米上很自在，完全不同於非得坐沙发椅子不可的香港人。

终於能欣赏台湾

国际大旅馆的榻榻米套房走台湾式的。虽然有榻榻米、纸门、“布团”(被褥)，但每个小节都不像日本。例如纸门的尺寸，日本人一看就知道不标准，上面画的白梅也不像日本画。又如整套房的设计，共洗澡间来回必须通过厕所，在日本文化里，洗澡属於 “净”，排泄则属於“亵”。从前澡间一出来马上进入厕所，有洁癖而神经质的日本人是受不了的。

还好，我住国际大旅馆是在台湾的最後一个晚上。这时，我已经学会了如何享受台式日本文化。管它像不像日本，只要能让人感到舒服、放松，达到了温泉旅馆存在的目的，而台湾文化，确实很能使人感到舒服、放松。台式温泉旅馆之所以“不像”日本，并不是说它有什麽 “不对”，而是说它富有独特约台湾味道。当初因为台湾“太像日本”，我感到心里不安。正因为“不像日本”，我才能欣赏台湾。

不过，向台湾朋友解释我的思路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不小心，他们会以为我在说台湾温泉旅馆“不地道”，实际上，我是要肯定台湾的“本土文化”。

文化这个东西，本来就有混血的命运。如果早期没有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传统文化绝对不可能出现。同时，後来发展的日本文化，又是完全分别於中国文化的。受过日本文化影响约台湾，如今有自己的一套文化是既自然又正常的。

混血是正常现象

“中国─日本─台湾”的文化影响，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台湾的茶艺馆，在概念上，不同於中式茶馆或港式茶楼，茶艺馆走台湾独有的休闲场所。虽然主要的是中国茶，收费高，亦卖幽静的环境和文雅的气氛。观察内部摆设，茶艺馆的美感基调明显受日本茶道的影响。众所周知，茶叶、茶道，原来都是从中国传到日本去的，之後才发展成日本独特的形式。跟茶道分不开的禅宗，也是中国传授给日本的。由此可见，文化是影响来影响去的旋转木马。

其实，今天的日本人用筷子、吃豆腐、写汉字、练书法，哪一个不是跟中国学的？有没有中国人以为这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体现而感到内疚？当初我受不了台湾太像日本，看来并不能说是良心所致，而是由於对“文化”现象本身的理解不足。

在阳明山国际大旅馆，连晚上开摩托车过来聊天的小伙子，我和两个台湾新人类谈“文化”问题。他们自称是“台湾华人”而不是“中国人”，在转变期的台湾，正在很认真地探索自己的文化身份。

“小时候，我家附近有日本房子。几年前去日本乡下旅行，看到了一模一样的。”她在六十年代出生，当时小镇百姓的生活里面没有日本人，但有些日本房子却幽灵般她保存着，给小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同一时期的日本，那种旧式房子早就拆掉了，我自己很少看到过。如今更几乎不存在了，只有偏僻的乡下才有一些。我想，这位台湾朋友在日本经验的是一种dejavu(记忆幻觉)。

幽灵般的“日本房子”，一方面像台湾日语词儿:在日本已被淘汰的东西，在台湾确保留下来。文化本该是“活”的现象。幽灵的存在表示，在台湾，“日本文化”早就死掉了。同时，我们也知道，原先从日本来的一些习惯，如泡温泉，经过“本土化”之後成为“台湾文化”的一部份。还有像茶艺馆，最後发展成独特而精致的文化现象。

寻求本土文化身份

在台湾待了三个星期之後，我能够接受既像日本又不像日本的台湾，而且免得她很可爱。不过，台湾朋友对日据时代的浪漫情绪，我始终觉得有点不正常。他们的浪漫情绪站在“双重否定等於肯定”或“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逻辑基础上。在寻找本土文化身份的道路上，当他们告别“悲情时代”之後，势必要从台游民族主义的角度重新评估日据时代。也许，到那时我要告诉他们:不必全盘否定日本文化因素；文化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影响来影响去的旋转木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