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加拿大人而言，所涉及的风险远大于商品价格下跌、双边贸易数字以及集装箱的往来。我们对中国的“政冷经热”办法已经进了死胡同。加拿大需要中国的程度远甚于中国需要加拿大的程度。在险恶时期，两国有共同的利益保持市场开放，击退贸易保护主义，抑制全球衰退。
环球邮报 PAUL EVANS
加拿大人心头惦记着中国，这在选举期间是少见的。中国不再是“在那里”，而是我们经济生活的日常组成部分。亚太基金会和其他机构的调查显示，加拿大人感受到太平洋的势力转移，对随之而来的机遇与威胁感到五味陈杂。
目前的金融危机明白无误地强调中国新全球角色的重要性。而且强调新哈珀政府的政策问题：它将不得不比第一任期时更加应对自如。
金融故事的一部分在于中国经济与美国的联系多紧密。它是美国（和加拿大）的二号贸易伙伴。中国远未能与美国经济运数脱钩，美国金融垮台的后果在中国清楚可见。上海股价泻得比华尔街的还利害。房价也跌得更快。中国1.8万亿外汇储备中若只有大约60%放在美元资产上，那中国也损失惨重了。而且中国基金管理公司大约一半是中外合资机构。对美出口放缓，预计今年和明年，中国的增长率跌至单位数。
故事的另一部分在于中国不仅仅受金融危机影响，而且对事态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当美国打喷嚏，中国和加拿大一样感冒了。区别在于中国如今可以开处方并帮助建造治疗病人的医院。
中国维持美国债券储备，继续支撑美元。当价格合适而且投资价值的安全性得到保障的时候，中国公司将最终扮演重整美国金融公司资本的角色。
中国最大的角色在于保持其经济引擎的运作，提高国内与地区消费以抑制衰退。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主导的结束或者中式资本主义的崛起。但我们可以预见，安排与制度将反映全球经济势力的新现实，以及中国的利益和观点。尽管预测G2作为未来架构为时尚早，但G8似乎已经是早期的遗物。
这就是地缘政治舞台上上演的金融戏剧。如果布雷顿森林体系如英国首相布朗提议的那样彻底改造，那么在中国一个安静的地方举行这个会议又有何牵强？
对加拿大人而言，所涉及的风险远大于商品价格下跌、双边贸易数字以及集装箱的往来。我们对中国的“政冷经热”办法已经进了死胡同。加拿大需要中国的程度远甚于中国需要加拿大的程度。在险恶时期，两国有共同的利益保持市场开放，击退贸易保护主义，抑制全球衰退。
总理哈珀和他的政府可以做什么呢。已经宣布的一次总理级别访问比十多次部长级访问更有利于建立建设性调子。一次成功的访问需要伴随着一些创造性的思想和大胆的姿态。
首先，让驻北京大使的任命成为一项政治任命，指派跟现政府有关系的非常资深的人士担任。
第二，逐步取消在华官方发展援助项目，代之以加中政策合作新机构，涉及的领域包括人权与环境，还包括人的安全、金融体系以及产品安全。
第三，通过与中国伙伴在一系列社会正义问题上合作（包括政治权利，以及社会和经济问题），深化推动人权和善治的方式。
第四，发展一项战略，让加拿大与东亚新区域主义联系起来，就如同加拿大在半个世纪以前支持欧洲的类似进程。
第五，通过更好的准备以及包括贸易公司在内的新工具帮助加拿大中小企业在亚洲取得成功。
第六，尽快澄清外国投资规则，以便为包括能源在内的新的重头戏创造一个有利环境。
第七，把门户（Gateway）概念扩大到交通基础设施之外，在加拿大建立联系北美与全球亚洲的门户经济。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我们需要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政策，这和我们需要在国内立即采取补救行动一样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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