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加拿大会不会“炒掉”英女王

某些国家主义人士认为，加拿大应该有一个产自本土的国家元首，这样才能强化国家特色并促进国家团结，但理想中的国家元首应对于英语系人士、法语系人士、旧居民与新移民都有号召力。如果说加拿大要选总统或修改总督制度，到底该由谁决定？各省份绝对意见分歧。国家元首是否该由英裔人士、法裔人士、男性、女性、东岸人士、西岸人士、原住民与其他种族轮流担任？


文◎ 澳大利亚107年历史中就任三军统帅的第一位女总督，身兼律师、学者、妇女运动者和祖母等多重身份，也是英国女王在澳大利亚的第一位女性代表的奎顿·布莱斯（Quentin Bryce）最近表示，澳洲应建共和国，结束君主制度。

要女王还是要共和？一直以来这都是澳大利亚的焦点问题。2007年11月当选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Kevin Rudd）就曾庄重承诺，澳大利亚将举行全民公决，决定是否不再尊奉英国女王为澳大利亚国家元首。外界预计，公投可能会在2010年与下次大选同时举行。从目前情况来看，澳大利亚“废掉”英女王另立元首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支持共和制的不仅是现任总理陆克文，还有反对党领袖。

身为女皇驻澳的代表，担任三军统帅的女总督竟公开表示支持澳大利亚应建立共和结束君主制度，这在与澳洲同为英联邦国家并现况类似的加拿大引起了波澜，一些支持共和的积极分子纷纷附和，认为加拿大应该开始辩论是否结束君主立宪制度。

多伦多商人，也是旨在鼓励公民公众讨论如何改变国家治理方式的“支持加拿大共和国民间团体”全国总监的活跃分子弗雷达认为，澳大利亚的共和国运动势力庞大，但在加拿大对此话题缺乏讨论；而加拿大保皇党行政总监芬奇则持不同意见，他说现时公众没兴趣讨论这个问题。

根据一些民意调查，近年更多加拿大人赞成废除君主制度，支持的人大约占55%，比率还在上升。

2008年4月份，魁人政团党魁杜锡(Gilles Duceppe)又出惊人之语，他称加拿大不再需要总督，而现行的君主立宪制是非常“荒谬”的。他说，“首先，我不觉得我被一个代表女皇的人所代表。这不是民主政治。而她代表了大英女皇。”

杜锡的言论受到了各党派的抨击，认为他的指摘是搞政治游戏，为了扭转魁人政团目前低迷的支持率。

虽然杜锡的言论出自于政治利益，最终目的在于魁北克独立，最终造成加拿大的分离，但是君主立宪制和总督制在加拿大也引起很多人质疑，加拿大是不是还需要女皇？

加拿大、澳大利亚是君主立宪制国家，采用的是议会君主立宪制。两国最早是英国殖民地、后来升为自治领。1926年“英帝国会议”的帝国内部关系委员会提出，英国和已经由殖民地成为自治国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国是“自由结合的英联邦的成员”，“地位平等，在内政和外交的任何方面互不隶属，唯有依靠对英王的共同效忠精神统一在一起”。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案》从法律上对此予以确认。1982年3月英国上院和下院通过《加拿大宪法法案》，4月法案经女王批准生效，加拿大从此获得了立法和修宪的全部权力。

在澳大利亚，有些上年纪的人都把英国称为他们的“母亲国”，把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当作他们的“兄弟国”，寓示着澳大利亚与这些英语国家在民族、种族和价值观方面共同渊源。

但是近些年，越来越多澳大利亚的少壮派政坛人物和年轻公民怀着共和理想欲与英国这个文化母体彻底切断精神的脐带。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2008年4月7日对英国进行上任后的首次正式访问，在会见英国政要前，陆克文再次重申，澳大利亚要放弃君主立宪制，改行共和政体。

澳大利亚的理由可能较为充足：他们希望向世界证明澳洲已经脱离英国的依赖心理，是个真正独立的国家。加拿大的自我认知问题与澳洲完全不一样，加国的问题在于受到美国文化的强大威胁与同化。

某些国家主义人士认为，加拿大应该有一个产自本土的国家元首，这样才能强化国家特色并促进国家团结，但理想中的国家元首应对于英语系人士、法语系人士、旧居民与新移民都有号召力。如果说加拿大要选总统或修改总督制度，到底该由谁决定？各省份绝对意见分歧。国家元首是否该由英裔人士、法裔人士、男性、女性、东岸人士、西岸人士、原住民与其他种族轮流担任？

事实证明，君主立宪制未必会带来富裕与幸福，但加拿大不会因为放弃了女皇就变得更进步。

有人认为，总督是一个务虚代表，四处视察旅行，做亲民秀，当三军统帅，伴随礼炮声的红地毯上检阅仪仗队，维持国际礼仪上的面子，总督府的用度，花的都是纳税人钱。

但支持者则认为，国家元首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将其象征意义上的总督职务，与民选政府实际执政的政府首脑分开，可以使国家元首超越各政党的党派之争，甚至都不用讨好选民的眼色行事，更为超脱，不会被一些政党政治的政府丑闻所玷污，损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今年夏天将再次来加拿大访问。这将是女王第24次访问加拿大。身为54个英联邦国家的“君主”，“管辖”1/3世界总人口的英女皇访问加拿大，必将会再次引起是否要废除君主制的热潮。如果澳大利亚或加拿大脱离君主制，必将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相信其他国家也会效仿。

君主立宪制和总督制是否对加拿大有益将会是一个永久性的话题，但是任何讨论都应该站在国家利益上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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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在寒冬中寻找出路

在“汽车之都”底特律，成千数万的居民关注美国政府宣布如何拯救汽车业，但当他们早晨打开家门时，竟然看不到订阅的报纸。这并非由于送报人员罢工，而是当地的两份报纸--“底特律自由报”（Detroit Free Press）和“底特律新闻报”（Detroit News）为了节省开支，一周只送报三天，从3月30日开始实施。

文◎

全球金融危机波及到所有传统媒体，报纸、杂志、电视、电台等都未幸免，但纸媒首当其冲。

最近几个月中，我们常看到某某报刊陷入危机，或大量裁员，或削减版面，似乎一片哀鸿遍野。去年12月，美国第二大报业集团论坛报集团（Tribune Company）因为抵不住广告严重下滑与网络媒体的冲击，正式申请破产保护。这家集团旗下拥有知名的《洛杉矶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和《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等10家日报和23家广播电视台，是网络普及以来首家申请破产的美国主要报业集团。美国媒体龙头老大《纽约时报》公司3月9日发表声明说，将出售公司位于纽约曼哈顿的总部大楼部分楼层，以筹集2.25亿美元缓解资金紧张。《波士顿环球报》4月3日援引报纸工会领导人的话称，美国纽约时报公司表示，除非工会同意削减2000万美元的成本，否则它将关闭旗下的《波士顿环球报》。拥有百年历史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从4月1日起停止平面印刷，仅发行网络版。

事实上，由于网路等新媒体的兴起，传统媒体一直处于危机笼罩的阴霾下。统计资料显示，美国报纸的读者正在以2%的速度逐年下降。金融风暴则更是让美国传媒业雪上加霜。由于长期以来过分依赖广告，有些刊物的订费不仅不能支付成本，连纸张和印刷费都不够，全靠广告收入支持，因此在经济危机到来时显得格外脆弱。

在“汽车之都”底特律，成千数万的居民关注美国政府宣布如何拯救汽车业，但当他们早晨打开家门时，竟然看不到订阅的报纸。这并非由于送报人员罢工，而是当地的两份报纸--“底特律自由报”（Detroit Free Press）和“底特律新闻报”（Detroit News）为了节省开支，一周只送报三天，从3月30日开始实施。

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底特律居民每周一、二、三和六都收不到报纸。送报生每周四、五、日这三个广告比较多的大日子，才把报纸送到订户门口。报社表示，不再每天送报可以节省油墨、送报人工以及汽油费，可以把节省的部分让新闻部最好新闻。

平面广告收益下滑，销售量节节下滑，加上读者越来越喜欢上网阅读免费新闻，所以底特律主流媒体成为全美的“最先尝试者”（Early-Adopter），停止一周七天送报服务。两家报纸开始强化新闻网站的作用，并为订户提供电子版报纸，每天早晨5点半把当天的报纸内容通过电子邮件发到订户的信箱中。两家报社将在今年下半年推出便携式电子阅读器(e-reader)，这种电子阅读器是一种轻便的、可触式荧幕的产品。

除了转向网络和电子版外，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使尽浑身解数吸引渐渐流失的读者。“时代”杂志 (Time）和“新闻周刊”(Newsweek）最近纷纷宣布要调整步伐，转型再出发，其中Newsweek将走菁英路线，不再追逐即时新闻。《时代》周刊则想出奇招，创办为读者量身定制的“自助”杂志，让读者能选择喜欢的栏目，“组装”出一本自己感兴趣的杂志。这本杂志名为Mine《我的》，让读者从Time旗下的8份刊物选择文章，印刷成为36页的纸本杂志，也可以选择在网上阅读，隔周出版，试运行期间预计发行5期。这8份杂志有时代华纳公司和美国运通出版公司旗下的“时代”周刊（Time）、“运动画刊” (Sports Illustrated）、“饮食” (Food & Wine）、“简单生活” (Real Simple）、“钱”（Money）、“风格”(In Style）、“高尔夫”月刊（Golf）和“旅游休闲”月刊 (Travel + Leisure）。 这是“时代”杂志在周刊订户和读者持续流失的压力下，所做的最新转型。

时代公司(Time Inc.）执行长摩尔 (Ann Moore）同时也在思考如何找出一个从网路赚钱的商业模式。她承认自己还不确定对杂志网路版收费是否能够力挽狂澜，但是她说：“是谁放的谣言说网路上所有讯息都应该是免费的？为什么我们不来挑战一下这个说法，看看结果会怎样？”这位名列“美国最有权势女人”之一的媒体主管说，当她在对大学生演讲时说出这一想法后，立刻遭到嘘声，甚至有学生想拿鞋子丢她。而摩尔则一再强调，“孩子，你吃的不是免费，穿的不是免费，开的车也不是免费。高品质讯息当然也不应该是免费。总得有人付巴格达分社的费用吧！”

除时代华纳公司外，美国媒体新闻集团也打算在今年夏天向旗下报纸读者提供“自助”定制报纸服务。读者能通过关键词、作者和题目自由选择文章订阅。报纸可用电脑或手机阅读，还能和广告一起制成电子书发给读者。

面对报业寒冬，美国参议院民主党参议员本贾明（Benjamin Cardin ）3月24日提交了一份《报纸复兴法案》（Newspaper Revitalization Act），以帮助报业度过危机。根据该法案，政府将允许报纸进行重组，变为以教育为目的进行非盈利运作，这些报纸将拥有和公共广播公司相似的身份。报纸仍将有报道所有问题的自由，包括政治竞选在内，但将被禁止进行政治背书。此外，报纸广告和订阅收入则将被免税，对支持新闻报道或运营的捐款也可以被减免税收。

不过这项议案也引起了人们的一些质疑，比如，如果媒体要扮演政府的独立监督人的角色，它必须保持独立，而特殊的税收等政策是否影响编辑决策。

目前报界应对经济寒冬的策略除了关闭之外就是报社裁员、劝告及强行提前退休，取而代之的是半工、合同工，以及给部分员工放长假，或减少版面，转入电子版等等。有分析师指出，在报业一片惨淡的情形下找出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迫在眉睫，美国媒体可以参考借鉴其它国家的模式。媒体本应该在自由开放的市场里竞争。在这种竞争中，真相应该最终出现，而社会将因此变得更好。而政府的优惠政策可能会使某些报纸在竞争中偏离正轨。

这些改变是否能成功，仍有待观察。但是，不改变得死，改变或许有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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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时更应关注穷人

在金融危机面前，人们不能忘记世界上还有挣扎在赤贫中的10亿左右的穷人。最不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着特殊的发展困境，难以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由于历史原因，最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慢，生产率低，工农业落后。生活水平低、就业机会少造成这些国家冲突和动乱不断。

文◎ 在本月初G20高峰会举行之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不能听任金融危机变成拒绝履行发展援助承诺的借口。他还强调，国际社会应“尽一切可能”减少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穷人的影响。在经济危机背后，一个几乎没有引起注意的现象是：经济增速下降、失业率上升、汇款减少以及食品价格持续高企，已经推动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口数量首次突破10亿。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官员最近表示，去年粮食价格高企的影响仍在继续。另外，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各国的收入也有所减少。同时，大批流动工人正在从城市返回农村，带来了额外的压力，会有更多的人没有或是只有很少一点粮食可吃。

由于经济衰退加剧了价格高企的影响，粮食危机正在扩大至非洲以外的国家。一些已经近20年几乎没有粮食问题的国家，比如吉尔吉斯斯坦，现在也开始寻求帮助了。随着经济衰退对购买力的影响变得日益明显，食品成本持续高企，情况还会变得更糟。令前景更加堪忧的是，全球农民正在减少播种面积，从而会减少今年的粮食产出，即便经济危机导致需求疲弱，也有可能推动粮食价格走高。

在金融危机面前，人们不能忘记世界上还有挣扎在赤贫中的10亿左右的穷人。最不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着特殊的发展困境，难以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由于历史原因，最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慢，生产率低，工农业落后。生活水平低、就业机会少造成这些国家冲突和动乱不断。

近日，联合国发言人对外宣称，由于金融危机造成联合国资金不足，联合国将不得不削减对西非人道主义空运物资援助，并在适当时机撤出在西非地区派驻的250个人道主义救援机构。除停止对西非地区援助外，联合国由于预算限制问题早于2008年就暂停了对中非共和国、尼日利亚和苏丹的援助。

消除贫困是世界性课题。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发达国家兑现援助承诺。发达国家于2002年在墨西哥蒙特雷发展筹资会议上承诺，每年将国民总收入的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可多数发达国家没有兑现这一承诺。尤其是八国集团(G8)应积极履行提供援助的政治承诺。

加拿大国际合作委员会及100多个其他发展组织在去年秋发表的权威性周年研究“2008援助实况”报告，指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911事件虽然已过去7年，但许多富裕国家的领袖仍将反恐问题放在对付贫困问题之上。

美国、加拿大及其他盟国2008年将合共花费1,500亿元，支付在伊拉克及阿富汗持续展开的“反恐战争”。但对威胁数以百万计生命的饥饿问题，全球对非洲及其他地区的10亿赤贫人口，包括每年1,800万因贫困死亡的人，将只会提供合共1,000亿元多些的援助。

加拿大在08至09年度的对外援助是46亿元，只占加拿大国民生产总值的0.3%，低于保守党政府06年定下的占国民生产总值0.45%的对外援助目标。不过，加国政府并未宣布增加对外援助目标的计划。

然而“2008援助实况”报告带来的更深层信息，就是加拿大与其他捐赠国应马上重新思考援助项目的定义，以纾缓贫穷国家的贫困问题。据报在2000至2006的近1,500亿元新援助资金中，只有450亿元确实用于灭贫，另有450亿元被与“反恐战争”有关的项目优先动用，其余600亿元则用于支援学生及难民工作。

此外，全球的援助资金日渐减少，由05年的1,070亿元降至07年的1,040亿元。而捐赠国承诺在2010年捐出的援助数目，尚欠380亿元。

“2008援助实况”报告指出，虽然捐赠国在国际会议上高调承诺援助项目，但未能增加援助资金对付全球的贫穷问题。该报告慨叹，受到911事件的创伤，全球已失去良心指标。

在经济危机之时，发达国家应加大对贫穷国家的资金援助，各国必须确保在面临经济困境时，发展中国家不会成为孤儿。在此前的经济衰退中，贫穷国家获得的援助急剧减少，这些国家又很难因应这种转变，所以我们必须让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世界银行等发挥充分潜能，去帮助这些国家度过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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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关系是否雨过天晴？

萨科齐善变，但他不是初出茅庐的政治明星，而是从政30多年，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牌政治家。只能说，他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政客，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其外，他的性格缺陷也通过对华关系也展露无遗，他总是根据舆论来调整自己，这令其政策缺少一致性，他的多变性格让中国看不懂其到底持什么立场。

文◎ 在20国集团峰会召开的前一天，萨科齐和胡锦涛4月1日晚在伦敦市中心一家酒店举行了会晤。胡锦涛在会晤结束后表示，这标志着中法双边关系的新起点。

法国和中国似乎都想为这段已持续数月的不和画上句号。北京和巴黎4月1日借纪念两国建交45周年之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高层关系。在谈到西藏问题时，公报称“法国充分认识到西藏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由戴高乐将军作出的决定没有也不会改变”。 公报还表示，法国“根据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

新闻公报和胡锦涛会见萨科齐，打破了长达四个月的中法关系僵局，胡萨会甚至抢了G20峰会的风头，成为世界中文媒体关注的焦点。但萨尔科齐3日表示，虽然他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时，宣称西藏属于中国，但不等于他不可以见达赖。他又指，“中国是一个务实的国家，不会要求得不到的东西。”

事态发展颇具戏剧性，中国部分网友认为，这是萨科奇又一次变脸，这种政治手法是一种典型的政客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卑劣行为，这必将再次损害刚有所好转的中法关系。

中法新闻公报在法国激起部分人士的不满，导致萨科齐特别出来说明自己没有向中国承诺不再见达赖喇嘛。在西方政治中，政客的诚信犹如妓女的贞节，根本不可靠。加拿大去年进行的一项民调就显示，最受人尊敬的行业里，政客排最后一名。人们对一年来萨氏反复无常的中国政策记忆犹新，当他失意法国政坛访华时，中国给予隆重接待；当他准备选举总统时，中国亦毫不吝啬提供帮助；当他当选后立足未稳之际，中国又向其提供了百亿欧元的採购大单。在萨科齐最需要帮助和支持时，中国给予了他无法从别处得到的帮助和支持。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投机，选择了背叛，在西藏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

也有人说萨科齐善变，但他不是初出茅庐的政治明星，而是从政30多年，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牌政治家。只能说，他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政客，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其外，他的性格缺陷也通过对华关系也展露无遗，他总是根据舆论来调整自己，这令其政策缺少一致性，他的多变性格让中国看不懂其到底持什么立场。

在与中国达成公报后就表示并未承诺不见达赖，这是萨科齐想平衡法国国内舆论，为自己捞取最大的政治利益。萨科奇只是一个政客，政客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以及自己国家的利益。自去年与中国交恶以来，法国利益也大大受损，政治上受到漠视，经济上丢掉大批订单。随着压力的增大特别是国内支持率的急剧下滑，一向善于变脸的萨科齐也需要对其对华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和适度调整，以面子换取利益。

全球化的今天，中法关系的回暖是必然的，因为只有通过良好的双边关系和合作才能达到最大的国家利益。虽然此前中法关系跌入冰点主要责任在于法方，但是如果两国持续交恶受害的则是中法双方以及两国人民。

去年以来，中法关系持续交恶，媒体大量的报道使得中法两国国民对彼此存在很深的反感和对立。国家关系可以轻易地以谈判、高层互访和公报等外交途径回暖，但两国国民之间的误解却不是一天就可以消除的。中法两国国民亲近感的降低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法双方的误解，因此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应重点不仅在商贸合作和高层互访，更应该关注和增进两国国民间的相互了解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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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水 新的环保公敌

实际上，很多瓶装水就是把自来水装进瓶子里再包装一下而已。百事公司生产的Aquafina水、可口可乐公司的Dasani牌等饮用水使用的是与普通自来水一样的大众水源。用家里的自来水装满一个8盎司（226.8毫升）的杯子，只要花你6厘钱，也就是说，你买一瓶瓶装水的钱可以买到2千杯既干净又新鲜的自来水。人们总是抱怨油价贵，但是仔细一算，买瓶装水的价格不比汽油便宜多少。

文◎ 连鹏署名文章版权归原作者，保留全部权利。转载请与作者本人联系

在经济危机之时，人们并没有忘记环保问题。不久前举行的一次加拿大市政联盟（Federation of Canadian Municipalities）会议，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议题是敦促各市政府在其下辖的设施中禁止销售瓶装水。

此议题虽然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但是也有部分人反对。支持者的观点是，瓶装水既贵又容易产生污染，目前的自来水是既干净又新鲜的。目前加国已经有16个城市在市政设施里禁售瓶装水了。虽然说瓶装水容器可以回收，但它毕竟需要制造和运输，这个过程要耗费大量的无再生能源。这些容器40%到80%最终进入垃圾填充场，或者被遗弃在公园里、道路旁，这同样给环境造成沉重负担；反对者则认为，在全球经济衰退，各个市政府都面临巨大难题，预期浪费时间讨论禁售瓶装水，不如去讨论如何刺激经济发展。禁售瓶装水只是一个装点门面式的问题。的确，塑料瓶最后要进入垃圾场，但和同样下场的其他污染源相比，它并不算什么。

一场自来水与瓶装水的大战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去年12月，多伦多市议会已经正式通过，在多市市政设施里禁售瓶装水。经过实验室的严格检验，市政输送的自来水已被检测证明其纯净度是无可指责的。多伦多已经开始了一个为期4年的计划，即用4年的时间更新和建立足够的直饮水设备，保证为市民提供方便的直饮水。在加拿大另一大城市温哥华，在去年秋季已进行了一场宣传活动，倡导市民直接喝自来水，而不是瓶装水。预计到2010年，饮用自来水的大温地区居民将增加20%。

专家认为，目前瓶装水市场的活跃，是他们市场策略的成功。瓶装水公司总是在宣导，只有用他们的产品才能享受到纯净安全的饮用水，这让人们对自来水能否直接饮用产生了疑虑，种市场策略实际上是一种误导。

实际上，很多瓶装水就是把自来水装进瓶子里再包装一下而已。百事公司生产的Aquafina水、可口可乐公司的Dasani牌等饮用水使用的是与普通自来水一样的大众水源。用家里的自来水装满一个8盎司（226.8毫升）的杯子，只要花你6厘钱，也就是说，你买一瓶瓶装水的钱可以买到2千杯既干净又新鲜的自来水。人们总是抱怨油价贵，但是仔细一算，买瓶装水的价格不比汽油便宜多少。

最近两年，美国也掀起了抵制瓶装水的热潮。美国人甚至将瓶装水视为“人民公敌”---耗费资源，污染环境，价格昂贵，以次充好。在耗费资源上，仅仅每年包装40亿加仑瓶装水的塑料，每年就要耗费150万桶石油，足以供10万辆汽车行驶一年；美国瓶装水包装只有23%的回收率，大约每年有950亿个空瓶子被填埋，而这些塑料瓶是非生物降解材料，将长期破坏环境；瓶装水价格是自来水的27倍，瓶装水甚至贵过石油；瓶装水的质量未必优于自来水，市场上1/4的瓶装水，是用公共水库里的水灌制的。

从美国、加拿大的自来水与瓶装水的“环保之争”中，我们看到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目前，中国是世界瓶装水消费的第三大国，数据显示，中国瓶装水市场每年都以近30%的速度递增，到2010年中国人一年将消耗1000万吨矿泉水，相当于美国目前年40亿加仑消费量的60％，但随之而来的能耗和污染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欧洲、美国标签法中有明确规定，瓶装水的标签上必须标明水来自什么地方。但在中国，还没有这样的规定，一些商家也就因此搞起了文字游戏，由于市场巨大，瓶装水市场就鱼龙混杂，消费者花了钱但未必可以买到真正纯净和健康的水。

饮水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饮水应该是免费商品。但前提是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依法加强水源水质的监控管理，加强水质监测能力建设。只有对民众提供健康、纯净的饮用水，才可以减少民众对瓶装水的心理依赖，才可以减少污染，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丹麦无政府主义公社寿终正寝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是一个打算造成无政府状态的政治理论，“没有君主和官员，没有统治者。”[P-J Proudhon, What is Property , p. 264]。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是这样的政治理论，它希望创造一个个体自由，人人平等的集体操作的社会。同样地，无政府主义反对所有分等级控制的形式——特别是被国家或者资本家控制，这种形式被看作是对个人和他们的个性产生伤害而又毫无必要。


文◎

2月25日的《东方早报》做了整版的报道：《三十年雨打风吹去·丹麦无政府公社寿终正寝》，另有资料小文《无政府主义》和评论《一个无政府主义公社的意外死亡》。
说的是哥本哈根城里的christiania小城，因为内有欧洲最大的大麻交易市场pusher street和一个药理实验室，而面临消失——去年，为了保护christiania，居民自己拆除了pusher street，但政府现在要求，要么你们出去，地卖给房地产商，要么你们自己买这块地……
这大概是大陆第一次正面报道无政府主义，“这是人类的失败”，还有诺齐克的最低限度国家，等等。

前一阵子，我下载了最新版的无政府主义问答，然后杨海崧打算翻译它出来。不过，一本严肃的、充满术语的书，谈何容易。所以只试翻了一点：

A. 1什么是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是一个打算造成无政府状态的政治理论，“没有君主和官员，没有统治者。”[P-J Proudhon, What is Property , p. 264]。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是这样的政治理论，它希望创造一个个体自由，人人平等的集体操作的社会。同样地，无政府主义反对所有分等级控制的形式——特别是被国家或者资本家控制，这种形式被看作是对个人和他们的个性产生伤害而又毫无必要。

用无政府主义者L. Susan Brown的话说：

“虽然公认的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是一种暴力，反政府运动，但比起简单的反对政府权力来，无政府主义有着更加精细微妙的传统，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所谓权力和控制对一个社会是必须的想法，提倡更多地集体决定，反对社会等级形式，以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组织。”[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ism, p. 106]

然而，“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和“无政府状态(anarchy)”无庸置疑是在政治理论中被误传的最厉害的思想。一般地，这些词常常意味着“混乱”或者“无秩序”，因此，通过某种暗示，无政府主义者希望社会的混乱以及向“丛林的法律”的回归。

被误传的过程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类似情况的。比如说，在那些由一个人（君主）组织政府的国家里，“共和国”或者“民主政治”这些词用起来就像是“无政府”一样，意味着混乱和无秩序。那些既得利益者和特权阶级显然会暗示说反对当前的体制在实践上行不通，并会说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将只会引起混乱。或者，就像Errico Malatesta表述的：

“自从考虑到政府是必须的并且没有政府将会只能是无秩序和混乱，那么自然而且合理的，意味着没有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听上去就好像不要秩序一样。” [Anarchy, p. 12]

无政府主义者想要改变这个想法，这个对“无政府”的“普遍的感觉”，那样人们就会明白政府和其他等级社会的关系二者都是有害而且毫无必要的：

“改变意见，使公众确信政府不仅是不需要的，而且是极其有害的，然后，无政府这个词——就是因为它的意思是政府的消失——才能对每个人有意义：自然的秩序，人类需要的联合以及对一切的关心，完全的团结中的完全的自由。”[Ibid., pp. 12-13]

这个常见问题解答（FAQ）是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是为了改变一般理解中的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意义的想法。

A.1.1“无政府状态(anarchy)”的意思是什么？

“无政府状态”这个词来自希腊，前缀an（或者a），意思是“非”，“缺少”，“缺乏”或者“没有”，后面加上的“archos”，意思是“一个统治者”，“指挥”，“领袖”，“主管的人”或者“权威”。或者就像克鲁泡特金（Kropotkin）提出的，无政府来自一个意思是“与权威相反”的希腊词。[Kropotkin’s Revolutionary Pamphlets, p. 284]

当希腊词“anarchos”和“anarchia”经常意味着“没有政府”或者“没有政府的存在”时，就像可以了解的那样，准确的，无政府主义原本的意思并不是简单的“没有政府”，”An-archy”的意思是“没有统治者”，或者更通常一些，“没有权威”。并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主义者才频繁地使用这个词。比如说，我们发现克鲁泡特金争辩说无政府主义“不仅攻击资本，而且还有资本主义权力的主要源头：法律，权威，以及国家。” [Op. Cit., p. 150]。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无政府状态意味着“不是按照通常的假想，不要必要的秩序，而是不要控制”。[Benjamin Tucker, Instead of a Book, p. 13]。Hence David Weick对此做了最好的概要：

无政府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所有权力，主权，控制和等级区分表示拒绝的普通的社会和政治理念，以及一种取消它们的决心……，因此无政府主义是要比反中央集权主义更多的……（即使）政府（国家）……正是，无政府主义者批评的中心焦点。[Reinventing Anarchy, p. 139]

由于这个原因，相比纯粹地反政府或者反国家，无政府主义更主要是一个反对阶层的运动。为什么？阶层是使权威具体化的组织构成。既然国家是阶层的“最高”的形态，无政府主义者，从定义上，就是反国家；但是这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充分的定义。这意味着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阶层组织的所有形态，不仅仅是国家。用Brian Morris的话来说就是：

“无政府这个术语来自希腊，本来的意思是‘没有统治者’。无政府主义者是拒绝政府或者强制性的权威的所有形态，阶层和控制的所有形态的人。所以他们反对被墨西哥无政府主义者Flores Magon称作‘阴暗的三位一体’的东西——国家，资本和教堂。因而无政府主义者既反对资本主义和国家，也反对宗教权威的所有形态。但是无政府主义也寻求通过改变手段，建立或者带来一个无政府状态的环境，那就是，一个没有强制制度的分散的社会，通过一个自愿联合的联盟组织起来的社会。”Anarchy: A Journal of Desire Armed, no. 45, p. 38]

在这篇文章中涉及的“阶层（hierarchy）”是一个相当近的发展——“正统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像蒲鲁东（Proudhon），巴枯宁（Bakunin）和克鲁泡特金确实用这个词，但是很少（他们通常首选“权威（authority）”，这是“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的前缀）。然而，很清楚，从他们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冷静地反对阶层，反对任何权力的不平等或者个体之间的特权。巴枯宁在抨击“官方”权威而为“自然势力”辩护时提到了这一点，同时他也说：

“你希望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去压迫他的伙伴吗？那么确定没有人将会占有权力”。[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71]

就像Jeff Draughn所注释的，“虽然它一直都是‘革命计划’的潜在部分，只是最近才有了反阶层的更详细而明确的概念出现。但是，这个的根源在希腊语中很明显是单词‘无政府（anarchy）’的根源。”[Between Anarchism and Libertarianism: Defining a New Movement]

我们强调这种对阶层的反对，对于无政府主义者，不是仅仅局限于国家或者政府。它包括所有作为政治上的，特别是那些和资本家性质与工资劳工所关联的独裁主义经济和社会关系。这可以从蒲鲁东的辩论中可以看到，“资本……在政治领域类似于政府……资本主义的经济观念……（以及）政府或者权威政治……（是）同样的……（并且）以各样方式联结……资本对劳工所做的……国家对自由所做的……” [quoted by Max Nettlau, A Short History of Anarchism, pp. 43-44]。因而我们发现Emma Goldman在资本主义致力与让人民出卖劳动并且确保“工人的倾向和意见对于雇主的意愿是次要的”时反对资本主义[Red Emma Speaks, p. 36]。在此之前的40年巴枯宁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当时他争辩说在当前的体制下“工人在特定的时间里出卖他的身体和他的自由”给资本家用以交换工资[Op. Cit., p. 187]。

因而“无政府状态”比起只是“没有政府”要意味着更多，它意味着对所有独裁组织和阶层的反对。用克鲁泡特金的话说，“无政府主义者的血统的社会根源……（建立在）对等级组织和社会独裁观念的批判上；以及……在人类进步运动中所看得见的趋向的分析上” [Kropotkin’s Revolutionary Pamphlets, p. 158]。从而任何试图声称无政府状态是纯粹的反国家的断言是对这个词以及它在无政府主义者的运动中使用方式的一种误传。就像Brian Morris争辩，“当一个人检查传统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以及无政府主义者运动的性质……很明显它从来没有这种被限制的（仅仅反对国家的）视野。它总是挑战权威和剥削的所有形态，并且就像它对待国家一样相等地对待资本主义和宗教。”[Op. Cit., p. 40]

而且，仅对于显而易见的国家，无政府状态既不意味着混乱，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寻求制造混乱或者无秩序。相反，我们希望创造一个以个体自由和自愿合作为基础的社会，自下而上的秩序，而不是由权威强加的自上而下的混乱。

A.1.2“无政府主义”的意思是什么？

引用彼得·克鲁泡特金的概念，无政府主义是“没有政府的社会主义体制”。[Kropotkin’s Revolutionary Pamphlets, p. 46]。换句话说，就是“废除了人与人的剥削和压迫，也就是私有制（即资本主义）的废除。” [Errico Malatesta, “Towards Anarchism,” in Man!, M. Graham (Ed), p. 75]。

因此，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以创造一个没有政治，经济或者社会阶层为目标的政治理论。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无政府状态，没有统治者，是可行的社会体制形式，也因此为了最大化的个体自由和社会平等而努力。在互相的支持下，他们了解了自由和平等的目标。或者，就像巴枯宁著名的格言所说的：

“我们确信非社会主义的自由是特权和不公正的，而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是奴役和野蛮的。”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69]

人类社会的历史证明了这个观点。没有平等的自由仅仅是给权力一方的特权，而没有自由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并且是奴隶制度的借口。

虽然有很多种不同的无政府主义的类型（从个人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详细资料见A.3），而在所有这些类型的核心中一直有两个共同的立场——对政府的反对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反对。以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Benjamin Tucker的话说，无政府主义者坚持“废除国家以及废除高利贷；没有人与人的政府，也没有人与人的剥削。” [cited in Native American Anarchism - A Study of Left-Wing American Individualism by Eunice Schuster, p. 140]。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看到了利润，利息和高利贷的租借关系（也就是剥削）因此反对这些以及制造这些的社会环境，就和他们反对政府和国家差不多。

更一般地，用L. Susan Brown的话说，把无政府主义者“联成一体”的是“对阶层和控制的普遍的指责以及为人类个体的自由而战的自发的积极性。”[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ism, p. 108]。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一个人如果服从于国家或者资本主义的权威，那么他就不可能得到自由。

因此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提倡创造无政府状态的政治理论，也是提倡一个建立在“没有统治者”的座右铭上的社会的政治理论。要达到这些，“和所有社会主义者一样，无政府主义者坚持国家私有制，资本和国家机器终有消失的时候，而所有生产所需要的必需品必然，也将会，成为社会的公有财产，并且为财富的创造者所共有。而且……他们主张这样的理想，那就是社会政治组织是将政府的职能减少到最低的情况……（并且）那个社会的终极目标是将政府职能减少到零——那就是，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无政府的状态。” [Peter Kropotkin, Op. Cit., p. 46]

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者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它分析和批评当前的社会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新社会的幻想——一个最大体现人类需要的社会，那正是当前的社会所否认的。这些需要，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是自由，平等和团结，这将在A.2中论述。

无政府主义将评论分析和希望联合在一起，因为，就像巴枯宁所指出的，“破坏的欲望是有创造性的欲望。”一个不理解现在的社会错在什么地方的人是不可能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的。

A.1.3为什么无政府主义又被称作自由论的社会主义（libertarian socialism）？

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看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定义中的消极的本性，于是使用了其他的术语来强调他们理想中的固有的积极性和建设性的一面。使用的最普遍的术语是“自由社会主义”，“自由共产主义”，以及“自由论的共产主义”。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自由论的社会主义，自由论的共产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可以互换的。

在美国赫氏大辞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的定义中，我们发现：

自由论者（LIBERTARIAN）：信仰行动和思想自由的人；信仰自由意志的人。

社会主义（SOCIALISM）：一种由生产者支配政治权力以及生产的意义，并且分配产品的社会体制。

把这两个定义拿到一起，就是：

自由论的社会主义（LIBERTARIAN SOCIALISM）：一种信仰行动和思想自由以及自由意志的社会体制，其中生产者支配政治权力以及生产的意义，并且分配产品。

（尽管我们必须补充说出我们通常的注释，字典上充满诡辩的注释缺少了政治性。我们只能使用这些定义来表示“自由论者”既不意味着“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其他的字典，很明显，将会有不同的定义——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注释。那些想要对字典注释有所争辩的人，对于从事这个难以解决而在政治上毫无意义的业余爱好是自由的，但我们不会）。

然而，由于在美国的自由党（Libertarian Party）的成立，许多人目前认为“自由论的社会主义”理想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确实，许多“自由论者”认为无政府主义者不过是企图要将“社会主义”的“反自由论”的理想（就像自由论者以为的那样）和自由论的意识形态联合在一起，为了使那些“社会主义者”的理想更容易“接受”——换句话说，试图从“自由论”的持有人那里窃取它的标签。

没有什么能够远离真理。无政府主义者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就已经开始使用了“自由论”的术语来描述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理想。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Joseph Dejacque1858到1861年间在纽约出版了《Le Libertaire, Journal du Mouvement social》[Max Nettlau, A Short History of Anarchism, p. 75]。按照无政府主义者历史学家Max Nettlau的说法，对于“自由论的共产主义”术语的使用开始于1880年的11月，当时一个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采用了它[Ibid., p. 145]。而术语“自由论”被无政府主义者的使用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变得更加的普及，那是在法国由于试图避免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法律的出台以及消除“无政府状态”在公众心里所产生的联想，因此使用了这个术语之后（比如，1895年在法国Sebastien Faure和Louise Michel出版了报纸《Le Libertaire — The Libertarian》）。从那以后，特别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它一直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和运动联系在一起。举更近一些的例子，在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在1954年7月组织了“自由论者同盟”，这个组织具有坚定的工联主义者的原则，并且一直持续到1965年。以美国为基础的“自由论者”政党，在另一方面只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才出现，离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次使用这个术语用来描述他们的政治观念已经过了大约100年（离第一次采用“自由论的共产主义”的措辞也有90年的时间）。正是那个政党，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偷”了这个词。接下来，在B部分里，我们将讨论为什么“自由论的”资本主义的观念（自由党也同样想使用它）是自相矛盾的说法。

同样我们也将在I部分里说明，只有一个自由论的社会主义者所有的体制才能把个体自由最大化。不必说，国家所有制——一般被称作“社会主义”——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根本不是社会主义。事实上，我们同样也要在H部分里详细阐述，国家“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形态，没有一点点社会主义的内容。

丹•拉瑟和美国的爱国主义

并非故意，911事件后，丹•拉瑟（Dan Rather）单枪匹马的搜集了足够的证据，用来摧毁美国新闻界自诩其在民主社会中占有特殊地位的宣言；同时也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爱国主义在道德上是难以被接受的。

拉瑟在作为一个记者与表达自己爱国激情之间的挣扎展现了当代美国新闻界难以达到保持政治中立的原因。对此，记者们应该感激拉瑟，如果我们能埋葬当代商业新闻媒体特殊的意识形态，，我们将有可能重建一个可以更好的维护民主、服务大众的媒介体系。

文◎
——如何拯救美国新闻与民主
　　
并非故意，911事件后，丹•拉瑟（Dan Rather）单枪匹马的搜集了足够的证据，用来摧毁美国新闻界自诩其在民主社会中占有特殊地位的宣言；同时也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爱国主义在道德上是难以被接受的。

拉瑟在作为一个记者与表达自己爱国激情之间的挣扎展现了当代美国新闻界难以达到保持政治中立的原因。对此，记者们应该感激拉瑟，如果我们能埋葬当代商业新闻媒体特殊的意识形态，，我们将有可能重建一个可以更好的维护民主、服务大众的媒介体系。

与此同时，拉瑟关于战争期间公民职责与权力的声明展现了爱国主义问题不在于如何正确定义，而在于如何消除它。为此，民众应该感激拉瑟，如果能够超越那个在精神与理智上都已破产的意识形态，我们将有可能使美国的霸权为美国民主让路。

为什么是丹•拉瑟？

拉瑟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的主持人，美国电视新闻的泰斗，他在911后公然发表了比其他主流商业记者更多的言论。他在很多脱口秀节目中讨论对这次灾难以及媒体报道的反应。尤其是他在911发生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便在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 的脱口秀节目中宣布自己对总统的忠诚，使得人们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


比最初反应的更为重要的是，拉瑟从9/11过后便开始尝试着去调和作为记者与作为美国公民两种不同角色的矛盾，可是他和整个新闻行业一样惨遭失败。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当今新闻业与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在思想上是多么紊乱，在政治上是多么虚弱无力。


对于记者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要求很简单：在一个人民自主民主社会中，公众需要来自独立于权力中心，尤其是政府，的信息。社会越大越复杂，个人就越难收集到自己需要的信息。于是就有了自诩为中立的看门狗、为不偏袒任何政党的记者。在当代美国，记者们自称为中立的信息来源。

可是9/11以来，我们痛苦的发现，主流商业新闻媒体基本上没有成为富有批评性的独立声音，更没有保持政治中立。同样重要的是，新闻界现在的境况表明对于政治中立过分单纯的要求将破坏媒体批评性与独立性，没有比对爱国精神的讨论更能明显的体现这一点了。

在丹•拉瑟的帮助下，这个已经像白昼一样清晰。
有些人写信批评他是个正慢慢变老的脾气很坏的人，他不仅在直播时听起来像个傻瓜（他因为时常使用一些俗语而被授予“废话拉瑟”的称号），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从不代表绝大多数记者的观点。而我却认为正好相反，拉瑟是一个相当典型的记者，就像他在公众场合异乎寻常的直率而诚实一样。他并不善于进行自我审查，这也正是他为什么如此频繁的令同行们尴尬。以拉瑟的评论为起点，我将展开一个案例来驳斥典型的记者关于政治中立重要性的主张，和典型的美国人对于爱国精神的主张，我认为这两者是不一致的，也是毫无建设性的。


爱国的新闻业
这个争论建立在一个朴素的主张上——爱国主义并不是政治中立。这个主张不仅显而易见而且不容忽视。事实上，在美国关于爱国主义的祈祷往往例行公事的加上两党合作的宣言，明显那是“超越政治”的。爱国主义是天生的政治理念，它的价值不是体现在政治家们用来证明关于战争的细小政策是正确的，而是在于它与单一民族国家相区别的关于公民的职责与权力的基本定义。
拉瑟的第一个被攻击的言论出现在2001年9月17日的“Letterman show”，当他说：“乔治•布什是总统，他作决定，但是你知道，他也只是一个美国人，不管他在哪里希望我给他电话，只要告诉我在哪里，他就将接到电话。”1


一个如此直接的认为政治领导人的权威应该处于次要地位的声明却引起了许多人（尤其是许多记者）神经紧张，可是在后面的讨论中拉瑟从未收回过他这个声明。他一贯主张爱国主义不需要辩解，他努力在“记者是中立的观察者”理念指导下用清晰明白的语言将其阐述出来。例如，拉瑟从来不像其他记者一样在直播中佩戴国旗别针。在2001年9月22日的“今晚CNN（CNN Tonight）”中与霍华德•库尔茨（华盛顿邮报媒介批评家同时也经常在新闻频道出现）面谈时，拉瑟解释说：“我觉得这个不适合我，我从幼儿起就已经将国旗牢牢的记在心里了。而且我不觉得需要这样做，我只是觉得这个不适合我。”2

9/11后不久，美国国旗成为代表“美国还坚强的站立着”的符号，很快又跟“美国即将进入战争”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按照惯例理解，拉瑟认为“佩戴国旗将影响新闻工作中立性”是正确的。但是在那次面谈中库尔茨问拉瑟是否认为记者（由于对公众后坐力的恐惧而）不情愿批评行政部门时，拉瑟的回答显示他无法改变“爱国主义是领导者附庸”这一理解：

“我希望能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像社会中一个正派的成员和一个正直爱国的美国人。所以，我希望能够从一开始就向政府、总统以及军事部门因为证据不足而承认他们没有过失。我也希望能够扮演好自己作为一个记者的角色，那就是提问，甚至在需要的时候提比较尖锐的问题。但是在这样明显的国家危机时刻，我无法原谅总统先生这样的言辞——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吧，美国的先生女士们，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是谁。我会做好自己的记者工作，但同时我也将因证据不足而承认他们没有过失，在这样的紧急时期无论何时都有可能。不是因为我担心任何反作用力，而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做一个不辩解的美国爱国者。”

拉瑟言语中的矛盾让人震惊。他将不会佩戴国旗指针，可他却声称将不辩解的爱国。他将问尖锐的问题，可是如果政府官员对于那些刁钻的问题的答案看上去可疑，他将会因证据不足而承认他们没有过失。拉瑟对库尔茨的回答发生恐怖袭击之后11天，可以理解为因为事件的冲击导致人们这时回答问题异乎寻常。可是拉瑟在2002年6月4号，CNN的“拉里•金直播室”上说出了同样意思的话。当时金问是否有“一道介于爱国者与报道者之间的细线。”拉瑟回答说：
“不，我从不认为有什么细线。我在这个界线问题上从来没有过什么问题。让我感到有困难的只有什么以及什么时候是比较适当的。 当战争在10月第一次打响时，如果有疑问，我们就应该向军方提出这些疑问。”

在2001年10月9日，拉瑟在接受NBC与CBS前记者马文•卡尔布（Marvin Kalb）的采访中出现自我矛盾。他首先声明：“我不认为你会爱国爱得太过分，如果有疑问的话，我会选择因为爱国太多犯错误，而不是站在爱国太少的那一边。”接着，他定义一个爱国的记者是一个“富有怀疑精神，坚持中立的记者，而不是愤世嫉俗的人”。对于拉瑟来说，这意味着“对于一个记者是否爱国的评价是他是否有智慧，是否有机智，是否有胆量去询问刁钻的问题，即使提这些问题可能被认为是不爱国。”在那次采访中，他还这样声明：“作为一个记者，我从来没有打算将任何一名美国战士的生命置于危险的境地。而且，我充分的准备好对政府、军方发言人给予因证据不足而承认他们没有过失的评价。”3卡尔布既没有发现拉瑟言语中的自相矛盾，又没有认为这些言论是政府言论的翻版.

我们并不清楚拉瑟根据什么理由来拒绝在一场危机或者战争的早期询问政治领导人。表面上应该正好与此相反，在经历类似911这样的袭击之后，政客们可能将迅速利用公众的震惊与悲痛（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此时人们普遍情绪化、容易被操纵的，记者及早的干涉并提出刁钻问题显得比平时更加重要。同样的，如果军方官员们能够通过掩盖信息来逃避为自己犯错而承担责任的话，将使正在作战的人们更加危险。拉瑟恐怕必须解释一下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对军方官员们“证据不足无罪开释”的同时提出“刁钻的问题”。

当许多记者因为拉瑟的声明而不安时，主流商业新闻媒体在911之后的表现让人觉得他只不过清晰的说出了其他人是如何想如何做的。9/11后持续数月的根据政府要求进行的新闻审查制度（使新闻界）羞耻到了极点，而且美国官员们对外国出版物和alternative media进行详细检查的要求在表面上被主流媒体所接受。令人好奇的是，在2002年6月参加金的脱口秀前不久，拉瑟接受了BBC的一个采访，在其中他对过分的爱国主义带来的危险进行了深思。在2002年5月5日的“BBC Newsnight”中，拉瑟说：
“我担心汹涌的爱国主义将践踏国家力图保护的真正价值。在我们这样一个根据民主原则所建立的宪法国家里，如果人们不能够普遍了解我们为何而战，我们怎样作战并能理解高层的意愿的话，那么战争将完全无法维持下去。”

这个拉瑟所提到的“汹涌的爱国主义”，将导致一个记者说，“我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问题，但是你知道，现在不是适合提这些问题的时候。”但是，他补充说，“不坚持自己的立场，不看着官员们的眼睛，提出他们所不希望听到的问题，是不爱国的。”4虽然拉瑟在早一些与Kurtz的访谈中说他并不害怕宣传爱国的公众的压力，可是他向BBC的记者比喻说美国新闻界所面临的问题是 “”
“这是一个低俗的比喻，你知道我不能肯定自己喜欢它。在南非，有一段时期人们会将一个燃烧的轮胎戴在持不同意见的人脖子上。可是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恐惧的是这里你也可能被necklaced ，你的脖子上将被戴上缺乏爱国心的轮胎。现在正是这种恐惧使得记者们不敢询问最尖锐的问题……我自己也不例外。”5

拉瑟连续啪啦啪啦的发出了各种声明——在声明1中他表示自己将顺从权威人士，而在2中他许诺将提刁钻的问题，但是情况3不包含在内因为那时不是合适提刁钻问题的时候，在4中他承认他与同僚们即使在合适的时候也没有提出刁钻的问题——不是发挥失常，而是代表大多数美国记者的立场。
无论在如何扮演记者角色上怎样混乱，拉瑟对于如何扮演一个战时公民的角色似乎很清醒：当战争来临时，成年人不是支持领导人的政策，就是很快与领导人站在同一战线。2001年11月2日，在CNN的“拉里•金周末秀”上，拉瑟说：“整个国家right in saying，看，不管911之前对乔治•布什有没有不同看法，他现在是我们的最高长官，他是我们需要的人。我们要一致，我们要立场坚定。我并不是在为此鼓吹说教，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这一点。”

我们真的每个人都同意这个要一致的号召吗？9/11后马上出现的有组织的反战运动表明并非如此。而且，身处民主社会中的我们为什么要如此重视这个所谓的一致？我们在为一个什么目的而一致？在民主社会中应该由民众来决定这个目的，而且总是会有许多关于什么才是正确目的的意见。这个“一致”除了代表对领导人的服从与容忍外还能代表什么呢？在2002年11月4日的“拉里•金直播室”上，拉瑟将它表述得很清楚：
“我一直信仰你每次只能有一个最高长官，每次只有一个总统。布什总统是我们的总统，不管他决定在伊拉克动武还是和平，我们都应该全国一致去执行。作为公民中的一员，我将紧跟他的脚步……而且不管他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将支持他。”

在那次访谈中，拉瑟关于“新闻媒介在统治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的观点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在争执美国军方是否有权限制信息发布 提供给记者时，拉瑟伟大而开明的观点是：在一个“像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一样的基于民主政治法则的宪法制共和国里，在领导阶层与被领导者之间有必要有一个被高度传达的信任。”
简单的说，拉瑟的政治理论就是：作为一个公民，他必须紧紧跟随总统做出的发动战争的决定，作为一名记者，他将提供信息来建立政客与民众之间的信任。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这样颠倒了民主社会中民众与官员的关系，官员是由民众选择出来的，民主社会中的公民并不是用来成为“被领导者”。在一个意味深长的民主体系中，公民的角色并不仅仅局限于选举领导人或者在领导人已经准备好的狭窄的框架中对政策进行选举。在一个富有参与意识的民主体系里，民众将在决定什么时候什么事务是最重要的以及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构成来实现这些事务中扮演一个活跃的、意味深长的角色。而记者在这个任务中将成为他们的盟友。

爱国主义的问题

不管在具体意见上有什么分歧，比如多少记者应该在公共场合谈到爱国主义，或者他们是否需要在翻领上佩戴国旗别针，或者对官员的提问应该多尖锐，我知道9/11之后，在美国没有任何一名主流或者商业记者公开表示与爱国主义断绝关系。不论因为不同的言论遭到了多少攻击，丹•拉瑟2002年3月在德克萨斯日报联合协会上的讲话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现在有很多关于爱国主义的讨论，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成为爱国主义者。”6唯一潜在的分歧是对于记者什么是符合规定的爱国行为。


比尔•科瓦奇，“关心记者委员会”的主席，是9/11之后强硬的评论记者代言人之一。他并不大呼爱国主义，而是在保护记者中含蓄的表达自己的观念：“对于民主，一个记者决不再比尖锐而不受限制的核实当天的新闻，（决不再像一个普通公民一样忙碌，决不再有爱国心），他们质疑权威人士的行为，他们揭露公众需要了解而有些人为了私利希望保密的信息。”7
一本美国顶尖记者评论杂志的一个编辑也同样在辩论中含蓄的认为记者为他的国家服务的最好的爱国主义行为是“当我们的政府发动战争时，提出刁钻甚至不受欢迎的问题。”他用“爱国主义，对自己国家的热爱”的定义来区别于“民族主义，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利益高于所有其他的民族。如果说爱国主义是一种感情，那么民族主义是它黑暗的一面。”8

对于那些简洁的陈述只有一个问题：爱国主义无法与民族主义区分开来，爱国主义通常在精神上是无法抵御的。而且在美国这个今日帝国中，爱国主义对这颗行星的继续兴旺有显著的危险。我认为所有人，不管是记者还是普通公民，都应该抛弃爱国主义而努力成为更加进步的人，忠贞于整个人类社会而不只是对某一个国家。乍一看来，对于一个将爱国主义视为美德的国家，这样做显得残忍。但是有一个简单的途径使得这个变得合乎逻辑，更加道德。

如果我们使用关于爱国主义的共同定义——对自己祖国的爱与忠诚，出现的第一个问题是，祖国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毕竟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自然产生的事物。在911后关于区分团体与阶级的讨论中，我要求人们，尤其是文章中提到的美国的爱国主义，解释他们认为民族国家的哪些部分能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一个人将会对哪个人或者哪些事情感觉爱和忠诚？得到的答案包括土地本身，人民，文化，领导阶层，国家政策，国家制度以及国家平民的理想。这些答案看起来都似是而非，都无法对那个基本问题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答案。

土地：许多人将爱国主义与对于土地的爱联系起来，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或者正在上面居住。的确人们对于一个地方的感觉和对于一片风景的联系容易被理解，我们大多数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我在草原上出生并长大，在那里我感到最舒适，最有家的感觉。但是那和对一个民族国家的爱与忠诚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对一片具体的地形的感情是由国际政治上的国界线来决定的吗？如果我喜欢沙漠，难道我应该对美国国界这边的沙漠热爱得多一点，而对国界线那边墨西哥境内的热爱得少一点吗？难道我应该热爱家乡北达科他州的草原，但是在碰到加拿大的国境线时就放弃对那边草原的热爱吗？在谈到与土地的联系时，我们能明显的谈到分水岭与局部生态系统，但是不会提到国家分界线。因此对某一片特定土地的联系与一个民族国家无关。

人民：将爱国主义与对同胞的爱与忠诚联系起来也是很自然的。这个能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作为对人类生命价值差异的肯定，其次是作为一种对人民情感的表达。前者认为那些与自己生活在同一个民主国家的人的生命比生活在这个国家之外的人的生命更加重要，事实上，所有主要的道德哲学和宗教认为这种价值差异是不道德的，因为这些宗教和哲学都是基于全人类的生命同等重要的信念之上。我们不能否认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战争中，人们会显得更加珍视本国人民的生命，但是，就多数人而言，这不应该成为爱国主义成立的理论基础。

当然每个人会对生命中特定的一些人有着特殊的感情，而且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感情倾注在自己的同胞上。但是那就意味着我们对他们的特殊联系是因为生活在同一个国家才滋生的吗？既然人类存在着个体差异，那为什么要假定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人就能比其他人激起更多有联系的感觉呢？我出生在靠近加拿大边境的美国，与我现在居住的德克萨斯州人相比，我同生活在加拿大境内草原上的人们有更多共同点。但是由于我的美国公民身份，我不是应该天生对德克萨斯州人的感情比马尼托巴湖人的更热烈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文化：关于土地和人民的争论同样适用于文化。作为风俗、艺术、传说、宗教信仰、传统等东西的联合体，文化经常不会严格的按照国界线而分布。更加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可以抵制自己国家的主流文化，那么他又为什么必须热爱这个文化并对它忠诚？

领导者：在民主社会中，爱国主义显然不能定义为对现有政治领导者的忠诚。这样的爱国主义是在和民主唱对台戏，每个公民都应保留对领导者进行判断的权力，而不是简单的接受他们的权威。即使一个人承认领导者有权在合法前提下做决定并且同意遵循由此产生的法律，但这不意味着他忠诚于这个领导阶层。

政策方针：关于领导者的论点同样适用于他们所实行的政策。在民主社会中，一个人也许同意遵守合法的规章制度，但是这不代表他支持它。当然也没有人认为反对现有的税收政策或者运输计划是不爱国的行为。似乎战争是唯一一项被要求必须全民支持（起码无人表示反对）才能通过的国家政策，但是为什么战争就必须不同呢？当那么多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时，难道不是更应该将所有的观点都充分展示出来吗？

政府组织：许多人认为如果爱国主义不是对现有领导人或者政策的忠诚的话，起码它可以代表对我们政府组织的忠诚。但是那样和放弃民主制度没有什么区别，在民主社会里，不管什么情况下一个单独的部门设置都不能最终代表民主。在一个建立在公众至高无上并享有拒绝为他们利益服务的部门的权力基础之上的社会中，将爱国主义理解为对现有制度的忠诚是难以理解的。

民主理念：当爱国主义在以上范畴受到挑战，多数人最终会转向一项似乎最合理的理由，那就是美国是一个对诸如自由、平等和公正等民主理念的推行负有责任的国度。而问题正出现在这里。

首先，是什么使这些价值观变得美国化？难道不是世界各地那些坚信这些理念并试图以各种方式使它们得以实现的人们吗？
假如那些价值观不是在美国产生，也不像今天这样显得如此美国化，谁还能声称它们是爱国主义的基础呢？如果这些价值观在美国诞生以前就已产生并且已经出现在世界各地，那他们会不会是整个人类的理念而不单单属于美国人？

接下来，会有很多人提出，虽然民主的理念并不是美国人独有的财富，但是它确是在美国实现了实现了自己最丰富的内涵。

然而，这仅仅是强权的傲慢表现。在某些标准上，诸如对言论自由提供的法律保护，美国确实走在世界前端。但是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媒介系统，也在有计划的排除某些激进的观点和限制政治讨论的范围，使真正民主的言论日趋衰竭。认为某个国家可以成为任何一个看似简单的民主价值观念的精通者的想法都是愚蠢的，更不用说民主理念了。

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声称美国是正义价值的最终履行者的同时需要想起历史的局限和美国残暴的记录。也许有人想提起原住民和美国黑人在过去和现在为争取自由与平等而做出的努力。我们同样需要对危地马拉、伊朗、尼加拉瓜、南越、东帝汶和老挝等国的人民做出解释和说明，我们还要对因美国的侵略直接或间接的牺牲者们解释：为什么这个高举自由和民主理想的大旗的政府，会例行公事般在全世界走来走去，推翻民主政府，支持残暴的独裁者，扶植和培养恐怖分子军队做代言人，而且在作战时对平民进行残忍的攻击。如果想说我们是自由和公平曾经和最终的实践者，广岛事件将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阻碍。
经过课堂上对这个问题的辩论后，一个学生恼怒的指出我没有尝试将爱国主义降低为一组相关联的概念组。“爱国主义就是将那些概念全部叠加在一起。”她说。但是没人清楚当每个单独要素都无法达到目标时，如何通过将它们集合在一起来得到一个合理的论点。如果每个要素都因为经验、逻辑或道德领域上讲不通而无法将爱国主义阐述清楚，那它们怎么可能通过叠加在一起就能成为真理？

每一个试图将爱国主义阐释为爱与忠诚的尝试都迅速的失败了。当我研究这个问题时，我完全不能理解爱国主义会与逻辑及证据不相上下。当然爱常常是一种无法描述出来的感觉，当我们说爱某些人时，我们不可能去写一篇论文来说明原因。我的观点并不是建议让爱的情绪变成冷血，而是希望指出爱国主义是语无伦次的，因为不管在精神上还是政治上爱的权力过大。我们可以热爱人们、地方或者思想，但是对于一个民主国家表示热爱或者忠诚是没有意义的。


超越爱国主义

大多数人抵制民族主义的粗鲁和过于强硬，而我的观点是我们无法将爱国主义从民族主义中区分和拯救出来。对“爱国主义”这个概念的任何应用都可在某种程度上被称为盲目的爱国主义。从坏的方面来说，爱国主义可能轻易的导致对强权政策的支持，在战争中这一点尤为明显。而从好的方面说，它又自我纵容了美国人对于本国文化独特性的设想和对历史及现实政策顽固的无知。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确信爱国主义等同于“狂妄、傲慢和自大”，并且进一步指出：

“爱国主义假设我们的地球被划分为若干地区，每个地区都被一道铁门环绕着。那些有幸出生在某些特殊地区的人们认为自己比那些生长在其他地区的人更加优秀，高贵和聪慧。因此，为了将自己的优越性强加于其他人身上，战斗，杀戮和死亡成为每个生长在那些被选择区域的人们的一种责任。”9这并不是对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的一种泛泛的谴责。人们常常告诉我，“你的假设是任何关于美国的事物都是坏的。”但是我的假设并非如此，这与假设美国的任何事物都是好的一样荒谬。没有一个理性的人会作出这样的论述，我也不会“首先责怪美国”。相反，对于一些激进主义者来说，他们倒容易表示，“我会承担道德的责任，严肃地解释个人的行为，并全面的解析这个我在其中作为一名公民的国家的行为。”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超越爱国主义本身。我们需要保留所有对土地，人民，文化的热爱，割舍掉对那些被贴上爱国主义标签和人为地将其与国家边界建立起联系的地区的情感。我们可以考虑人类对感受与他人的团结和联系的需求（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将其描述为“享受与他人的友谊，能与他们合作，和感受一些轻微的孤独感”）。10如果不把这些感情和一个民族国家建立联系。我们可以意识到通讯和运输技术已经使一种更高层次的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成为可能，这种流动性留给我们一个清晰的选择：或者这个世界可能继续建立在以某些强大的国家（跨国公司建立起复杂关系）和制定政策的精英为主导的基础之上，或者我们可以通过基于共享的价值观和相通的人性形成的跨国界流动在全世界人们之间寻求一种新的独立和联系。要想实现后者，人们的道德评理能力必须能限制精英力量的破坏力。正如戈德曼所说，爱国主义阻碍了道德的发展。这里没有抽象深奥的争辨，赌注是痛苦而真实的，那些在较低级民族国家中生活的人们一直并将继续以生命为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的爱国主义付出代价。

当布什政府完成其9/11的承诺，开展了一场针对无穷的敌人的一场无限期的战争时，爱国主义问题在美国显得尤为突出。一个国家的破坏力越大，爱国主义的潜在危险也就越大。尽管很多美国人相信我们是第一个慈善的帝国，但是这种想法同样适用于任何一个国家。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来仔细思考一下关于纳粹领导人之一赫尔曼•戈林的报告。在G.M.吉尔布特的自传叙述了他与戈林的谈话：

“为什么人们不想要战争，” 戈林耸耸肩。“为什么一些农场的笨蛋愿意去战场上冒险，而他们能从中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成为碎片回到自己的农场。一般来说，不论在俄国还是英格兰还是美国，甚至是德国，普通人其实并不想要战争。这很容易理解。毕竟制定政策的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而且不管是民主制还是法西斯独裁，是议会决策还是共产主义制度，要得到人们的呼应通常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这里有一点区别，”我指出，“在民主政治中，人们可以通过所选的代表就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在美国，只有国会可以宣布发动一场战争。”

“噢，那真是太好了，但是，暴力或非暴力，人们通常是领导者的牺牲品。这很容易，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们他们正在被攻击，谴责和平主义者缺乏爱国主义精神，任由国家处于危险当中。这在任何国家都能行得通。”11
IF NOT PATRIOTISM?
如果没有爱国主义？

如果政治生活能够不是围绕着爱国主义和民族国家，那么又能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应该同时包括地方和全球。政治权利必须下放到平凡人亦能在管理自己的生活当中扮演一个有意义的角色，同时，我们主张与整个人类家庭建立一种情感联系，并且需要懂得高科技的范围和帝国主义的神话使我们以新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与他人联系在一起。当生活在一个地方性区域，只有在考虑了对生活在我们视野以外的地区可能造成的影响后才作出有道义的抉择，这便被称为国际主义。

在这里，我的目标不是对这样一个系统如何运作进行详细的勾画，任何这样的尝试都是不现实的。第一个出发点就是了解一些现象以外的本质。人们可以对任何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进行试验，试验的成败都将指引后来的步骤。任何想在该阶段提出一个综合计划的尝试都不会得到重视。清晰的说出可供选择的政治图景和参与政治运动以提高自己的工作已经进行了数个世纪，认识到这一点也很重要。在今天，没有理由认为清晰的界定各个民族是团结各个社会的唯一力量，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激进派曾争辩认可其他的共同利益。就像戈德曼所指出的：

“有思想的人们意识到对于当今的时代，爱国主义已经显得过于狭窄和备受限制而无法满足时代的要求。权利的集中正使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跨越国际，团结起来，美国劳动者与他们在国外的同行取得更融洽的利益关系，这种关联取代了以往矿工和煤矿主之间利益冲突。这种团结不再惧怕外国的入侵，因为它使所有的劳动者变得清醒，他们会对他们的领导者说，‘要杀人你们自己去吧。我们已经为你们做了太长时间了！’这种团结甚至正在唤醒军人的觉悟：他们也成为了伟大人类家庭的牺牲。”12


我们当然可以深入的回顾历史寻找可供选择的办法。正如列夫•托尔斯泰在其1900年出版的批判爱国主义的论著中提醒我们的，对于基督教的排斥正是因为它充满生命力的精神力量， “2000多年前，一个富于智慧的人，得到一个更富于智慧的创见，即人们之间存在着兄弟般的紧密联系。”托尔斯泰争辩道：“人们之间兄弟般的情义，于生活中由来已久，而且你能从各个方面认识到它。”这个理念能领导人们去理解“他们并不是农场主或是其他人的子女，不是国家的臣民，而是上帝的子民。”13

可以用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对上面的陈述进行精辟的总结，这就是伟大的美国劳工领导人和社会主义者在1915年所说的：“我不为任何国家奋斗，我的国家是这个地球，而我就是世界公民。”14

记者可能是公正的吗，或者这无关紧要？

不管一个人如何肯定爱国主义在智力和道德上的崇高价值，一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一份爱国主义的宣言也是对某种政治取向的坚持。就这部分论述的目的而言，有多少记者存有爱国主义的概念或者怎样才能最好地实现爱国主义都是无关紧要的。正如拒绝爱国主义是一项政治行为，接受它也亦然。那么，记者如何既能公开宣称其政治取向，又能继续声明自己在政治上是中立的？

当然，记者在很多议题上拥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没有记者宣称自己对政治缺乏敏感。传统的看法认为记者并不缺乏观点，而缺乏确保公正、平衡的专业训练，一个优秀的记者应该是客观的，在新闻的采集和发表中都应保证其不受到其他观点的影响。因此，典型的记者都会避免公开发表有关自己政治理念和取向的言论。这就是爱国主义的不同之处，记者通常承认爱国主义是件好事，并为其赋予自身工作的意义而奋斗。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无视其中的冲突和一片要求保持中立的反对声，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最合理的解释似乎是这些记者将爱国主义作为政治论据，而爱国主义又受到如此广泛的承认以至于接受它正是无可非议的。例如，可能所有的美国记者都承认奴隶制是罪恶的，而且如果被当众询问，每个记者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出自己的信条。就人类的权利和责任而言，这个
观点合乎道德规范并具有政治意义，但是没有人会将其视为与某种中立观点妥协的结果，因为为奴隶制辩护会将一个人置于现行社会规范之外。而辩护本身也将成为病态、自私和党派政治的暗示。

但是，除非反对爱国主义的言论呈现出明显的谬误——使得我、德布斯, 戈德曼，托尔斯泰，和许多其他人，不论是当今还是以往的，都呈现出一种病态——爱国主义就不可能在道德和政治上完全站得住脚。要想使爱国主义扮演一幅并非党派政治并且公开接受评论的姿态的唯一方法就是清除反对爱国主义的言论。事实上，对当代美国商业占据主流的新闻界的回顾证实了这一观点。

这有什么关系吗？这妨碍到美国读者获得的新闻，尤其是那些无关战争与和平的事件的真实性了吗？是的，因为甚至在9/11以前，爱国主义一直蒙蔽着美国记者的眼睛。最有说服力的事实莫过于诺曼•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制造同意》一书所记载的波斯湾战争，作者广泛地观察到对外事务的报道整体倾向于主导文化中政治精英们的官方观点。15但是，如果不相信这样稍显极端的资料，我们不妨看看丹•拉瑟的例子。

1996年，丹•拉瑟在我执教的德克萨斯大学作了一场关于新闻伦理的报告。比演讲更有趣的是他对一个问题的回答。一个学生问拉瑟关于媒体对1991年海湾战争报道的失误，诸如支援者，军队进程的失实报道，无法分辨布什政府发言的真假（其中多数后来被证明是在撒谎）。这个学生举出一个明显而尖锐的例子说明了新闻从业人员的渎职，拉瑟承认这个年轻人所说的大部分事实都是真实的。

但是，拉瑟耸耸肩，在战争中，“记者更愿意选择跟随旗帜。”16拉瑟是正确的，并且我认为我们应该赞赏他的诚实。但他似乎漏掉了问题的关键：是的，记者是倾向于选择跟随旗帜，但是他们应该这样做吗？拉瑟接受了这个学生对问题的评析，这正暗示了他明白在战争中，当记者们欣欣然接受强权的声明时，一个民主系统陷入了何等困境；当缺乏独立的信息，人们对于政治问题根本无法做出明智的抉择。但是他的反应也暗示了他相信“跟随旗帜”的本能是不可避免的，或许，这是记者天性的自然法则。

但是，当然没有记者天性的法则。正如赫尔曼和乔姆斯基在他们的宣传模型中展示的，取而代之的是制度上的真实，专业上的例行公事和规范行为的意识形态。重要的是，这些对新闻事实造成的影响被政治中立的专业意识形态模糊化了，使得记者和公民永远不会理解强权和媒介的关联。任何有关这种中立的声明都是不可靠的，在世界上没有可供站立的中立之地。一个人不需要在政治上公开宣称自己具有党派利益或者是一个宣传家。记者于报道何种事实，从什么角度，选择什么消息来源中体现出的政治立场，不可能被一句在专业实践中建立公正的誓言所改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个人是否中立，而在于一个人是否切实地独立于强大的势力。
主流商业新闻界会很快回答，“是啊，我们当然是独立的。”事实上，政府官员很少把法律限制强加在记者身上，而且编辑和记者在政府控制外独立工作。（当然，记者并不独立于雇佣他们的公司，但是这里的重点在于对政府的独立。）所有的政府都会例行公事般的尝试控制记者从官员处获得的信息，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但是，美国政府却相对较少的限制记者的工作。

记者如何运用在合法控制下的自由？战争中的多数情况下，记者并不习惯自由。盲目的依赖官方消息来源和爱国主义的意识使得多数记者被局限在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相信美国的战争目的是正义的，而且任何不好的事情都只是非恶意的结果或是其他体面国家中一些坏家伙的流氓行径。造成的结果是惨痛的，在战争时期，当一个民主社会最紧迫的需要一个独立于文化意识形态限制以外的富于批判精神的新闻界时，美国商业主流媒介往往正好遭受最深的失败。

在1999年于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后备受争议的时期，丹•拉瑟讨论了在攻打南斯拉夫期间，美国军队高层关于袭击这个国家的发电站的决策。该机构的通信负责人Sam Husseini指出，虽然拉瑟声称自己是一个中立的记者，但在描写美国军队行动时却使用了名词“我们”，17两者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拉瑟承认这是个难题，但他坦陈自己对这个问题存有偏见：“我是一个美国人，并且我是一个美国记者。是的，当面对一场包含美国人在内的战斗——如果你需要，尽管来谴责我，如果你需要，尽管来咒骂我，但是——我将永远致力于让我们赢得战争。”18

虽然拉瑟并未声明，但在他的回答中显然可以看出其前提假设是美国是为正义而战。但是如果美国领导者将美国人送入一场并不正义的战争呢？如果实际上领导者推行了一场绝然错误的战争呢？如果美国不是为了自由和公正而战，相反只是为了扩张或加强自己对世界上关键战略区域的控制呢？让我们想想，只是因为一场争论，战争爆发在世界上大多数易开采的石油资源最集中的地区，而对于一个世界工业经济严重依赖石油的时代，谁控制了石油的流动及其利润，谁就掌握了真正的强权。如果美国军队只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被送上战场呢？如果由于美国军队高层的战争策略，一个人可以轻而易举的肯定多数平民将死于战争呢？如果仅仅是为了一次争吵，这些都成为现实，那么不论是记者或是普通公民，谁还能接受“我将永远致力于让我们赢得战争”？记者是否有必要了解政府具备发动这样一场战争的可能性？如果记者对此毫不知情，我们能否认为他们是公正的？我们能否相信他们会提供给我们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公民做出决策所需要的信息？

正如我在本文中一直强调的，丹•拉瑟的公开言论显得如此重要并不是因为它们只是偶然情况下的异质，而是因为它们完全是惯例性的。当拉瑟谈到“致力于使我们赢取战争”，最令人沮丧的时刻并非演讲本身，这个和拉瑟以前的演讲相比毫无新意。更让人忧虑的是演讲结束时，国家新闻俱乐部的听众竟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而他们中大多数是华盛顿最有经验和影响力的记者。

作者简介：
罗伯特•延森Robert Jensen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获得媒介伦理和法律博士学位后，于1992年进入得克萨斯大学。他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媒介法律、法规和伦理方面的课程。在其学术生涯之前，他作为一名专业记者工作过十年。
在研究当中，Jensen引入多种批判理论。他的多数论著聚焦于色情文学和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对于性的批判。近期，他通过一篇对白人特权阶级和制度化的种族歧视的评述开始了对种族问题的研究。
Jensen撰写了Writing Dissent: Taking Radical Ideas from the Margins to the Mainstream
(Peter Lang, 2002)；与Gail Dines和Ann Russo合著了Pornography: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Inequality (Routledge, 1998)；还和David S. Allen合著了Freeing the First Amendment: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他的小册子“帝国公民Citizens of the Empire”在西班牙出版——Ciudadanos del Imperio (Editorial Popular, 2003).
除开教学和研究，Jensen还为一些备受欢迎的媒体写作，而且并不局限于主流媒体，他的文字也出现在一些标新立异的媒体之上。他的关于外国政策，政策和种族的分析文章可以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看到。他同时还是一些反对美国军队和经济霸权的激进组织的成员。

1 L. Brent Bozell, “Media coverage at its best,” Washington Times, September 25, 2001, p. A-18.
2 All quotes from television broadcasts are,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taken from transcripts retrieved from the Dow Jones Interactive database.
3 “A conversation with Dan Rather,” October 9, 2001, “The Kalb Report: Journalism at the Crossroads,” CD-ROM. http://www.gwu.edu/~kalb/.
4 Quotes transcribed from
http://news.bbc.co.uk/hi/english/audiovideo/programmes/newsnight/newsid_1991000/1991885.st m.
5 “Dan Rather says U.S. patriotism leads some journalists to self-censorship,” Associated Press report, May 16, 2002.
6 Mike Tolson, “Remain objective despite war, Rather tells Texas journalists,” Houston Chronicle, March 19, 2002, p. 19.
7 Bill Kovach, “Journalism and patriotism,” talk to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Organization of News Ombudsmen, April 30, 2002. http://www.newsombudsmen.org/kovach.html.
8 Russ Baker, “Want to be a patriot? Do your job,”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y 2002, pp. 78-79.
9 Emma Goldman, “Patriotism: A Menace to Liberty,” i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Dover, 1969), pp. 128-129.
10 Randolph Bourne, “War is the Health of the State,” 1918.
http://struggle.ws/hist_texts/warhealthstate1918.html.
11 G. M. Gilbert, Nuremberg Dia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Company, 1947), pp. 278-279.
12 Goldman, “Patriotism,” pp. 142-143.
13 Leo Tolstoy, “Patriotism and Government,” online at
http://dwardmac.pitzer.edu/Anarchist_Archives/bright/tolstoy/patriotismandgovt.html .
14 http://bari.iww.org/iu120/local/Scribner12.html.
15 Edward S.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rev. ed (New York: Pantheon, 2002).
16 Dan Rather, “Ethics in Journalism,” lecture to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November 26, 1996.
17 http://www.accuracy.org.
18 Dan Rather, speech to National Press Club, Washington, DC, June 25, 1999. Transcript at http://www.fair.org/activism/husseini-rather.html.


作者 Robert W. Jensen 副教授，德克萨斯大学新闻学院，译者：史敏杰、陆娅楠（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中国汽车的十大傻名

（连鹏）目前正在举行的上海国际车展聚集全球的目光，不仅引起了国际车商的“垂涎”，也引起国外网友的关注，目前在国外网上有一条“中国汽车的十大傻名”的帖子受到广大网友的关注。当然，这些调侃式的言论让我们觉得不舒服，但是也引起我们的深思，就是为品牌命名的重要性。命名就是每个品牌的基础。许多目前市场上失利的品牌，问题都出在命名。尤其是现在很多国产汽车一心期望想走向世界舞台，除了车的品质之外，命名也很重要，同时很多不同的文化因素也要考虑到，因为一些词语很可能有歧义容易让不同国家的人有误解。

10，“Geely Beauty Leopard”（吉利美人豹）

吉利美洲豹给人双重误导，因为这款小跑车既不快如猎豹，又不是特别美丽。虽然大多数的美国人会觉得这款车的名字有些柔弱，但是美人豹作为中国车企生产的第一款跑车在国内市场大受欢迎。


9，“Dongfeng's EQ7240BP”（东风EQ7240BP轿跑）

我们有时想，东风车厂的员工会不会担心他们给自己的轿车起这么一个难以理解、数字文字交叉的名字而被取笑。或者他们只是喝醉了，让他们的电视部门负责起的名字，不然车名怎么跟电视讯号差不多呢？不管怎样，这个名字念起来太绕嘴了。


8，“Chery Eastar” （奇瑞东方之子）

虽然“Chery Eastar”有两个西方式的经典名字“Chery”和“Eastar”，但是组合在一起有些不伦不类。如果我们对奇瑞客气点，可以说Eastar并非是具有传奇色彩的神秘词汇，而仅仅是简单地把“东方”和“明星”两个词结合到了一起而已。

7，“Huanghai Faster”（黄海法萨特SUV）

黄海法萨特是另一款与宣传有所出入的中国汽车品牌。这款车并不快，而快的可能是庞蒂克（Pontiac）和雷克萨斯（Lexus）的律师们，因为他们很明显可以从黄海法萨特车上找到自己车的影子。

6，“Geely PU Rural Nanny”（吉利小皮卡）

Geely PU Rural Nanny的名字太搞笑了。不仅容易让人误解，而且如此使用英文大写拼法也有问题。就算我们可以把PU设想为Pick Up（皮卡）的缩写，但是Rural Nanny（Rural乡下的，田园的，乡村风味的，Nanny保姆，奶妈）怎么理解，我们是实在想不通。可以理解为一个中国农民的保姆？还是照顾田园、乡村的人？


5，“Trifun Trike”（Trifun三轮车）
你可能会觉得有如此神奇名字的这辆小三轮车很好玩，但是你可能会大吃一惊，因为这款三轮车的制造商希望将他们出口到美国，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只有三个轮子小马力车能有市场吗？

4，“Geely King Kong”（吉利金刚）

估计没有人拥有吉利给自己车起可笑名字的创意。这次，吉利金刚也是如此。它本来只是一个小型四门掀背车，却为何要用丛林野兽命名它呢？

3，“Tang Hua Book Of Songs”（唐华Book of Songs）

唐华的“Book of Songs”车不仅有一个奇怪的外形，又有一个奇特的名字。Book of Songs怎么理解呢？歌曲之书？赞美诗集？还是偏向于歌词？


2，“Dongfeng Crazy Soldier”（东风猛士）

东风猛士是中国对悍马的“回应”。当然，我们说“回应”的意思就是直接复制。当然，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这款军用车是“疯狂的猛士”，而不是“疯狂的疯狂”。

1，“Tang Hau Detroit Fish”（唐华底特律鱼）

来自李氏光明汽车设计公司特意为底特律车展所设计的车款，“Piece of Cloud”、“Detroit Fish”、“Book of Songs”，由该公司独力制造出的造型独特的“唐华”品牌轻型电动车款，顺便希望能收到美国订单。“Detroit Fish”是水陆两用车型，装配有螺旋桨。我们不知为什么这款车让我们感到不太舒服，难道我们要开着这辆造型相当怪异的车进入水中去吃底特律鱼吗？

加中关系能否触底反弹

由于种种原因，哈珀自2006年担任加拿大总理至今没有访问过中国，加中两国领导人也未能实现互访。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哈珀保守党政府的言行遭到加拿大反对党及各界的批评。去年十月，哈珀在联邦大选期间曾向华人社区作出承诺，若再次当选总理，将尽快实现访华。

（星星生活记者连鹏报道）加拿大联邦国际贸易部长兼亚太门户战略部长戴国卫(Stockwell Day)4月7日开始启程访华，他此行的目标是未来10年加中贸易额扩大3倍。加拿大计划2009年在中国成都、深圳、南京、青岛、沈阳、武汉开设6家新的贸易办事处，戴国卫会亲自为其中两家揭幕。

加中关系出现回暖信号。作为今年第一位到访中国的加拿大部级官员，戴国卫在访问前表示：“总理哈珀也非常期待访华，拓展和中国的关系，但因公务繁忙而暂时无法抽身。”他相信“哈珀一定会在一个尽可能早，且现实的时间内访华。”

戴国卫的访华之旅虽然不能彻底改变加中之间令人尴尬的关系，因为哈珀自2006年担任加总理以来，至今没有访问过中国，两国领导人也未能实现互访，但戴国卫的访华具有象征意义，因为他以对中国采取鹰派态度著称。在保守党的内阁中，在涉及中国问题上，戴国卫常与前贸易部长和外交部长艾民信等鸽派发生激烈争执。戴国卫曾强烈批评中国的人权、言论自由、宗教及台湾问题，他在中国访问期间的言论将受到中国以及加国国内保守派的密切关注。所以，戴国卫访华，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对加中两国未来关系将起到重要影响。



加拿大贸易代表团由16公司和机构组成，由建筑、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医疗器械领域的50多个公司组成。戴国卫在辽宁沈阳会见省委书记张文岳，两人谈到航天业、农业、教育、建筑、石油和汽油等问题；在北京与中国科技部长万钢签署了6个新科技合作项目协议，与中国运输部长李盛霖商讨亚太通道计划，另外又签署了7项建筑合约；前往去年四川地震受灾最重的北川县，向地震死难者敬献了花圈并默哀，他并宣布为四川地震幸存者重建安老院的计划；在成都，他先是参加了加拿大成都驻华贸易办事处揭幕仪式，然后与成都市长葛红林会晤；在广东，戴国卫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会晤，双方一致认为，面对全球金融海啸，要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增加自由贸易。

戴国卫访华，并非只是贸易之旅，这是一个宣传加拿大的好机会。同时也可以让一向鹰派的戴国卫更加了解一个真实的，而非西方媒体传播中或传言中的中国。这也是增加中方和加执政保守党及哈珀互相了解的“机会之旅”。

戴国卫此行也向中国释放了不少善意。他在3月初接受媒体访问时首次表达加拿大政府的最新立场，指“主权问题由中国处理”，间接承认西藏主权是中国内部的事务，加国不愿意介入；4月14日访问中国四川时，戴国卫首先前往去年四川地震受灾最重的北川县，他是第一位拜访地震纪念区的外国部长。他在悼念受害者的废墟上献了花圈，还和幸存的孩子和老人见面，探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兴办的学校，并与儿童玩得很开心。

传达政策转变信号

由于种种原因，哈珀自2006年担任加拿大总理至今没有访问过中国，加中两国领导人也未能实现互访。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哈珀保守党政府的言行遭到加拿大反对党及各界的批评。去年十月，哈珀在联邦大选期间曾向华人社区作出承诺，若再次当选总理，将尽快实现访华。

前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本尼近期撰文指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扩大，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和安全问题上一个不可忽视的积极参与者。如果加拿大无法认清与中国建立成熟合作伙伴的重要性，则会给人“看起来坚守中立”的同时，也“愈发无关紧要”。加拿大必须看清自己在这场“棋赛”中的位置，清楚了解加国的利益如何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本尼认为，加拿大政府应该给予一个“清晰的定义”，力图与中国“求同存异”，在不掩盖人权价值和政府体系差异的同时，从双方能够互惠互利的经贸领域出发，大力发展双边贸易。

卑诗大学亚洲问题专家伊万斯认为，保守派的办法是“政冷经热”，他认为如今重点已经改变。“有意识地决定提高‘冷政’的温度。哈珀已经超过一年没有就个别领事案件或者就人权问题发表声明。而且有部级的访问。

不能忽视民间作用

哈珀自2006年担任加拿大总理后，加中之间出现多次摩擦关系跌入历史冰点，多数与意识形态有关。在全球政治家普遍持开放思想的背景下，哈珀的保守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与时代脱节。加上保守党内部有很多鹰派人物，加中之间难免出现裂痕。

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加中关系的回暖是必然的，因为只有通过良好的双边关系和合作才能达到最大的国家利益。虽然此前加中关系跌入冰点主要责任在于保守党政府，但是如果两国持续交恶受害的则是加中双方以及两国人民。

自从2008年加拿大支持达赖集团以来，加中关系持续交恶，媒体大量的报道使得加中两国国民对彼此存在很深的对立。笔者今年1月在中国休假时，无论是走亲访友或者旅游访问，在很多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眼中，加拿大已经不再是那个“白求恩的故乡”、中国的友邦，而是一个“反华”、支持达赖，并包庇贪官的国家。

近日，加拿大最大的英文媒体《环球邮报》把中国一些网站和论坛里中国网友对戴国卫访华的抨击翻译成英文并发表，这些抨击带有很强的爱国色彩，比如 “想来就来吗？我们很忙不方便招待”、“就窝在你那家吧，谁欢迎你来 ”、“又一个萨科齐式的反复小人！”、“如果哈珀来了，不知哪个勇敢的人能向他扔鞋”。

这些评论也得到了加拿大网友的激烈讨论，虽然部分人认为哈珀的所作所为有损加中关系，也损害了加国的国际地位，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些发表评论的中国网友并不真正了解加拿大，不了解哈珀，甚至不清楚戴国卫是谁，就随意发表这些言论。

令笔者担心的是，国家关系可以轻易地以谈判、高层互访等外交途径回暖，但两国国民之间的误解却不是一天就可以消除的。加中关系从历史上来看是友好的，加拿大甚至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现在加中两国国民亲近感的降低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加中两国之间的误解，因此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应重点不仅在商贸合作和高层互访，更应该关注和增进两国国民间的相互了解和感情。媒体也不能将焦点放在彼此之间的分歧上，而应该关注两国关系之间的积极面，不应为了做新闻吸引眼球而带给两国国民对彼此更加负面的印象。加中两国之间国家利益远远超过任何政治分歧，加国的140万华裔不应只是指责哈珀漠视对华关系，去泼冷水，而是应该积极搭建桥梁，为加中关系回暖做出积极贡献。

加中关系的新展望

明年是加中建交40周年，希望哈珀可以履行大选时承诺，在今年年底访问中国，为恢复加中之间长期友好关系而做出实质行动，为下个十年让加中经贸水平翻三番打下基础。加中两国有许多话题可以讨论，其中包括加国如何进入中国具有2万亿美元的经济体，360亿美元的贸易，以及加拿大百万华裔的福利和幸福。

加国在20世纪从与时代超级大国美国的亲密关系中获益，在21世纪，也应迅速与新兴超级大国发展类似的关系，而不是像俗话说的“坐慢船” 去中国。美国人正在经济上调整位置，以促进与中国的关系，而加拿大的政治领导人却没有这样做。中国正在探寻自己的道路，它将适合其庞大人口和多样化的历史地理。如果加国领导者不与中国进行政治最高层的重新接触，将无缘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进程。

保守党上台后造成的加中关系开倒车，显然是在野十三年，在处理国与国，尤其是大国的关系经验不足所致。过去加拿大一直都是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沟通的桥梁，是中国努力争取的国际朋友。但时移世易，加国的国际影响力每下愈况。加中关系的恶化实质地反映了加国在新世纪的国际版图中，尚未摸索到和新兴大国交手的战略考虑和宏观视野，这个警示需要现任政府和未来政府反思。

加拿大政府的对华政策应该以国家利益为主，同时以平和、积极的方式让中国逐步融入全球性经济和政治对话中，比如中国在前几年加入WTO国际贸易组织就让中国政府管理经济体制有了改变，让中国向国际法制规范迈出重要一步。虽然改变的过程需要时间，但至少方向是正确的。

中国已经取代加拿大成为美国进口商品的最大来源地，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中的22%是来自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果。当然，可能中国在人权上有些许不足之处，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广泛、互相尊重、多维关系的基础上协商和讨论，加拿大应该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多与中国展开沟通，这比哈珀总理自己的个人倾向和信仰更有意义。哈珀应展开灵活的对华外交，在“抱大腿”或“搞对抗”之外，寻找更加策略性、积极的政策，以善意为基础，终会改善两国之间的政经关系，赢得大量的贸易利益，加国企业和民众也将会从中受益，同时加国会站在另一个高度去参与和促进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和政治的进程。

虽然可能中国在人权、民主上有些不足，但是她的确在改变和进步，同时中国自身的文化也对这些进程有所影响，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从历史上都追求一个强力的中央政府。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都具有大局观和现代意识，他们的国际领导能力在逐步提高。

加中之间有着共同的家庭和商业利益，有着共同合作促进世界发展与共同抵制全球温室效应的责任，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危机之时，更应该以民众的福祉为前提，在如何对抗经济危机、加强金融系统监管方面进行更多协商和合作。

完全失败的阿富汗任务

导读文字

文◎ （星星生活记者连鹏综合报道）北约2003年接过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领导权。屈指算来，北约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北约为何要驻军阿富汗？当然是做好事，他们希望击退塔利班使阿富汗能够建立一个安全与和平的国家，希望那里的小女孩有权利去学校读书，她们的妈妈也有权外出去市场。

但看起来这并非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目标。他的目标就是要重新当选。阿富汗政府最近通过了一项什叶派家事法，该法规限制少数什叶派妇女的权利，她们拒绝丈夫性要求、擅自离家、取得子女抚养权，都属犯法。

这项法案是为了规范占阿富汗总人口20%的什叶派民众的家庭生活，而逊尼派不适用该法案。这项法案中最受争议的一处就是，妻子“必须在丈夫有性需要时装扮一新”。法案第132条规定：“丈夫只要没有外出，就有权与妻子每四天进行一次性生活。妻子除非生病或者患有任何有可能因房事而加重的疾病，否则必须对丈夫的性要求给予积极回应。”此外，为了防止夫妻关系“有名无实”，该法案还规定 “男人与其妻子无性生活的时间不得超过4个月”。

批评人士指出，卡尔扎伊之所以签署这项“婚内强奸妻子”合法化的法案，只是为了给自己在几个月后举行的大选积累政治资本。



消息传来，加拿大政坛哗然，政客感到愤怒，他们说，加拿大赔上士兵的性命，付出数以亿元计的金钱，帮助阿富汗，不是纵容它的男子强奸妻子。令人更郁闷的是，阿富汗修正家事法，加拿大政府也有参与，花费500万元，进行改革阿富汗家事法，但没想到新法令加国尴尬不已。

加拿大总理哈珀对此表示，国际社会为阿富汗贡献，此举显然与它的任务背道而驰，他感到不安。他说：“这和我们在阿富汗的任务是对立的，妇女是完完全全的人，有个人的人权，人权是国际社会为阿富汗服务的重大原因。”

截至目前，加军士兵已有116人在阿富汗捐躯，渥太华政府更花费高达100亿元支援总统卡尔扎伊的政府。哈珀内阁一些成员、反对党政客和一个军人家庭也表达愤怒，他们的说法和哈珀一样。

这不足为奇，卡尔扎伊的做法肯定会让他的西方盟国--特别是加拿大--感到震惊。国防部长马凯表态将在北约组织(NATO)峰会上，直接向阿富汗国防部长施压，要求他们取消法例。加拿大外交部长康农亦向阿富汗外交部长施压。但是，加拿大的“责骂”的作用应该有限，因为卡尔扎伊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一个加拿大士兵以牺牲为代价去保护的民选总统。阿富汗政府有权通过任何他们所期望的法律。

那些帮助卡尔扎伊当选的西方政府和人士现在非常看不起他，大多数阿富汗人也为选了他而后悔。但是，西方也难现在就推翻他，因为这不是他们所标榜的民主。

阿富汗战争的最初原因是希望打击基地组织，以防他们利用阿富汗发动针对西方的恐怖主义袭击。但是西方的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已使民众对战争的良好期望彻底落空。目前在西方社会，很多民众反对阿富汗战争，并希望政府尽快撤军。虽然仍然有一部分人勉强地支持驻军，那是因为他们心中仍抱持着这样才能让那些小女孩去上学的美好愿景。

但是，联军在阿富汗的使命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最初目的。现在，更重要的是阿富汗的国家建设。为了确保阿富汗可以安全地、有朝一日可以独立发展和建设，联军需要更多的地面武装部队，需要培训更多的阿富汗警察，需要更多的民间援助，需要更多的民主推广活动，这需要大量、更多的钱。目前没有人能够解释将如何防止未来数十亿美金的援助，被腐败的政府官员贪污，或者被用于无用的项目上，因为上次西方的数十亿援助就是这样被浪费的。

西方政府对阿富汗的干预充满着错觉，认为一旦向他们传输西方式的民主，展示未来美好之路，阿富汗人或多或少会亲西方，会接受西方的思想。但是，如果他们并非如此，又该如何？阿富汗哈扎拉少数民族领袖阿卡巴里就认为，新的法律真正保护了妇女的权利。他表示，“根据伊斯兰教义妇女和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男性和女性被创造的方式也有差异，男人比较强壮，而女性比较弱小。即使在西方，你也看不到女性的消防队员。 ”

目前，加拿大保守党和自由党都变得非常重视这场战争。保守党认为，战争将改善西方的安全，自由党则认为，战争将改善阿富汗人的生存现状。而且驻军是被联合国所批准的，所以西方认为这是一次良性的人道主义干预。但是，任何人都无法解决阿富汗问题，即使美国总统奥巴马。

奥巴马所领导的42国联军目前扛着沉重的负担，他们鄙视布什时代的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西方文明有能力为第三世界的贫困国家，一个大多数人是文盲，社会基本上是以部落为基础机构，唯一的出口是鸦片的国家传播民主。加拿大总理哈珀就不相信这点，他最近表示阿富汗需要可以控制叛乱的当地政府，而非一个让人觉得是海外扶持的政府，“就我对阿富汗历史的了解，这里的某些叛乱可能永远存在。长远而言，如果奥巴马想要大家做的更多的话，我就要问制胜策略及最终撤军时间等问题。”但是其他一些人仍相信。负责非洲和亚洲事务的英国外交大臣马洛克-布朗表示，“保障妇女的权利是英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投入到阿富汗战争的原因之一。”

但是从目前看起来，西方在阿富汗的任务是彻底失败了，因为他们连妇女的基本人权和保障都无法保证，更别说让阿富汗变成充满民主和生机的国家了。最近多家国际机构发表报告指出，阿富汗的前景严峻，急需改革，否则将沦为“失败国家”。

英国慈善机构乐施会（Oxfam）的报告说，阿富汗需要就发展方向作出重大的改变，以避免人道灾难。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 of United States）警告说，阿富汗急需进行改革，否则将沦为一个"失败国家"。

阿富汗妇女的境况：

--每30分钟有一名产妇死亡
--87%的女性是文盲
--70%的女孩未进学校
--1/3的妇女遭受过生理、心理和性暴力
--妇女平均寿命为44岁
--70-80%的女孩面对强制婚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