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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7日星期一

对"80后"青年思想及其写作的社会学反思

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当代文学掀起一股新兴而强劲的浪潮——“80后”写作。在市场经济运作的时代里,“80后”从个体书写到集体亮相,呈现出以青春伤痕与狂妄为基点,低龄写作为卖点,媒体包装、商业炒作为支点,局部以网络文学为亮点,冲击着文学、教育、出版以及经济、社会生活各大领域,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到目前,“80后”写作仅是文学之外的视野,人们的关注仅仅停留在“80后”写作的表面现象,自我禁锢在商业炒作催生“80后 ”写作的观念里进行毫无意义的口水大战。

文◎周宝娟,周明宝


【内容摘要】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当代文学掀起一股新兴而强劲的浪潮——“80后”写作。在市场经济运作的时代里,“80后”从个体书写到集体亮相,呈现出以青春伤痕与狂妄为基点,低龄写作为卖点,媒体包装、商业炒作为支点,局部以网络文学为亮点,冲击着文学、教育、出版以及经济、社会生活各大领域,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到目前,“80后”写作仅是文学之外的视野,人们的关注仅仅停留在“80后”写作的表面现象,自我禁锢在商业炒作催生“80后 ”写作的观念里进行毫无意义的口水大战。对此,本文试图对“80后”文本的批判性解读来阐释在多元语境下“80后”的写作背景、写作主题:是故作忧伤还是天才写作,是商业行为还是智性写作,是为时而做还是传承传统,并孕育着在当下文学创作陷入困境中的一种可能与重生。

  批评家黄发有认为,当前的文学痼疾是过度膨胀的工具主义,“怎么都行”的玩世主义,“用过就扔”的垃圾主义。从当下迅速崛起的流行文化整体趋势来看,所谓“低龄化写作”便是这痼疾之一,单纯的文字表演,模仿的横行,原创的贫困,自我重复的泛滥和精神的侏儒化,商业炒作的盛行。在实用功利主义作怪的时代里,“80后 ”写作群体面临着他们前辈所没有遇到的困境,同时,他们试图建立自己的精神王国,对传统文学的安定与宁静构成威胁;以青春书写来解构,颠覆世俗的偏见,为青春正名,这是勇敢但不执着的一代;在招摇的青春里开始嚣叫与忧伤,开始反叛与拯救。在文学的世界里是继续沉沦还是力挽狂澜?这就是“80”后写作群体和文学创作低龄化在新文学何为和文学可为背景下的时代性设问。

  一、“少年作家”炒作:一场商业闹剧?

  商业炒作对文学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炒作,那么很多作品也许就传不下来,即便传下来了也没有那么多人看(刘常志:《百年中国文学二十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尤其是这样一个快餐式的消费时代(有人说是社会的麦当劳化),忘却是必然的。但是,商业炒作肯定是有遮蔽性的,市场化的运作是为合大众的口味,而大众要求是最刺激、最兴奋的东西,因此面向大众通常是要有卖点而非经典。“80后”写作的卖点正是低龄化写作,以青春伤痕与狂妄为基点,低龄写作为卖点,媒体包装、商业炒作为支点,网络文学为亮点,是“80后”文学繁荣幻象的集体盛宴。那么“80后”写作的卖点真的是低龄化写作?《现代汉语词典》对少年的解释是:指十岁到十五、六岁的阶段,另一种解释是指青年男子。青年的解释是指从十五、六岁到三十岁阶段。从当前情况看,“80后”概念的有效范围主要是在1980年至1985年间,与此相对应的写作群体的年龄在19至25岁之间,媒体还管这些已大学毕业或已大三、大四的作家叫“少年作家”,就不能不让人看到商业炒作的不良居心了。韩寒的《三重门》的出版已是十七岁,郭敬明等小说的出版则是已端坐在大学讲堂做一个乖学生的岁月了。一个二三十岁的人还能叫低龄?似乎与事实相背。倚小卖小的商业闹剧真正显示了出版者的利令智昏,在利益的驱动下,连最坚硬的常识也被踩成粉末(王彬彬:《关于80后“ 王彬彬VS沈浩波》,dadao.net/htm/culture/php/template1.php?id=2442),以拼小作为竞争的筹码,在一个个体魄尚未健全,心智还尚未完全成熟的儿童身上榨干他们已经不多的一点童真,这从真正低龄的蒋方舟《正在发育》,让人大跌眼镜,一个孩子写的东西竟然不像一个孩子写的,还为早熟的苹果而沾沾自喜。这种将肉麻当有趣,将有趣当卖点的行为是异化心理在作怪,而可怕的是在这场闹剧中出版者与媒体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在利益的诱惑驱使下,制造一个又一个神话。作家冯骥才直截了当地说“写作低龄化,不是文学现象,而是市场现象”。

  二、从“80后”写作中的几个问题来解读“80后”写作

  鲁迅曾说,要毁灭一个人,有两种方法,一是“骂杀”,一是“捧杀”。当下“80后”写作现象正是受这两种毁人方法的夹击。“少年作家”成了一个不错的噱头,同时又被无数人嗤之以鼻,对于“80后”写作进行无意义的口水大战。撇开 “80后”写作是否仅仅是一个潮流,是不是市场虚假繁荣造成文学假象,回到对一种文学现象做客观评价,笔者认为,必须回到对一个写作者及其作品的解读上。那种摆脱不了以个人爱好喜憎的表面化关照都只会离真相越来越远,离开文本来争论都成无本之木,可能只会沦为情绪化的隔靴叙事。

  何谓“80后”写作?这是解读“80后”写作必须首先回答的一个问题。上文已说明了“少年作家”仅仅是一场商业闹剧,那么针对当下崛起的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写作者,认清他们就显得至关重要了。“80后”泛指目前中国1980年以后出生的写作者,这个概念本身是从诗歌圈而来。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年轻人在气质和生活方式上,和前几代人有着根本的不同。大约1999年开始,陆续有一些年轻的诗人认识到这种不同,并逐渐开始用“80后”这个概念,后来很多人加入其中并认可自身的“80后”身份。“80后”的真正命名是在2002年左右,这一年中诗歌界年轻一代的诗人盛极一时 。2003年以后,“80后”这个概念分化,逐渐使用在小说领域,主要代表人物是韩寒(代表作《三重门》)、许佳(代表作《我爱阳光》)等。进入本世纪后,新作层出不穷,新人不断涌现,尤其是“新概念作文大赛”连续数年举办,推出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写手,使“80 后”文学群体愈来愈壮观,在文坛内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他们中的郭敬明以《幻城》和《梦里花落知多少》接连在2003年文学畅销书排行榜中位居前列,张悦然等人也以《葵花走失在1890》等作品赢得年轻读者的喜爱,使得“80后”写作成了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一个文学存在。(《关于“80后写作”的观察与思考》,《北京日报》,2004年6月7日,www.21cbi.com/Article/20046/4413.htm)对此可以将“80后”写作分为三个阶段,韩寒携《三重门》一炮打响,引起一场轰轰烈烈的“韩寒现象”讨论,其后是“当红小生”郭敬明的小说《幻城》销量超过百万,牢牢吸住一批更加年轻的作者,之后便是现在炒得很热的所谓“实力派五虎将”的李傻傻、蒋峰、胡坚、小饭、张佳玮正试图退去青涩,走向成熟,显示出独特的创作与旺盛的生命力。从这三个阶段来关照“80后”写作即是以反叛开始,中间低婉又喧哗到最终沉淀的过程。

  陈晓明归结90年代为历史终结之后的虚空,他认为 9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时期。人们的心理和情感,理解世界和处理自身命运的方式随着全球经济市场体系机制,大众网络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陈晓明:《自由的90年代:历史终结之后的虚空》,《山花》,2000年第1期)。在这个时代,社会逐渐疏离个人而存在,个人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他们所关注的已不全是国家历史命运,而是享受最充裕的物质财富,走时尚化潮流化的道路。这是一个不需要英雄的时代,却是一个偶像盛行的时代,在物质历史的表象下是他们庞大的思想苍白与情感虚空,他们精神是如此匮乏,灵魂是如此平庸,在他们身上缺少一种对文化与存在的自我认同,这种精神的侏儒与思想的贫困,在名利的诱驱与大众消费的庸俗化影响下必然是一个迷惑的时代,这种不同与中国其他历史时期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导致文坛各种思想和各种观念的碰撞,也形成 “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多元景观,现代/传统、东方/西方、媚俗/反媚俗、拯救/解构、道德/个性等多种话语错综复杂纠缠在一起(王干:《边缘与暧昧》,云南人民出版社,第28-41页),体现在文学创作上,表现为想象力的普遍丧失与文本的自我重复的个人化写作,在理想主义与现实性原则的杠杆上后者逐渐占据上风。在这个只注重“消费”的时代里,快餐式的一次性文学消费成为必然。文学为市场和商业捕获,已不再是严肃行为。在这样的环境下,“80后”写作浮出水面,从他们一降生,就先天思想不足,同时又具有反叛传统的因子,因此他们狂扫文坛时必然喧哗与骚动,解构与颠覆,迷惘与忧伤,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对抗这个混乱不堪的社会,以自己个人化的体验书写一个时代的颠沛流离的荒诞,试图引导精神回归和建构思想体系,他们发出了自己作为个体存在矛盾与冲突中反抗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被丧失鉴赏力与判断力的大众“夸张”地消费而变得微弱。

  1.边缘化写作的困境

  “80 后”较其他历史时期的写作优势是“80后”拥有极大的自由度,他们所接受历史上最好的教育,拥有最丰富的阅读资源,享受最先进的科技成果,物质条件极大优裕,另一方面,“80后”没有经历生存的苦难,使得他们无法深刻感受历史的厚重和对历史没有太多的记忆。“80后”拥有的仅仅是现在,单纯的现在和阅读的经验构成他们写作的主要资源。“80后”写作者在年龄与文化合力作用中形成叛逆心理,以一种反叛传统姿态完全不同于他们的前辈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写作中他们有了一种“精神弑父的快感”和“捣乱的快乐”(王林:《大陆低龄写作的文化学意味》,《儿童文学学刊》,2002年第2期),对成人构成的社会体系无尽地嘲讽与颠覆。林雨翔对学校和老师的讽刺与嘲笑(韩寒《三重门》),一个偏执狂对任何一种生活的怀疑抵触以至于破坏,在一个完全陌生,十分正常的世界无所适从,不要尊严而要自由(李傻傻访谈,搜狐读书频道,《红X》),邱飞对一切都无所谓,在大学里搞乐队,厌学,爱情苦涩,消逝青春年华(孙睿〈草样年华〉),都是对现有生活意义的消解。“80后”抵抗乃至破坏心理现有的社会形式,尽管在这场“斗争”中他们落在下风,在多重夹击下,他们的不同自我体验,在写作内容上呈现出不同倾向:一是“成年人禁止入内”式勾引同龄人的买乖行为,二是“未成年人对性的好奇”式诱引大人的撒娇行为。韩寒反叛现行教育体制,郭敬明、张悦然等青春忧伤唯美,春树易术隔靴搔痒的性叙述,胡坚、李傻傻等看什么都不顺眼的愤世话语。“80后”写作在浅薄的现实里调动丰富而狭窄的阅读,刻意直露的模仿与简单生硬的拼凑,文字的表演与叙述的技术,思想的贫困,想象力的匮乏,是“80后”文本最显著特征,也是这一点,“80后”一直很难进入文学视野。批评家黄发有认为,“80后”现在还没有进入文学视野,对它进行艺术评判还为时尚早,它还需要用自己的实力来证明。

   “80后”普遍缺少责任感,对理想公然嘲笑,因此,“80后”作家往往有一个共识,如果要他们在作品的文学性与畅销度之间选择,其天性决定他们只会选择后者(申道飞:《李傻傻诊断报告书》,changxiu.yculblog.com/post-143620.html),市场喂养大的“80后”,只有靠媒体的上镜率,排行榜,受众度支撑写作,想象力的腾越和诗意的张扬必然会消失的无影无踪。“80后”写作是将爱情、友情、亲情杂糅为锅底,刻意的模仿复制,蹩脚的技术为料汤,以华丽或鄙俗的语言为作料,在媒体的造势下出炉,主要有三种风味:(1)“自重自卑型”,忧伤而唯美,拒绝长大的青春爱与痛。(2)“自大自圣型 ”,一副愤世嫉俗的架式。(3)“自恋自虐型”,小资情怀与残酷青春式。大量描写当下校园里学生很难企及的名牌香水、时装、性,故作深沉,不食人间烟火。

  2.谁动了谁的奶酪?“80后”写作是为市场而作还是智性创作

  “当文化工业最终成功地将亚文化的抵抗推向总体消费市场并获得利润时,亚文化总是会抛开原先的独创性与对立性,走向与商业的融合并起到缓合和意识形态的矛盾作用 ” (约翰·斯雷道著,杨倩山等译:《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作为心智刚成熟的“80后”群体在面对早已被强大话语霸权的传媒和庸俗化的快餐式的消费时代,成人文化粗暴干涉他们的心理并且被无端利用,这种利用与被利用表现在 “80后”写作群体被商业炒作围笼,一方面他们获得了巨额利润,另一方面一夜之间成了众人追捧的明星。造星与媒体力量在后现代语境里充当救世主,“80后”写作在抵抗与引诱下沦为一种写作工具,沦落到为市场时代而“歌唱”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他们在无限光环下日渐壮大,另一方面又承受着各界的责难与非议。

  “80后”写作者的起家得益于中国现行的高考制度,随着局部地区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步伐加快,在高学历高收入的旗帜下,中国教育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巨大的学习压力与社会竞争使这些还未出象牙塔的孩子开始焦灼不安。《萌芽》杂志社正是看到教育体制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策划了“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一造星梦工场(至于《萌芽》杂志社是不是迫于活路本文不予细述)。在一定程度上,“新概念作文大赛”是“80后”写作的始作俑者。“80后”写作的成名有一个模式:在“新概念作文大赛 ”中脱颖而出,紧接着开始出书,为媒体捕获,成为明星。韩寒、周嘉宁、郭敬明、张悦然、蒋峰等都获得大赛一等奖,并且都有各自的长篇,拥有知名度和 FANS。另外网络空间也给这些“80后”写作者提供得天独厚的成功渠道,网络传播的特点是复制、批量、高速。网上论坛及博客成为他们写作成名的载体。 “80后”在网易有“80后”论坛,有专门的网站苹果树文学网站,齐集了包括在“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作家,还推出无数“80后”新人,颜歌、顾湘、一草等等。尽管这些名字没有萌芽旗下的光辉,但无疑要使 “80后”写作者保持较高的上镜率,不至于昙花一现,网络的力量是巨大持久的。论坛和博客使他们写作有了一种归属感,加强各自交流,酝酿一次次集体盛宴。“80后”写作者得以如此闪耀,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时下的流行文化的消费观。“文学是俗物的价值观 ”,“80后”写作成了一个流行符号;从90年代以来,文化消费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市民大众。市民审美趣味趋向娱乐性,时尚化快餐式和平面化,大众要求最刺激最兴奋的东西,将搞笑代替幽默,将脑筋急转弯取代思想的审美取向(刘川鄂著,李建华主编:《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80后”是聪明的一代,他们宁可如那些90年代作家们把精力放在关于版税的讨价还价方面,或是对电视电影的改编期待方面,从这样土壤生长出来的苗子定然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出版界与杂志、媒体的拔苗助长,为“80后”写作造成假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80后”写作者的成名竟然同娱乐界明星一般,以流行歌曲排行榜方式来评定不可定量分析的文学(刘川鄂著,李建华主编:《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中国工人楚版社,2004年版),以流行文化方式来对待文学事业,除了“少年作家”不错的噱头外,在“80后”这一写作群体也被强行内部分化。轰动一时的春树登上《TIMES》杂志封面引发的“80后”实力派与偶像派之争,韩寒、郭敬明的个体书写逐渐被这种本只有娱乐界才搞的行当在这里登台亮相,李傻傻、胡坚、张佳玮、小饭、蒋峰被称为实力派,并称“80 后”“实力派五虎将”,而韩寒、郭敬明、春树、张悦然、孙睿等则被称“偶像派写作”,2004年6月《羊城晚报》推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所谓“80后”人气排行榜,苹果树文学网推出五才女、五才子,直到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播出专题节目《聆听“80后”一代的声音》,“80后”作为一个写作者被赋予太多写作以外的东西,比如张悦然,被冠以“最富才情女作家”、“青春派玉女掌门人”如同娱乐界里的腔调,这种称法其实是早该脱掉。2004年是“80后”的一年,在文学市场普遍低靡情况下,“80后”一出手就是长篇小说,而且发行量上万乃至百万。“80后”的成名由《萌芽》杂志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慧眼挖掘新人,媒体与出版界做经纪人的造星工程下的产物。

  校园与社会,网络成为当下三个文学创作的主要阵地,尽管“80后”写作至今无法拿出一部证明实力的作品来说服批评家及社会大众,尽管被定性为一种潮流性的东西,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再过一、二十年,这批出生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将是中国文学的中流砥柱,“80后”这一提法并不是具有独立的阶段特征,而是作为一个时期的一种现象,文坛论资排辈是一种陋习,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给“80后 ”的告诫:“不要以年龄来找借口”。撇开“80后”写作者身上附加的商业价值,理性看待并正确引导“80后”创作成为当务之急,任何的隔靴搔痒的口水战都无济于事。“80后”写作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既然存在,便有其合理的因素,同样是出生80年代的蒋峰(此蒋峰非“五虎将”里的蒋峰)对“80后”写作有个理性看法:“80后”其实是一座露出了一个尖端的冰山,只是大多数人是通过媒体,通过现在流行市场的小说来了解“80后”,“80后”中真正优秀的人物现在还没有冒头角,但他们已经存在(蒋峰:《一个所谓“实力派”的幻想与笑话》,book.sina.com.cn/longbook/else /1100669042_shaonianzuojia/43.shtml),从已浮出水面为大众所知的“80后”,他们面临一些困难。

  (1)割舍不掉的青春书写。言说青春不是“80后”的特权,但“80后”言说青春无疑是中国文学历史上最华丽的青春,“80后”这一代人生活,情感与内心特征与其他时代有很大的不同,由于中国社会重心转移,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是一个以政治生活为中心的时代,90年代是经济生活,而90年代末才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以文化和人本位为中心的生活时代,“80后”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成长起来的,他们是这样一个社会生活中心转变的主导力量,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自然成为社会的关注点。一方面,他们部分因为从小就受到家庭和社会的溺爱而变得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另一方面,他们所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期,他们看待社会的视角和结论已经与前几代人大相径庭,后现代情结已经在他们心中有了重要位置,这使得他们的生活也与前几代人有了大不同,同居、反应试教育、反崇高、崇尚物质等等是他们所认同的。他们不喜欢过去的生活观,但又没有自己的生活观,所以他们陷入了真正的虚无之中。他们小时候是家庭中的小皇帝,现在则是孤独的边缘人(杨得志:《生于1980到底怎么了?》,《中国青年报》,www.mengwei.net/z/article/2004 /04/20040427-291.asp)。尽管用“青春小说”来概括“80后”写作有些偏颇,但从受众度来看,青春小说写占据较大空间,从韩寒、郭敬明等上百万册的发行,签名售书的造势,都表明青春小说受到青睐。“80后”的读者群主要是广大的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面对繁重的学习压力,与家长和老师又有严重的代沟,社会的纷杂诱惑,他们需要自己的偶像,这种偶像是存在于他们之中,因此也处在学生时代里的郭敬明、张悦然写作者,成了这些青春迷惘,忧伤孩子的代言人,《梦里花落知多少》(以下简称《梦》),展现当代学生的友情、爱情的矛盾与纷争,对学校、家长、社会的一种拒绝和向往,语言纯美忧伤。张悦然对旧情怀,老故事一往情深,她笔下是虚构的华丽而狂妄的爱情,笔调也是同样的忧伤。历史记忆的缺乏,加上简单流水线式的生活(从六岁上学一直到二十好几的校园生活)加上想象力的贫乏,“80后”写作只能写自己唯一有过的生活经验——学生时代生活,《三重门》里林雨翔的高中生活,《梦》里大学生生活的甜蜜与忧伤,《红X》一个偏执狂在大学的边缘化生活,《草样年华》邱异的“不务正业”,晃晃悠悠的生活态度 。青春年华,朦胧爱情,淡淡忧伤,是这类青春小说的一个共同特征。

  (2)无法释情的模仿写作。告别80年代的光荣与梦想,90年代的文学环境呈现不同的景观,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现代化进程加快,在这个基础上,由于市场调节机制的形成和消费文化的成熟,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和位置趋向边缘化。90年代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内容凸现犹豫困惑,批评和反省的基调(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不同文化形态和文化立场的公开化,文学大众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90年代的文学呈现“商业与社会”的写作状态,潮流性,消费性明显。在文学界提出过一些潮流性的命名,“新写实”、“新历史小说”、“新体验小说”、 “现实主义冲击波”。文学创作成了便条式书写,多种样式创作泛滥成灾。文坛也如娱乐界一样,群星闪耀一般,精英文学边缘化,而大众文学成为主角。市场经济运作的时代,无论是作家放弃与读者市场的沟通,采取封闭的写作方式,还是作家选择与读者市场配合方式(杨扬:《90年代中国文学关系的新变动》,《文学报》,2000年1月20日)。现代都市生活物化现实的背景下,个人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同时体制外的文学创作成为一支强大的队伍,都市生活,市民趣味,成为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个人体验成为写作的最大资源。这种状况从90年代延续到本世纪初,在结束80年代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乐观情绪,90年代写作空间更为广阔。文化的市场化,商业主义的审美霸权对其他历史时期的断裂与破坏还没有建构,“80后”便在新世纪初露出头角。在这样一个混杂无序的文坛,他们的前辈们以从容轻松,缺乏想象力,陷没于个人化的自我重复描写,“80后”面临更大的机会与挑战。过早定位“80后”创作将是对文学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阅读面窄,社会经验的不足,使“80后”写作只流于个人化情绪宣泄,作品缺乏思想深度,单从小说形式入手,将无法在短期内写出高质量的作品,再加上市场运作要求写作的效率与速度,“80后”写作的空间不断被剥夺,这也是造成“80后”写作很难进入文学视野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80后”急于走出青涩,真正进入文学内核。

  “80后”正在接受中国最先进的教育,但很难保证他们能够保持精英立场进行纯文学创作,向大众媚俗是他们目前的普遍情况。伏尔泰说“那些整天计算或俗物缠身的人其想象力一般是平凡的”,李傻傻的《红X》,蒋峰的《维以不永伤》思想性都不高,为弥补这一点,他们用语言和结构来掩饰,尽管他们有驾驭语言的天赋,但由于经验不足,模仿成了他们的出路。他们有丰富的阅读也有各自喜欢的作家,从他们最喜欢最熟悉的名家模仿入手,他们的确做了一些努力,其中蒋峰、胡坚就是比较成功的优秀写手。从蒋峰的新概念作文《比喻:有关鹅卵石及其他》初露端倪,博尔赫斯的迷宫式,福克纳的叙述模式的转换,对蒋峰创作的影响巨大,也使得他别于“80后”普遍模仿先锋作家的小说结构与形式,他的起点更高,但模仿的难度也更高一些。钱钟书、王小波、王朔及先锋作家是“80后”写作模仿重要来源。“80后”的阅读尽管丰富但很狭窄,缺乏古典文学修养是“80后”的通病,与传统文学脱节导致“80后”写作语言张力不够,仅仅是表演,想象力的缺乏,语言修养不够,写作资源狭窄导致他们的写作仅仅停留在描写、重复、模仿。模仿是一个写作者必经之路,本无可厚非,但是因此沉迷停滞于此而不求进取,不做精神探寻而注重小说形式和语言的层面,那将会使小说创作失去魅力与生命。“80后”的许多作家都有长篇小说流于市面,但在商业的炒作下只流于现象而对其真正要关注的文本关注不够,导致这些被捧上天而社会责任感不强,自制力又普遍不足的作者将文学创作当游戏。他们的小说都有浓重的模仿痕迹,个人语言也因杂糅名家而变得不伦不类,没有个性。贫瘠的思想,个人言说的自恋,文字无节制堆砌,对模仿的小说做低级的整合,强调技术是他们最感兴趣。“长篇小说是用艺术方法组织起来的社会性的杂语现象,偶尔还是多语现象,又是个人独特的多声现象”(白春仁等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5页)。对较一比,“80后”创作小说还很肤浅,或者说他们写作很少用心灵和头脑去写,而是用嘴巴去写,想到哪就算哪,“80后”一些写作者仅仅是个人日常生活的情感记录,这样的方式去写长篇小说定然是索然无味的,“80后”都是讲故事的高手,但称得上一位优秀的小说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评论家白烨说得好,“文学竞技上的演练与高下之分,与其说是凭靠才力,还不如说是凭靠定力”。在“80后”写作尚未搞清楚小说创作便急切磨刀霍霍,重复、拼贴的粗制滥造是不可避免的,商业炒作将这些遮避,赤裸裸地强奸了文学!从“80后”写作模仿宗师的先锋小说家在实验小说上,探索也并不深刻,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在90年代也没有延续下来。先锋小说重视“文体自觉”,将叙事看成是审美本身。马原的叙述圈套,格非的“叙述迷宫 ”。在讲故事中只是平面化的触及感官印象,进行“零度写作”。“长篇小说 的成功应该是叙述层面和对想象力的展现”(路文彬:《当下长篇小说创作中的几个问题》,《文艺争鸣》,2003年第2期)。具体的说秉持小说特有的美学规律,拒绝视觉范式的直观,诉求激发文学本身所能激发的想象力,“真实”是小说的魅力,而“真实”意味着拒绝乌托邦,拒绝对现实苦难和危机的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更拒绝实用主义与商业主义的虚伪(肖鹰著,李建华主编:《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对较于此,“80后”小说创作没有一样符合,甚至离这“真实”越来越远,因此“80后”对自己的受众度而欣欣然时,也应该更加清醒道路的艰辛,在自己精力最旺盛想象力最丰富的年龄撇开名利诱惑,让自己在创作道路走得更远,甚至超过前辈,如果仅仅将自己定位在畅销小说家,将自己的作品拿来换银子,那么终有一天会因“失宠”而陨落。

  三、批判的尴尬

  尽管“80后” 写作声势日益高涨,媒体虚张声势及大众盲目判断,使得“80后”写作如娱乐界群星上阵,批评界的冷场更使得“80后”写作趋向一种表演。“80后”难以进入文学视野原因之一也是独立批评家的缺稀。从90年代开始,文学批评逐渐过渡到了文化批评,批评角度从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品质过渡到关注作品文化性质和它如何生产,如何被接受及接受的过程,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脱节。然而即便“80后”真正难以进入文学研究视野,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应该是批评家的责任,但是批评家对“80后”写作的冷场,却是扼杀“80后”写作激情。尽管在媒体强大的话语霸权下,理性的批评也可能成了商业炒作的卖点,批评家始终不屑“80后 ”写作,是否也存有一种偏见,或者说是批评家尚未寻找到进入“80后”写作的一个切入点,由“80后”黄浩主编的《十少年作家批评书》在2005年一月出版了,之前这本由同龄人以批评家的角度来对当下最显眼的十位“80后”作家的批判在网上早已传开,散见网易、天涯社区论坛及博客。“为了文学的明天和后天,‘少年作家’需要清洗”。扒了商业炒作的皮,是一种正确而理性的行为,尽管言辞有些激烈,甚至是有人身攻击的冒犯,但这本书是珍贵的,他们的眼光也是犀利的。同龄人的视角看待同龄人,在思想情感上有一个很好的契合,有些甚至是一针见血的,如对张悦然、蒋峰的批判都切中了要害。重视小说文本批判是他们的一个普遍共识,从而也摆脱了泛泛不着边际的空谈。对于“80后”的模仿写作,揪出了李傻傻、孙睿、小饭等,故弄玄虚的语言表演,如韩寒,蒋峰,胡坚。认识到书是一种商品而文学不是一种商品的难能可贵。对于文学,他们持有积极的态度,这是一种好现象,毕竟“80后”写作只是冰山的一角,有更多的“80后”进入了真正致力于文学创作,抵住了诱惑。“80后”要拿出高质量的作品绝不是口水化写作,小说创作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打造,决不是一时激情,一次灵感的释放。 当然“80后”以批评家的姿态对“80后”写作的批判还有很多路要走,由于知识水平的局限,批判眼光缺乏,个人情绪化的主观偏见,因此更多的文学批评家应该介入于此,以客观态度,独具的眼光,来看待“80后”写作而不是以回避,任“80后”写作自生自灭。

  中国文学进入90年代,文学作品创作已经远离传统意义上的创作,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学、艺术向大众献媚成了一种趋势;前辈的艺术探索的艰难,在这里成了一种表演,“对写作的技巧越来越强,小说被成批地生产出来,又被成批地消费掉,写作与炒作交媾频繁,小说成了名副其实的商品”(金浪:《韩寒:一把破损的钥匙》,book.sina.com.cn/longbook/else/1100669042_shaonianzuojia/6.shtml),媒体与读者对于作家个人的关注远胜于作品本身的兴趣,一场所谓的“80后”盛宴无非成了一场荒诞的演出,“80后”写作除了作品缺乏独创,另一方面他们很少关注写作将走向何处,缺乏自我批判精神,“80后”写作正滋生一种自大自恋情节,造成对自身局限的及批判的中断,都将于“80后”写作无一利而有百害。将 “80后”写作定义为低龄写作来炫耀,那么这个时代“除了天才别无选择”,任何对“80后”写作的炒作与贬损都不是解决的办法;在这样一个媒体操持话语霸权的社会,“80后”写作又对话语权限没有太多的兴趣,独立批评家应该在这“80后”写作背后发觉一些好的东西,以宽容的态度理性面对,引导“80后”写作是时代赋予的不可推卸的义务。另外教育观念,教育体制,也是造成低龄化写作浩大声势之一,从一开始写作者便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一种反叛(萧汛:《文字狂欢里的酣畅与迷惘》,《当代文坛》,2003年第2期),无论是从写作者的创作动机,作品主题内容,还是媒体关注重心都与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教育体制失调,造成部分学生反感,由于发泄的需要借助文字,最后被出版界与媒体利用,其实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从目前情况看,过早对“80 后”写作做一个界定没有太多的意义,因为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公然叫嚣进而炒作,这种缺乏理智无视现实的做法,是扼杀“80后”写作的卑劣行径,颠倒是非盲目跟风只会导致更加庞大的假象泛滥成灾。一个后机械时代已经到来,提升流行文学及其消费者的审美品位,作家向精神极地的路途继续推进,拨开纷繁的假象,营造良好文化氛围,为繁荣新世纪文学而努力是每一个有意识的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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