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郊区化的短征

在过去15年，城市化的疯狂步伐已经成为驱动国家经济的转化引擎，大约三四亿人从贫困的农耕地区进入相对繁荣的城市。然而，还有另一种不太显眼却同样有力的大迁徙。由于中国的大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越来越昂贵，一种类似于二战后重塑美国的现象开始抬头。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不可避免地渴望以合理的价钱获得多一点生活空间；也许是一小片草地，供孩子们游戏，或者是一股有别于城市污染的清新空气。

这是中国的短征（Short March）。浪潮中，那些刚富起来并坚信前路是他们最好的光景（从经济上来讲）的人们走向市郊。仅在上海，城市规划者相信在未来十年，大约有500万人将搬到所谓的“卫星城市”。同样的事情以不同的程度在全国发生。这个进程——中国自己的市郊迁徙——处于国家发展下一阶段的核心，而且将持续数年。

在一年前的一个寒冷灰黄的下午，我在我们新买的建了一半的房子的阳台上站了足足有一个小时，我在苦想着，到底是什么将我带到这里？

我的妻子，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和我在2002年的春天从纽约搬回中国，这个冲动在以前兴许二一几二年后才会定下来。我们在远离市区的小镇买了套三层五间卧室的房子，正如这个叫新松江的小镇，它那时现在也都处在建设中。

有一天我们来看看房子建的怎么样了。同其他140余幢一样，我们的在一个称做“翠绿河岸”的开发项目中拔地而起。它位于在东北方28英里处将上海一切为二的黄浦江一条支流的河岸上。在那个冷冷清清的下午，我遥看那些河对岸绵延数英里的未被开发的田地，当地农民种了近五公顷的绿油油的西瓜，这些西瓜是要卖给建造这个城镇的民工的。在远处岸边，一家三口，农民夫妇俩和一个十来岁的儿子住在一间摇摇欲坠的砖瓦房里。他们没有自来水，就就近在河边点着一盏电灯泡洗澡洗衣服。在这片西瓜田之外的每个方向，写字楼和综合商场拔地而起，无情的进逼农田周围的土地。在中国的广大地区，新旧更替，日新月异。这一切，只在眨眼之间。

　　我站在码头上，看着一位在西瓜地里劳动的年老农妇，她回过头来瞅见我站在河那边，随后自我介绍她叫刘毅。我还记着我当时在想，我的老天，我这样站着她会怎么想？也许不仅仅是她耕作的土地即将消失，还有我这个老外远远的盯着她看。“他打哪来？他到底在那干啥呢？”。我只能这样简单的回答她，我和妻子已经成为中国最近的革命的微小份子了。我们在城镇的标准特许银行得到了非定制按揭，买价猛掉了25%，我们就算为自己买到了一点大中国梦。

　　他们最好的光景

　　过去的十五年，当三四亿人从又脏又破败的农村转移到相对富裕的城市里的时候，疯狂的城市化进程成为了推动这个国家经济转型的强大动力。在大移民的浪潮下，一个更隐蔽但又不失其巨大影响的问题即将显露出来。比起2000年全美国九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国拥有49个，这些城市变得拥挤不堪，运作起来花费巨大。这种现象和二战后美国的情况类似。在快速膨胀的中产阶层之中，对更多一点的可负担起的生存空间的需求日益增加，也许是小孩可以玩耍的草地，抑或在这个污染前所未有严重的城市中可以呼吸到的一口新鲜空气。这，就是中国的短征，新富裕起来的和坚信这是他们的黄金时代的人们涌向城市的大潮。单就上海而言，城市规划者认为五百万人在未来十年里会迁入他们所谓的“卫星城”。中国的人口郊外迁移，将会成为中国下一个发展阶段的核心动力，数十年即可完成。

　　市郊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回想在二战之后，军人回乡并重组家庭然后迁往郊区，美国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是如何转型的。当然，这样的对比是不精确的，但也足以说明问题了。中国市郊化进程的效应才刚刚开始体现。当你看到建筑工人用超过三顿的钢铁和将近四分之一顿的铜线建造房子的时候，就不难理解铜铁，木材，石油这些商品价格的强劲。仅在新松江，就有刚刚完成和仍在建设中的35个住房开发项目，这个城镇最终会有五十万人居住。卢洪江，新松江开发建设公司副总裁这样说：“在中国，这仅仅是开始。”

　　中国的短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摩根大通香港常务董事兼研究主管金.乌里其说“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的城市每天都在里面建设，但是他们也在向外建设。”在北京，一条高速铁路将会把像天津(距北京70英里)这样的城市在这个夏天纳入人员往来范围。乌里其说，像西部的重庆和北部的大连这样的城市，也以同样的发展模式，内部建设并向外扩张。

　　全球的各个曾经催生了中国城区长期经济增长的公司如今依然从其郊区的发展中受益。在新松江，平常大小的房子也比上海市区公寓的两倍大。现在，我们及众多的郊区开拓者们正在用各种物品填满自己的房子。窗帘是天津产的，地板砖来自昆明，浴室的固定架进口自威斯康辛州的扣乐，消费家电视是三星和松下。城镇的中心购物街，一个看起来就像是纽约州的怀特平原抑或是洛杉矶的圣佛南多的地方，在去年开起了肯德基和必胜客。去年夏天，新松江也经历了全球化的必经典礼：星巴克分店开张了。

　　短征的经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随之而来的政治的社会的变革，就像是一场地震的余震一样，你知道它会发生，即使不确定它的威力多大，何时发生，但是总会到来。到2010年，新松江将会由一条轻轨系统与上海中心区相连。但是所有搬到这里的人都拥有汽车，因为这里是郊区，对吧？我们住在上海市区的时候每天我的妻子都要走出公寓到几个街区外的街道市场买菜。在这里，你去商店也得开着车。在中国，和新公寓和房子一样，车子是新富的中产阶级的荣誉勋章。从我遇到的邻居情况看，很多人不愿去挤火车而开车来往于市区之间。即使你得花费六千美元拿到在上海高速路上开车的执照，这种情况依然如此。住在我们后面的张文明每天开车去上班，还说会一直这样。但是上海已经交通拥堵不堪乌烟瘴气。这也正是我和妻子还有三岁的女儿搬家至此的部分原因，我的女儿总是干咳而不能太过颠簸。到2010年，上海内部及将会有在2000年还未曾有的2600英里的新高速，而数以百万计的新车将会驰骋其上。那是的上海会令洛杉矶也相形见绌。

　　讽刺的是，包括我的在内的上海新郊区宣传自己如何环保。相对而言，也事实如此。这里有在市区不存在的诸如青草空地和小草坪的绿化用地。但是一切尚未就绪。我最近询问过一位退休的上海城市规划者在中国的短征中对环境后果的考虑有多少。他叹息着说，我们知道人们肯定会开车越来越多，在大街上会有更多的车子，但是要考虑的可不只这些。比如呢？我问道。他停了停，只是一遍一遍的转着右手的食指。他的意思已然明确。在中国，除了保持经济的运转就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了，保证中产阶级有优渥的环境去养家糊口，在不久前还是西瓜地的工地上有足够多的岗位提供给劳动者，这些才是中国的领导能力的体现。

　　建设与投资

　　不到十年前，这个地方一无所有，只有农田和蚊子寄居的沼泽。事实上，今天这里还是略显单调。上万个零售单元已经建好，现在至少一半尚未入住。在过去的这个夏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城镇的路上很少有车辆，司机们都不用去理会交通灯，只有李忠驾校的学员们在城镇的开阔地上缓缓而行，阻断交通。但是这里的生活很快就不再单调了。这个城市有20万套房子和公寓再建或已规划完毕。在仅仅上海周围正在扩张的卫星城的数目上乘以十，你就会感受到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对于那些像变戏法一样变出这些地方的开发者来说，回报像所有的投资一样是个问题。郭广昌，富山集团的合伙创建人和执行总裁，其助理福特就是主要开发者之一，传递给我这样的信息：执拗你建好，就会有投资。

　　今年四十岁的郭广昌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与三位复旦大学校友合作创立了一个大型公司集团。今天，同他这一代很多的成功商人一样，当谈及为什么看好将来的前景，他显得超然而平静，在他的眼里，新的房子总会建起来，建好的房子总会卖掉，然后再建起更多新的房子。

　　我们坐在他位于著名的上海外滩的办公室里，我半开玩笑的告诉他对于我的投资有点担忧。近日的分析报告充斥着关于中国地产泡沫的报道。如果那些上海已经建设过度而郭正在投资的郊区工程一去不返的怀疑是正确的呢？他用一种放佛看到外星人的眼神看着我，微微一笑：“在中国，可只有一个上海啊。全国各地的人都想到这里来，他们想以合适的价格买到质优的房子，而这会持续很长很长的时间。当然，也许会有市场疲软的时候，但是，更根本的因素在刺激市场需求，而他们不会停下来。”郭说道，如今的上海人口已有两千万，在二十年后，这个数字会翻番。

　　与美国1945年之后的经济停滞相比，吉姆.麦克格瑞格，一个做过记者的商人，当代中国最敏锐的观察者，认为现今的中国就是在把美国历史上曾有的三个时代挤在一起。美国的战后繁荣促使人们向郊区转移正是发生在19世纪工业革命将人们从农场吸引到城市，而进步主义时代带来的资本主义弊端开始显现的时期。我问郭是否同意此说，他点头，又紧接着说：“但是，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纯粹的规模问题。很简单的是，有八九亿人还生活在贫困的农业大省，那可是美国人口的两三倍啊。”

　　不用再多说，郭不相信任何人可以把农民绑在土地上，任何人都不行。更多的人会涌入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一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在城市拥挤不堪的时候会逃到郊区。他说自己从来都不会因为房地产的兴衰而失眠，然后大笑着指着我说，你也不会。

　　流动工厂

　　中国人口的向郊区转移不仅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前景至关重要，政治层面亦然。正如那位退休的城市规划者所说，对于中央政府没有什么比保证经济持续增长更为重要，经济的发展将会惠及广大民众。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这是中共领导层的尚方宝剑。全国范围内，像新松江一样的城镇是建的那些为了更多的工资而来到外省的农民工的脊梁上的。中国的农民工总数高达一亿一千四百万，大约百分之十五劳作在远离家乡的建筑工地上。不同于无技术的全职产业工人，农民工们建好一座城镇又会向下一个转移，他们就是一个个的流动工厂。因此，保证又下一个活干，这才是重要的。

　　在新松江，我的绝大数邻居是朝在夕走的农民工而非中产阶级。亨利福特发明了汽车装配线使得他的工人们都买得起汽车，而这里发生的却不是这样。建造上海郊区房子的人想也别想能拥有一套。

　　邱海燕，22岁，来自年人均收入只有1100美元的中部省份河南。开始的时候在流经我家的河上的一艘运砖船上干活，她有奥运举重选手的身板，她和工友们用一根绳子绑着一块木板在肩上从船上卸砖。建房的工头估计翠案河堤用砖有7万块之多，尽数是邱和工友们运来的。

　　一天装卸十二个小时的砖，夏天的上海酷热让人窒息，冬天寒冷刺骨，邱每月挣1500块人民币，而比起之前离翠案河堤不太远的工地上找到的一个活这已经是多的了。现在每月挣220美元的她说，这个活不至于那么累人。最近的一个晚上，坐在一个大的民工帐篷外面，她告诉我，“我们一天干12个小时，一周歇一天。”我问她是否跟很多的民工一样有家要养活，是否寄钱给他们，她点头，“我养活着爸妈还有姑姑，他们是老得干不动活的农民，每一两个月我都要给他们寄点什么。”。她说上次见到他们是在两年前了，我又问她什么时候回去看看他们，她耸耸肩，“我想是我找不到别的活干的时候吧。”她住的帐篷是典型的繁华都市里的民工房。在一座水泥板和看起来不比纸牌结实的铝板搭建的两层建筑里，没有暖气，没有自来水，总共四百上下的工人有些四个人挤在一间。冬季冷的发抖，夏天呼吸困难。大多数工人是男人，他们晚上用小电饭锅煮饭，夏秋季节，收工后坐在外面抽烟，打牌，喝酒。生活艰难，工人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消遣。去年冬天我们的房子在建的时候，我看到了窗台下面一层灰上歪歪扭扭的几个中国字。我不认识，就叫来了妻子。她笑了。那可是个重要信息：一个可以“找好鸡”的当地歌舞厅的名字。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曾多次强调贫富差距是政府的重要议题。在新松江，他之所以这样认为的原因再明显不过。理论上讲，农民工理应得到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但是许多，尤其是那些与工头有联系的白日工并没有这样的保障。几个月前，我在一家大型的现代医院过夜。在三个小时内，有五个建筑工人被送进来，其中一个从三层楼上摔了下来，他幸免于难，但是背摔坏了。我问了他的两个工友公司方面会不会支付这些医疗账单，其中一个说，“应该不会”，如果需要的话只能在工人们间筹钱，还有临省安徽的家人能不能凑点钱。

　　与邻居见面

　　翠绿河堤总共有148处房子和镇公所以及一幢11曾的公寓楼，福特公司总裁，郭广昌的助手范伟说他们已经全部出售。渐渐的，随着城镇与上海连接起来的日子临近，住户也慢慢搬进来了。知道最近，我有了新邻居，35岁的张淑怡，他拥有自己的广告公司，他和女朋友还有一只把握女儿艾比能吓死的狗住在我们房子后面。另外一对夫妇都是英特尔公司的工程师，设计这个芯片制造巨头的大连厂区。另外一个是为年轻的父亲，36岁的陈军，是一个成功的服装批发商。他们在中国并非富人，但人们习惯称其为中产阶级。陈骄傲的对我说，“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买到车并有房子的”。他们的房子大小和我们的差不多，大概花的钱也差不多。这些人大多数已有孩子，把夫妻双方父母带来一起住，这在中国很常见。他们搬至此地的原因很相似，对于有些是因为离工作的地方近。临近的老松江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城镇，一排排的现代厂房——很多是外资企业——绵延数英里。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和我在一间很棒的公共健身馆里打过篮球的家伙，在中国移动这家大型半导体公司当设计师。这个叫余项的朋友说他看望过的表弟住在洛杉矶市郊，新松江让他想起了那个地方。“我现在给我表弟打电话开玩笑说，我现在也住进硅谷啦，不过花的钱还不到十分之一”。我们都一样，这里环境要干净的多，有一小片绿地，空间也更大。“我喜欢这里”，陈说，“很安静，空气也好。”跟我们很是友好的两对夫妇说他们想再要个孩子自从上海在04年放宽了计划生育后这样做是可以的，而花费要比买个像样的房子少。

　　有些动机存在太过广泛以至于有时会忘记自己身处何地。的确有时一些微弱的紧张会在阶层之间发酵，中国的中产阶级，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很明显有这种情绪，每当我骑车路过翠绿河堤的入口看守的时候总会有所发现。这里的开发项目都不是完全的看守社区，但都布满警卫，只为一个唐璜的原因：农民工与中产阶级之间的界限真实存在着。小偷小摸经常发生，两个阶层之间互不往来。那个搬砖的年轻女子邱告诉我，我是第一个从她两年前在这里干活以来和她说话的富人。链接俩个阶层之间的唯一纽带就是不断增长的工作。像余项一样的我的邻居们认为这理所当然：“只要经济发展能带给我工作让我养家糊口的机会，在这个全新的大好年代里，我就要求这么多了，家人也是，我们希望在这里长久生活下去。”

　　对于农民工，他们当然希望生活下去。在妻子与我卖车之前，我们经常打电话找一个27岁的叫史国政的出租车司机。史有辆破破烂烂的敞篷车，靠着载民工来回他们的家乡为生。他已婚，他的媳妇林也经常跟我们一起坐他的车进城，日久妻子就和她成了朋友。去年夏天的一天，她们一块喝茶，林告诉乔伊斯她怀孕了，夫妇俩要搬到上海一处离新松江很远的社区，那里，新的工程可以让他的丈夫继续往来运送民工以维持生计。林走前的一个晚上来串门，乔伊斯把艾比的几件旧衣服送给她。我们坐在窗台上，远望对面的河，还有另一边那急剧缩小的绿地。我问她是否还有什么时候夫妻俩能安顿下来，在哪干什么活，她笑：“哦，我们想什么时候能回合肥老家，但是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在上海生活好点，至少现在是这样。”过了一会，乔伊斯把一包袱衣服给她，然后，她走了。

　　有时会经常想到那家人。中国以外的总是想知道是什么在煽动政治变革，又是什么会变集权独裁为民主制。学者们认为随着一个有所期待的中产阶级崛起，这一切就会改变。不管怎样，在台湾，韩国看起来确是如此。但是在中国，我的邻居们即使经常私下里痛陈政府之弊也依然不管不问顺天安命。经历短征的大潮，他们更情愿稳定的生活。我觉得史国政无处可搬无活可干的时候，问题和变革就会在中国发生。那时候，政府要担忧的不是那些做着大中华梦，有房有车有狗即将再有一个孩子的人。而是那些为别人建筑梦想，东奔西走，希望在他处重来的人，他们也是这个经济奇迹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奇迹会不会有朝一日土崩瓦解呢？走着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