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27日，纽约布鲁克林——Tom Vanderbilt正在告诉我们他将写作一篇名为《交通：我们为什么像这样开车》（Traffic: Why We Drive the Way We Do）的作品，其中将提及从新泽西高速公路至普拉斯基高架的一天。他到底应不应该跟随着“向右合并”（Merge Right）的标志一头钻进汹涌的人群中练习一下“仁慈的随意行为”（random act of kindness），还是停留在他的行车道上并在几分钟之后头也不回的窜上高架，“自由的活着或者死去”（Live free or die）呢？
现在我坐在他2001年购买的沃尔沃上行驶在布鲁克林-皇后区高速公路上，转入海湾高速公路，我给他了一点行驾驶困难，就好像他被车尾贴和新罕布什尔州座右铭间的某些东西抓住了一样。在我们通过十字路口时，他降低了速度，检查他的后视镜，向身后看了看并最后小心翼翼的加速冲上高速路。
“你在这里必须十分小心，”他说道。“人们在带有E-Z Pass系统的Battery隧道里撒腿飞奔，而且从来不会为你让路。”
“我注意到你没有打出信号灯。”我说道。
“这是纽约司机的习惯。唯一一件让我习惯的生活细节便是：他们从来不会慢下来。那么做看起来更像是嘲弄他们。我被告知在波士顿打指示灯是对敌时才会做出的行为。在这里也是一样的。你最好不要打出任何指示。”
那时有趣而深刻的见解并且“交通”也环绕于这些人周围。Vanderbilt是一个生活于布鲁克林的自由作家，他擅长于将新鲜看法赋予生活中的事事物物——胶底运动鞋、公共存储空间、预铸房屋——不论是缠满电线的、铺着石板的还是登载于《艺术论坛》（Artforum）上的。他之前的作品《生还的城市》（Survival City）是一本有关美国鬼镇的活生生的旅行见闻讲演录——炸弹的庇护所、核垃圾的堆放场——时不时地由于冷战后遗症而闹鬼。他消失了三年，一头钻进公路学者的大千世界中，他，在汽车出现125年后成为了奇迹。“那里有整个学术界所有反对离开圈子的学术专家们。”他说道。
Vanderbilt带着带有叙述性并且是精力旺盛的语句的全世界最神秘的交通专家们离开了他的公路之旅。你知道在周六中午1点钟外出旅行的人们比普通的上下班高峰时期更多吗？每日的旅行里程里只有16%是为了工作？人们每天都到哪里去？如果美国人会花光他们所挣的每一分钱，并因购买更多的东西而让债务埋葬他们的信用卡，“那将是有些让人惊奇的，”他说道。“那么我们开车旅程中的大部分将是前进于通往商场的路上。”
也许最让人觉得瞠目结舌的便是Vanderbilt的“我们开车的方式在交通问题上承担重要的责任”的宣言。那是对的，不像诸如Lewis Mumford、Jane Jacobs、James Howard Kunstler以及，好吧，我的哥哥和我这样的城市哲学家在1993年的图书《公路及天空中的矛盾：司机眼中的美国》（Where the Road and the Sky Collide: America Through the Eyes of Its Drivers）所说的——由于我们猖獗而无计划的城市扩张中所表现出的贪婪罪恶，我们被放置在交通的地狱之火上炙烤。
不，真正搅乱公路的是那些在小巷中穿来穿去的司机们的令人讨厌的自私行为——导致的连锁反应之一便是这些司机们必须在步行者面前猛踩刹车——那只不过是为了不顾一切地参加他们认为不能迟到的毫无意义的约会。这并不是说美国人太多而公路太少。我们的90%的公路在90%的时候都不拥挤。让我这样来看吧：如果五分之一的独自驾车者在与朋友或者是邻居区商业院或者是摩尔城时系上安全带，那我们每天都可以在快乐公路（Happy Highway）上航行了。
身材细长的Vanderbilt，他本人则更像是一个说话温和的学者，并不常常在拥挤中加重副词与人争论。在他的书中，他让路于交通行为学家Alan Pisarski，他责备城市富裕阶层由于陶醉于宝马上而阻塞城市交通。交通拥堵，Pisarski说道，“是人们用经济手段显示他们的社会与经济兴趣，而与此同时别人写在展示他们的。”
Vanderbilt的新书既不枯燥也不无聊。这本书也决不是诸如像散文般滑过纸面的学术调查这样的壮举。并且如果Vanderbilt想要这么做的话，他也可以加快语调：“问题是如果每个人都想做对他们自己最有利的事情，那么实际的旅行时间就会上升！”
看看生活是怎样体现Vanderbilt的想法的吧，顺便瞟一眼被称为人类“欲望之线”（lines of desire）的交通，Vanderbilt的表述如此的精妙，使得我有出去兜兜风可怕冲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坐在他的沃尔沃上驶往康尼岛以体验傍晚的交通热潮。
我们以每小时50英里的民用车限速游弋于环形公路上，一辆尼桑探路者在我们左边的车道上加速，几乎赶上前面的一辆大众高尔夫，在我们前面不到一英尺的地方戛然而止并骑在两条车道之间。在Vanderbilt 的Gary Cooper之下，我知道，孕育着一股驾驶怨气。
“我不知道这个人一次骑在两个车道上是想拿我们做什么，”他说道。“我一贯不喜欢那些SUV们，这一次这种厌恶感又加重了。每当这种车出现在车流中——它们平和的行驶在公路上——它总是要花更多的时间穿越十字路口。由于它的体积，这种车总是摆出各种危及到其他司机的姿势。这就出现问题了：如果出现了擦碰，又该让谁担负法律责任呢？每小时85英里的驾驶速度该承担起怎样的伦理负担呢？老实说，我很少关心一个人为什么会那么做。但是他将路上的其它所有人都置于了危险之中。这个社会又该为此做出怎样的改变呢？”
死于高速公路是美国最抑郁的噩梦。死于公路的人数相当于每年发生13次9·11。我们很少讨论大屠杀，那是因为我们不敢刺穿安全的假象。
身处“交通”之中，Vanderbilt告诉我神经性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并没有能力处理发生在马路上的所有的一切，这一事实将我俩置于了恐惧之中。我们看到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些东西，熟悉的街道上竖起了“减速”（Yield）标志。换下的以前的“停止”（Stop）标志从而让我们可以找着正确的方法行驶。摩托车手是“疏忽性失明”（inattention blindness）最好解释，他们整日在那些只看“车”的司机中钻来钻去。若是将Frappuccino和iPhone交给司机们，那你可能会让急诊室忙个不停。
坐在沃尔沃里，Vanderbilt让事情变得简单起来。“如果我们在生活的其它方面做出决策时遇见麻烦，那又怎么能够与马路上的问题相比较呢，在这里我们每行驶一英里就要面对为数众多的决定，随着并不由我们决定的速度涌向我们。”
我告诉他我并不完全认同神经性研究的无用性。毕竟，我的哥哥和我，在我们的作品《禅式驾驶》（Zen Driving）中声称只要通过练习，即使没有先见之明我们也可以开得很好，就好像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来自电影情节，请允许我们作为警惕、谦逊、明智和极为安全司机们这么表述。
“Yeah，”Vanderbilt说道。我并不是十分确信这一点，尽管他曾经去买有关禅宗系列。不过，他失败了。“你要去康尼岛，是不是？对不起，我们走过了，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布莱顿海滩（Brighton Beach）。”
我们几乎是走到了尽头之后才停了下来，他在仪表盘上的一只携带式GPS上打下字母。“我所需要做的不过是打下‘Neptune大道’（Neptune Avenue）几个字而已，这里的街名全都是有趣的航海名称。它说我们还有两分钟的路程，用这些东西是很危险的——你失去了属于自己的方向感，恩……，为什么它会建议我们这么走呢？哦，好吧……。”我们抄近路穿过一个被标明为“不许进入”的死巷，来了一个急剧的左转之后钻进了砖房之间的小道。
我提醒Vanderbilt一个关于“交通”的事实，那就是比起他们熟悉的道路，司机们行驶在不熟悉的道路之上的效率要低25%，但是如果他们被引导至最优道路之上，那么它们行驶的总里数要减少2%。
“是的，”他说。“迷失状态当然会搅乱你的驾驶并且使你觉得压力巨大。”
“我知道在驾驶的时候聊天是一件困难的事，”我说着，试着让自己感觉舒服一点。
“最让我担心的是我越开越坏了，更何况我们正闲谈着。”
“不要紧，”我说。
“哦，我想我刚才闯了一次红灯，对不起，我想你大约不应该把这也写进故事里。”他说。我们两个都笑了起来。
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停车位，然后步行在著名的康尼岛木板路上，经过Nathan's，巨大的黄色热狗店以及旧式的木制Cyclone过山车。我从没到过这里，当然也为这里的那些已退色了的荣誉而感到不胜荣幸，我感觉时间好像退回到了1930年代一样，当然除了那些带着iPod的日光浴者以外。
Vanderbilt讨论着那些隐藏在车窗之下的人们是如何展示人类最恶心的品质的。一如隐藏在匿名之下的线上读者一样，身处覆盖物之下的他们自负心不断膨胀，社会习惯因而消失了，使得他们可以毫无掩饰的侵蚀着现有规章。Vanderbilt证实最近的研究表明司机们也受到潜伏于大脑中的狩猎和杀戮的古老部分驱使。与此同时，事实是在某些大都市地区道路建筑师们试着将速度控制在20英里每小时以下，而某些司机，特别是坐在敞篷车上的那些，如果能正视行人和其他司机的话，道路会变成少数利益端正者的家园。
不过那里的任何一处景象都不会在布鲁克林出现。当我们坐进沃尔沃时，我们在一条窄小的街道上打起了红色尾灯。在我们到达十字路口之前，我们必须等一趟海湾地铁（Geo Metro），入口就在平行的停车位之后。就在此时我们后面的一辆林肯城市轿车开始猛按喇叭。“干吗鸣笛？”困惑的Vanderbilt大声问。“难道你没看见我们打了红色尾灯吗？或者看到这个家伙正在停车吗？我在干什么，只为了挪十尺吗？”
一面闲谈着一面在环形公路上停停走走交通中行驶着，我们只花了25分钟便回到了Vanderbilt位于布鲁克林的家，插在了一辆黑色克尔维勒前面而且为了加快速度仅仅只鸣了三次笛。我们停了车并走进一个酒吧，我告诉他，在他那关于“交通”的286页文字中，我很惊讶的发现他仅仅只在距离结尾不远处交待了两句关于车辆对于环境的影响。
“难道你不认为交通对我们的环境所做出的肮脏事情也应该是重要的一部分吗？”我问。
“我之所以没有将他们也放进我的书里是因为我认为别处已经将这一问题处理得很好了。”他说。“无疑，在这一方面至少有一百万件事情要说。汽车尾气，大片的土地被用于停车所造成的问题如洪水猛兽一般。野生动物由于道路撕碎了它们的栖息地而失去了本性。所有的这些都需要占用一部分章节，而我的书的篇幅是固定的，难道真的会有人在这一点上争论环境问题吗？难道我一定要写这些吗？”他停了一下。“我可以看着你的脸告诉你，我会为平装本写一篇后记。”
我笑了，我告诉他那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即便告诉人们开车对环境的影响也不会导致任何改变。如果仅仅只有一个主题浮现于这本书之中，那么这将是绝对令人失望的一本书，而人们也不会买它。
最后他在此向我们表示如果我们的时间安排得当便可以避开交通高峰期，虽然这已经是老调重弹了。就算前面有两百码的距离也最好不要改变车道，这严格以有限减少混乱场面，而在回家之前少喝两杯马提尼酒可以停止谋杀邻居的进程，我们还是沿着我们希望的路线行进。
“难道你不认为你是一个从你的调查中浮现出来的人性悲观主义者吗？”我问。
“我想是的，”他说。“汽车公司在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在汽车安全性方面做得不足的确是有问题的。不过自那以后汽车的物力安全性逐年增加。但是我们的行为却没有跟上。我们越开越快并且每年杀死成千上万的人。”
我们前面的一位妇女将一名流浪汉推倒在人行道上。骑着自行车的家伙们从头的身边匆匆而过。一辆普锐斯滑倒了。“我听说克莱斯勒想把网络接入小轿车，” Vanderbilt说。“在我们看起来人们似乎并不需要了解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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