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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6日星期三

北京奥运,建筑师的伟大实验场(下)


北京奥运场馆建设于2003年12月底正式拉开序幕,到奥运倒计时一百天来临之际,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承办北京奥运会比赛的场馆已全部按期投入使用。许多场馆并开始有限制地向公众和各国媒体开放。这也意味着,公众和媒体对这些建筑的评头品足开始进入一个热潮。尤其是海外媒体,不仅从建筑学,体育学、文化学、社会学、环保学和历史学等角度评论,还带上了政治性的解读;他们的评论,也不限于奥运场馆建筑,还包括了对整个北京围绕着迎接奥运而展开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尤其是那些奥运会重点工程进行评论。

华尔街日报近日发表的一篇由记者夏雷(Shai Oster)撰写的题为“奥运给北京树起新地标”的文章,对近年来北京围绕着奥运的重点工程,尤其是所谓的新“五大”工程,逐一进行了点评。文章说,借着奥运到来前那股汹涌的建筑潮,北京在短短几年间已从一片单调乏味的水泥森林摇身一变,成为吸引创新、宏大建筑的磁石。和观光客一样,奥运来宾们也希望一览被视为中国新建筑象征的北京新“五大”──包括:被称作“鸟巢”的国家体育场,其设计让人联想起古瓷器表面的裂纹;奥运会游泳项目中心“水立方”,它表面的塑料外膜看起来像是海蓝色的气泡;中央电视台大楼,凭借其扭曲的环状结构重新界定了“摩天大楼”一词的含义;国家大剧院──就像是一只被钛金属包裹的飞碟;另外还有气势恢宏的北京机场新的3号航站楼。

几百年来,皇宫的金顶红墙和四合院间那狭窄的胡同一直是北京的标志。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领导人用人民大会堂和大片的预制板楼房等斯大林式的庞然大物重新塑造了这座城市。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一股新的建筑热潮,不过却谈不上有什么新格调。那些决意保留中国风格的北京建筑师为新建的高楼大厦加上了一个个传统风格的屋顶,但它们看上去就像是被一阵风偶然刮过来似的,非常突兀。

另外,北京还拥有相对的低成本优势和大片的空地──许多地块过去都是大工厂。

现在,新的建筑设计无处不在。包括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建筑瑰宝。

“中国现在拥有很多新资金。”葛拉夫特建筑公司(Graft LLC)的建筑师格雷格霍海塞尔(Gregor Hoheisel)表示,“新资金能发出更响亮的声音。”他设计了一处能远眺故宫的酒店。

华尔街日报的报导首先介绍和点评的是被人称为“巨蛋”的国家大剧院。报导说,这座规模庞大、掘地三尺的太空时代椭圆形建筑由法国的保罗安德鲁设计,表面由钛金属包裹,周围还有人工湖环绕。这座建筑从其入口通道开始就遭遇了不同一般的非议。观众通过水下通道进入演出大厅。监管这一工程建设的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主席万嗣铨说,只有在了解到这座综合性建筑可以在几分钟内将里面的人群疏散一空之后,他才多少接受了它。现在,他向参观者们介绍地下水如何保持人工湖的水温恒定,从而预防夏季的藻类爆发和冬季的冰冻。批评者一直对让一位外国人来设计如此重要的建筑以及这幢建筑像一只巨大煎蛋一样的外形很不满。

不管怎样,中外游客蜂拥而至。进入玻璃屋顶的入口通道,人们可以看到光线如何穿过头顶上的人工湖照射下来。在剧院的中心,国产木材和大理石将一个巨大的洞窟变成了一处亲密的空间。

央视新大楼,也是充满争议的建筑大使作品。中国国家电视台的这栋新“塔楼”实际上是个玻璃和钢铁结构的扭曲回旋式结构。两座微倾的塔楼耸出地面540英尺,之后突然转向通过一个悬臂结构在空中汇合,营造出一种违反物理学定律的不稳定感。为平衡这样的结构,设计师们建造了一个庞大的底座,它就像是防止滑雪者过度前倾的雪橇。这栋大楼让附近街区的其他建筑相形见绌。“许多人对城市开发带来的影响有颇多怨言,不过有争论是件好事,”中国建筑师朱培表示,正是他敦促北京市官员邀请库哈斯及其它国际建筑师参与央视大楼设计竞标的。



与奥雅纳的工程师合作完成央视大楼设计的库哈斯,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谈到他的设计思想时说,我希望能表达三个意思。首先在CCTV工作的有两种人,一是纯粹工作的,二是从事艺术的,这两种人相对独立又不能割裂,所以用相联系的建筑形式将两种人结合在一起。其次,CCTV没有像其他的建筑那样采用能增加容积率的高层塔楼来占有空间,它是在创造空间。再次,环状的结构可以最快地疏散人群以防紧急情况发生。

“央视大楼永远不会被重复,”奥雅纳北京办事处负责人罗里麦格温(Rory McGowan)是这样评价他们这个作品之独特性的。

对于大多数奥运观众来讲,北京奥运开、闭幕式和田径比赛的举办场地-国家体育场(“鸟巢”)将决定着他们对北京的印象。国家体育场之所以被人们戏称为“鸟巢”,是因为它由钢筋混凝土桁架缠绕而成、并将91,000个观众座席包裹其间。

“鸟巢”的设计诞生于中国艺术家艾未未与瑞士建筑公司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师之间的灵感碰撞。这座建筑让人们不禁想到中国文化。看似杂乱无章、纵横交错的梁架使人们联想到中国古代瓷器上的那些裂纹。从南边看,边缘高低起伏的碗状结构就好像是象征富裕繁荣的中国金元宝。主要支撑系统由24根柱子组成,每根柱子的重量达1,000吨。约7,000名工人花了三年时间、每班12个小时轮流昼夜工作才完成了这一工程。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徐卫国说,“如果说央视大楼是科技的胜利,那么鸟巢就是观念的胜利。”

据路透社的一篇报导说,参与“鸟巢”施工的一位工程师麦克库克(Michael Kwok)向路透社记者表示:“从某些角度看,鸟巢就象是中国画里的随机线条,像是被扭曲了的一只碗。从某个角度看,鸟巢的外形又像是博物馆里展出的一个陶器文物。”他说:“这正是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新形象:现代强大,而且充满了自信和自豪。”

中国媒体的报导说,对自己参与设计的这个“鸟巢”,艾未未说:是个了不起的杰作。这是没有争议的。

但是当初在是否采纳这个设计的问题上,却充满了争议。



艾未未在接受中国媒体记者的采访时,透露说,这个设计方案当初就“差点鸡飞蛋打”,“差点都被毙了”,但是“百姓根本不知道这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

艾未未对记者这么说,你回去翻翻媒体,杂志、报纸的报道,在04\05年的时候全部都是批评,只有我一个站出来说话。专家说什么用钢量大了,安全性不行了,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什么新殖民文化,怎么说的都有,惟独没有事实。这些院士的名字是都有的,你要看看他们的联名上书,说什么要勤俭奥运,最后把鸟巢可开启的顶去除了。但是今天却再没人提这事了,大家又都说,“这个很好,是中国的骄傲”。当时他们差点都要把鸟巢改成方的了。就因为中国的一个院士,他们特别想拿到这个项目却拿不到。北京很幸运,你想如果没有请国际评委评比的话,必然就是这个院士的设计,那简直就不能看了,奥运建筑也将会很惨。就差一点,他们是很有力量的。他们在我们得了第一名之后,仍然给中央写信,他说他来做能省多少钱,把鸟巢改成方形又能省多少。没有考虑这个提议,因为首先是时间的问题,其次是面子问题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改来改去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保持了原设计,要不然哪有今天的鸟巢。所以说,这的事情太可笑了,百姓根本不知道这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第二个意见是,只做鸟巢中间的看台,外围的钢结构网罩不做,拖到奥运会之后,之后也就不用再做了。他的原话是:“体育场不就是只需要有个看台,可以坐着看比赛就可以了吗?”这可是院士啊,国家级大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他没有拿到这个项目,他准备了很多很多年最终没有拿到这个项目,估计他会恨一辈子死不瞑目。全中国的建筑业院士都是如出一辙,这样说一点不冤枉他们,他们因为无能,只能是串在一起,玩阴的。

据鸟巢项目部常务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吴之昕说,我感觉“水立方”也好,“鸟巢”也好,他的建筑创意是出类拔萃的,应该说是很有特色、很有视觉震撼力。但是,在国家体育场工程实施过程中,仍然要面对很多的争议,主要是造价、功能、设施模式等。伟大的建筑有点争议很正常。甚至可以这么说,一座没有争议的建筑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建筑。国家体育场--鸟巢--正是一项举世瞩目的工程,因为它选中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设计方案,采用了一套突破传统的实施模式。

2005年6月,英国特许建造师协会副主席执行官麦克布朗访问鸟巢,正值伦敦在申办2012年奥运会主办权中胜出。他说:“当今世界上,规模这么大的在建的体育场馆,只有在中国才看得到。中国建筑师建好了‘鸟巢’后,还可以赶上到我们伦敦建2012年奥运会主会场。”

比较起来,在“五大”之中,应当说,“水立方”,尤其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可能还是争议较少一些的。

被称为“水立方”的国家游泳中心,是由澳大利亚PTW Architects设计的。建筑师们首先尝试了波浪形大楼的设计,后来才想到了气泡。建筑外墙由3,500个“气泡”组成,这些塑料外壳都是由一种透明的聚四氟乙烯材料制成。这种塑料可以传输太阳能,并起到隔热作用,从而降低30%的能耗。水立方内设有五个游泳池、17,000个座位、嬉水乐园,还有一家餐厅。

首都机场新航站楼,正如本文开头谈到的纽约时报的首席建筑专家和评论家尼克莱欧罗索夫所说,它对大多数为奥运而来的宾客而言,是最先映入眼帘的,尤其是那宏伟的穹拱形屋顶。3号航站楼是世界上最大的封闭空间之一,年接待量预计将达5,000万人次:航站楼全长约两英里,有101扇门,31英里长的行李传送带,98条电梯步道,168部自动扶梯和179部电梯。巨大的拱形屋顶上遍布三角形的采光天窗,从外面看像是龙的鳞片──而龙则是繁荣和力量的象征。朱红色的立柱让人不禁想起封建时代老北京的红墙。从内部看,新航站楼的屋顶钢管都是正南正北走向的,旅客只要抬头看看屋顶线,就能搞清楚东西南北了。因为旅行者每到一个新地方,总是希望尽快弄清楚方向。在这里只需抬头看看就行了。

另外,航站楼屋顶色彩也很有讲究,从红到橙再到黄渐渐过渡。不同的颜色代表处于航站楼内不同的区域。记住对应的屋顶颜色,也能一望而知,自己身处哪个区域了。

香港《南华早报》的一篇报导指出,以前,比赛场馆建筑从来没有引来过这么多的关注,并发挥如此关键性的作用。奥运会就是宣传主办城市及其所在国家的,这一点基本没有异议。但是,令这届奥运会显得尤其特别的是比赛场地发挥的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尽管以前的奥运会也曾出现一些非凡的建筑,但没有哪个能赢得与“鸟巢”同等的公众认可度。

对于这“五大”,北京的老百姓自然也少不了评头论足,台湾一家媒体报导说,在民间,国家大剧院,是争议的典型案例。这座位在人民大会堂东侧的“大巨蛋”,像飞碟降落在老旧胡同区和紫禁城中间。但这座庞然大物,无法融入皇城区的景致,引来批评排山倒海。

央视总部,是另一个话题。这栋外观像一个被弯曲的正方形甜甜圈的原创性建筑。老北京人揶揄:“央视新大楼的风格,就像央视新闻:空洞、扭曲。”

对此,深入观察中国社会脉动的中国文化报主任林瑞华认为,新颖建筑是古老文明和现代文明激烈碰撞的产物;传统该保护的,就要认真保存;该创造的,一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不同凡响。一位关注中国城市发展的北京建筑学者则认为,很少人真正关心,北京究竟要留下怎样的容颜给后代。

“北京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意念,而非城市概念”,他说,由于各方势力长期在此竞逐,决定北京的城市规划,诸如官方意志、外国财团、政治考量及民间利益,埋下新旧势力相互矛盾的种子。

成功开始,国际和当地建筑设计师像是被磁石吸引一般纷纷来到北京。最后完成的这“五大”建筑中,富丽堂皇的首都机场航站楼,是由英国的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的;另外的那“四大”建筑:法国建筑设计大师---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设计了蛋型国家大剧院;瑞士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设计的的国家体育场,即众所周知的“鸟巢”;澳大利亚PTW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国家游泳中心,有半透明外观的“水立方”;荷兰建筑大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设计的央视大楼,其倾斜交错的外形,是近些年来最富有想象力的建筑艺术之一。另外,英国工程公司奥雅纳(Arup)参与了“五大”建筑中四座建筑的设计和建设工作。

这一长串名单,都是外国的建筑大师,对这种现象,中国国内随之而来出现两种声音,一是认为奥运工程成了“建筑殖民主义”的提法,一是在技术上质疑国外建筑师个性化作品。

那么,这有代表性的“五大”建筑的设计者中,除了前面提到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参与了“鸟巢”的创意构思,为什么没有中国本土的建筑师上榜?难道中国本土出不了可以与这“五大”建筑的设计师比肩的世界级建筑大师?

对此,负责设计央视新大楼的库哈斯指出,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建筑师的眼光也是全球化的。

而库哈斯对待合作伙伴奥雷舍仁在谈到西方建筑师纷纷进入中国建筑市场的现象时说:我发现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发展,这要求建筑师要应变复杂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建筑师可能在操作模式与经验上跟不上。

奥雷舍仁还说,我们发现在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的同时,中国在其他方面的速度跟不上,一些规则的制定跟不上。比如现在政府的法规有变化,以前建筑师要作完全部工程设计才能竞标,现在完成概念设计就可以竞标。参与大型设计竞标的前提是与国际接轨,是很好的事情,因为在这之前,中国建筑师并不知道如何用语言表述自己的作品。

据中国媒体报导,负责整个奥运会工程景观的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总建筑师朱小地这样看待这些问题:“我认为,中国人整体思维的稳定性稍欠不足。中国人逻辑思维较差,属于跳跃性思维,其随意性很强,本身没有章法。来看奥运场馆,也不知道哪个好,反正最新、最漂亮就好,就是它了!”

北京建筑设计艺术研究院总建筑师胡越强调要向前看,他说,中国建筑师背了一个太沉重的包袱,即,传统与创新的问题。我觉得不应该背这个包袱。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我们尚属弱势文化,会受到强势文化的侵犯。美国有个未来学家画了一幅图。它的横坐标代表现代化,纵坐标代表西化。这个图是一个抛物线。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从落后状态迈向现代化时,必定先逐渐西化;达到一定高度时,现代化就会内化为自己的东西。之后,西化风潮就会逐渐回落。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不必担心不够继承传统。随着中国社会逐渐进步,必然有一天,我们会创造出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建筑。

不过,参与“鸟巢”设计的艾未未好像没有这么乐观,他还认为,这跟传统不传统没关系。艾未未把这类问题,归结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体制问题。



艾未未在接受一家中国媒体记者的采访时说,建筑体现了一个时期的文化气质和体系,国家大剧院开了一个好兆头,出现了几个好建筑,这来自一种开放心理。这涉及了一些问题,我们以前的建筑和设计,都是在极差的系统中产生的,计划经济的落后意识形态的技术官僚系统,绞杀个人创作的可能性和语言上的独立性。中国有着巨大的,可以称之为反动势力,这些反动势力就是由所谓业内专家组成,长期以来吃着国家的俸禄,经营着虚假的地位,昧着良心,养尊处优,互相提携包庇,在每一个项目中饱囊私利,这方面国家也很无奈,要么请外国人,要么只能听命于他们,他们获得了最高荣誉,政府官员只能依靠他们。他们表面上是专家,干的全是见不得人的勾当。今天我的项目你来评,明天你的项目我来评,导致了一个恶劣的学术评价系统网,开后门走关系,是心照不宣的利益潜规则。你去看中国当今的建筑,除了那寥寥可数的几个外国建筑师设计的房子外,其它的大项目都是被国营的大企业和设计院拿去了,这些设计院设计的东西,许多是由那些院士领衔的,其他评委和他们串通一气,变成了一种内部交易。别的内部交易你是可以发现和抓住,比如说股市上和其他,但这是很难抓住的,评委都说这个东西好,你怎么抓?两个房子我就说这个设计的好,我知道是谁设计的,你无话可说。这是用国家资源,用百姓血汗盖了很多烂楼的原因所在,比如说北京西客站,开幕那天就往下掉东西,如此之类太多了,造一块就砸一块,百姓根本无权说话,因为百姓对这事不了解,政府官员有话也说不出来,因为那些专家已经说完了,那么这些专家是什么人呢?他们是最失职的人,有着至上的权利,昧着良心做事却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为他们是院士,他们下面有博士、研究生,许多业内的关系和建设部,大家都是一伙的,你说这事怎么弄。为什么我们国家没有很好的建筑,没有很好的规划,就是因为有这些人。这些人一天不离开这些职位,中国就不可能出现优秀的建筑,这是一个体系和结构的问题。唯独奥运是冲破了这个体系,因为这是一个国际盛事,所以政府想表现透明公开的意象,它是另外一个评价体系。

艾未未还说,中国没有一个设计拿得出手,都冲不出亚洲,比中国足球还差,而且是扶不起来,多少年内也没希望。因为设计是文化,它是需要很多人很长时间去努力,跟教育水平有关,跟制作能力有关,跟材料有关,跟人对各方面的理解有关。中国哪个系统都过不去,它不像光靠技术过关就能解决,文化系统复杂。

他说,就好像我们请客吃饭,你有一道菜拿手吗?你有任何一样东西亮的出来吗?现在离奥运就几十天了,你亮出来了什么?你亮出来的是你很紧张,让百姓出行单双号,让民工返乡,让老外离开,会有无数外国人将要离开,因为拿不到签证和不签发延期,全都得走,没一个能待的下去的。

太多的问题了,在这个体系下,每个官员都怕自己的范围出事,所以什么都开始限制。结果是体现了一个闭关锁国,缺少自信,异常迂腐的体制。你根本不能和世界说同一种语言,你根本就没有底,你心里那么多烦心事,怎么去接待好朋友啊。永远是在提防着,这都什么年代了,至于长不大吗。

在被问道有关鸟巢的设计及其体现的中国设计与国际对话,它对中国的启发和对将来的影响是什么的问题时,艾未未说道:中国?就没有一个国叫中国,它只是个地名。因为这个国家没有人负责任的,你获得了荣誉或者你失败了,没有人会说,当初我们是否应该有这样一个系统或机构,来保证我们的建筑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没有这样一个国家,它要是做坏了,这个国家也不会说谁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我们是党的一元话,那么党可能把这个做坏了吗?不可能,党委统一通过的事情,连承担责任的人都没有了,做好做坏都和没有这件事一样。所以你也不用为他们担心,这事就像根本没有发生一样。然后你再看看那些乱七八糟的设计,什么福娃啊,福娃连平面设计都不合格,又怎么能做成立体的玩偶,那东西根本都转不过来,还一次弄出5个,这到好,相应2008年的5场灾难,大家都觉得已经很好玩。这些设计太差,因为它没有一个好的判定规律和体系,只是在一元化领导下,根本就不尊重规律和事实。按道理这是个全世界的事情,选出个有意思的设计是不难的事情,最后怎么会落到今天如此地步。比如说北京市的奥运圣火传递路线,要跑出一个“和”字路线来,和谐的“和”。这些人脑子想什么呢?疯狂幼稚,封建社会也不至于这样。说明这个体系中,人们只对长官服务,连圣火传递路线都和谐了,你还让我怎么样啊。这个体系跟文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它管文化一天,文化死一天。它在一天,文化就没希望。

在被问道有关鸟巢的设计及其体现的中国设计与国际对话,它对中国的启发和对将来的影响是什么的问题时,艾未未说道:中国?就没有一个国叫中国,它只是个地名。因为这个国家没有人负责任的,你获得了荣誉或者你失败了,没有人会说,当初我们是否应该有这样一个系统或机构,来保证我们的建筑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没有这样一个国家,它要是做坏了,这个国家也不会说谁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我们是党的一元话,那么党可能把这个做坏了吗?不可能,党委统一通过的事情,连承担责任的人都没有了,做好做坏都和没有这件事一样。所以你也不用为他们担心,这事就像根本没有发生一样。然后你再看看那些乱七八糟的设计,什么福娃啊,福娃连平面设计都不合格,又怎么能做成立体的玩偶,那东西根本都转不过来,还一次弄出5个,这到好,相应2008年的5场灾难,大家都觉得已经很好玩。这些设计太差,因为它没有一个好的判定规律和体系,只是在一元化领导下,根本就不尊重规律和事实。按道理这是个全世界的事情,选出个有意思的设计是不难的事情,最后怎么会落到今天如此地步。比如说北京市的奥运圣火传递路线,要跑出一个“和”字路线来,和谐的“和”。这些人脑子想什么呢?疯狂幼稚,封建社会也不至于这样。说明这个体系中,人们只对长官服务,连圣火传递路线都和谐了,你还让我怎么样啊。这个体系跟文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它管文化一天,文化死一天。它在一天,文化就没希望。

在被问道有关中国将来何时能出现一个伟大的设计品牌时,艾未未说,在今天不难,我认为传统文化还是很重的,而且现在信息传播的太快了,新生的一代人和另外新生的一代人是一样的,他们都在同一起跑线上,拼的就是信息的掌握能力和你受的教育。但中国的教育大差,这方面太差,没有办法活,中国的老师没有几个可以称之为老师的。最近有一个姓范的老师被教育部开除了,但是那个人至少是很真实,就因为说了一两句实话,居然就被开除了,剩下的是一批在装孙子的。现在的学生水平太差了,最近我看了几篇研究生的论文,那就完全是被彻底毒害了的。这事该怎么弄,你本来就差,然后你的学校老师也差,你的专家院士也差,你的文化部门更差。你还让人活不让人活。文化灾难比八级地震还要恐怖多了,可以说是十级地震的灾难。唯一的可能就是自由化,别搭理它,把文化部歇菜,让它自然生长。该开音乐会就开音乐会,让摇滚乐生长,为什么在这样多学生和这么多年轻人的地方摇滚乐发展不起来呢?不就是被限制了吗?电视台每天播放什么古装戏和傻B电视剧,全部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体制问题,体制不改中国文化永远没有戏。

艾未未还说,中国文化很糟糕的,这都是文化的问题,百姓你要有一个善恶观,有一个是非观。啥都没有还谈文化创造,这要求也忒高了点。简单的道行都没有,这事怎么弄。

我觉得好的商业设计就是满足了一般人的要求,很简单,这个东西可能是很小的一个东西。比如一张纸,但真正满足了人的需求,实实在在解决了一个问题。中国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期面对很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发达国家也不能帮我们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人考虑了没有,其实没有,教育只是鼓励学生去做大师和去干惊天动地的事。完全不可能的,这么小的事情你都不去处理,那么多面前遇到的问题都不去处理,你怎么能出现大师呢?

德国之声近日的报导提到,艾未未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的采访时,进一步认为,中国举办奥运会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说明了政治改革的需要。艾未未说,他对中国第一次主办的奥运会的进程感到失望,"我们大家都曾经希望奥运会能成为让中国变得更开放、更真实的一个机会。""在这一点上,中国没有做到。这是我失望的原因。"

与中国许多批评政府的人士不同,尽管艾未未公开批评中国的奥运宣传,尽管他呼唤政治改变,但至今并没有公安人员找到他门上来。他说:"从来没人让我闭嘴。"他认为,中国现在在言论自由方面变得宽容了,"至少在我的身上。"他又补充道:"我也是相当有影响的人。"

"中国继续快速发展,"他说,然而中国社会仍然始终是非常保守的,"我们还需要长时间的改变过程,比我们想象中的更长。"中国面对难以想象的巨大的问题和新的挑战。艾未未只提了一下原材料短缺和环境污染。艾未未几乎以肯定的口气说,共产党领导人试图去解决这些问题。但他认为,更需要改变的是一些根本上的问题,"政治改革是必要的。没有政治改革,所有的变化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李伟光二度过堂 在法庭请求一死

(星星生活记者连鹏报道)用蓝波刀残杀邻座乘客并割下头颅、挖开内脏的四十岁华裔凶嫌李伟光今天再次出庭应讯问。加拿大皇家骑警以非预谋行凶性质的二级谋杀罪起诉他。

李伟光二度过堂在法庭请求一死

李伟光在曼尼托巴省波蒂其拉普雷里(Portage la Prairie)再度出庭,在将近1小时的聆讯中,他继续保持沉默。当检控官陈述案情后,法官给予李伟光机会说话,他竟然轻轻的说,“杀了我吧!(Please Kill me)”此话一出,法庭现场立刻喧哗一片,现场人士都大感意外。

检察官达尔迈恩(Joyce Dalmyn)向外界透露了一些案发时的细节情况:根据一名警官的报告,警方在拘捕李伟光后,在他衣服口袋里发现一个装着耳朵、鼻子和一部分嘴巴的塑料袋。当警方围堵他时,他的嘴里一直念着:“我将得永远待在巴士上。”

达尔迈恩在庭上表示,警方现正追查新的信息,该信息指李伟光可能在犯案前四天一直呆在精神病诊所或相关设施里。

法官接受检控官的要求,将在周四开始对李伟光进行精神心理评估。目前该案尚未进入是否有罪的司法程序,李伟光也并未寻求律师为自己辩护,他的下次出庭时间是9月8日。

李伟光约在4年前与妻子一起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最初在温尼伯安家。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安静、沉默的人,为他涉灰狗案而感到难以置信。不过,很多医学专家表示,从种种迹象来看,李如此残暴的手法显示出他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CTV最新的报道称,在案发的前一天,李伟光出现在温尼伯的埃里克森(Erikson)小镇,一名十五岁的男孩从他手上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该名叫比提(Darren Beatty)的男孩说,李伟光当时希望以600加元出售他的笔记本电脑,但是比提最后以60元购得。比提说,他在该电脑中发现了中文邮件,并用互联网软件翻译,发现这些邮件的内容涉及谈论加拿大的美丽,同时内容也显示李伟光对于离开祖国故乡而感到内疚和伤感。

警方将此笔记本没收作为证物。

与此同时,由于灰狗巴士凶杀案成为全球焦点新闻,而乘客对乘坐灰狗的安全普遍存忧,灰狗公司周二迅速撤下他们的广告。该广告中声称:“乘坐灰狗是最佳选择,因为你从未听说有‘巴士暴力’。”

灰狗公司新闻发言人称,目前的广告已经不合时宜。虽然该广告在案发7月30日前已经大多到期,但在一些媒体上仍然在继续。

本网周一曾报道说,心理学专家指出李伟光的失常行为可能是做为第一代移民,由于必须承受巨大的文化压力而出现。

在美国研究亚裔犯罪学的孙晨(Chen Sun)表示,李伟光的案例主要涉及到移民的文化和生活压力。去年的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集体屠杀案,杀手是一名韩裔学生。

阿尔伯塔大学教授、加拿大着名法律专家阿纳德(Sanjeev Anand)表示,在此类突然如被“下巫般”发疯而进行血腥暴力屠杀的案件中,被告一般都会以自动症(automatism)申请辩护。而在自动症的辩护中,如果法庭认为被告在案发时并无伤人心理,则可免于刑罚。例如,如果被告表示案发时因自动症,他正在梦游而犯下杀人罪,则可免于刑罚。

阿纳德认为,可能是警方缺少足够的证据,所以无法以一级谋杀起诉李伟光。他表示,似乎起初警方希望以一级谋杀起诉李,但是目前来看似乎他们缺少足够的证据。

2008年8月5日星期二

李伟光四周前被解雇 行凶或与文化压力有关

(星星生活记者连鹏报道)上周三晚在一辆由埃德蒙顿开往温尼伯的灰狗巴士上,用蓝波刀将邻座22岁的青年麦克林杀死的李伟光,目前被关押在温尼伯市还押中心。由于担心他自杀,目前有至少5名监狱看守在看管李伟光。

李伟光将于明天(周二)再次过堂,预计届时法官将会接受检控官的要求,对他进行精神心理评估。截至目前,李仍然拒绝找律师,届时他若未聘请律师,法庭将会为他指定。

虽然北京奥运即将展开,这是媒体报道的重中之重,但加国境内的中英文报纸仍在持续挖掘有关李伟光的生活细节及分析造成惨案的原因。

《环球邮报》报道说,李伟光仿佛是埃德蒙顿城市中的“幽灵”:他在2004年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的温尼伯,曾经在基督教浸信会工作,但是到了埃德蒙顿却似乎从未去过教堂;他在埃德蒙顿生活了两年,但华人社区无人知晓他,他的邻居也不认识他;他总是选择容易“匿名”、少与人交流的工作--通常是夜间班和可单独做的工。

据称他曾经在麦当劳打工,但是全埃德蒙顿市所有麦当劳店的经理无人记得他。他也曾经在沃尔玛做过夜间部员工,但在受雇后不久就离开了。据说他离开沃尔玛是因为与一名同事产生争执,而被开除。但是该分店拒绝对此提供任何信息,同时该店员工也被告知不得对外透露曾在该店汽车部工作过的李伟光的任何信息。

曾在沃尔玛短暂工作 四周前被解雇

对于李伟光曾曾被沃尔玛解雇,《埃德蒙顿纪事报》(The Edmonton Journal)做出详细报道,该报道称,据跟李曾一起短暂工作过的沃尔玛同事表示,他在午餐休息时极少讲话,总是低着头,然后曾跟一位同事有不同意见而导致他被解雇。而在一个月后,在一辆由埃德蒙顿开往温尼伯的灰狗巴士上,李伟光用蓝波刀将邻座22岁的青年麦克林杀死,被控以二级谋杀。而她的妻子得知此消息后感到震惊和惧怕。



现在,只有埃德蒙顿沃尔玛Clareview店(137th AVE & 40th ST)的同事可以清晰的记得李伟光--他对汽车的喜爱,他安静的性格。他的一位旧同事昨天(周日)回忆说:“没有人跟他讲话,他也不跟我们说话,但是我们现在都在谈论他。”

李伟光的这些旧同事起初并没有在报刊和网站的照片中认出他来,因为他在照片中带着脚镣,身着囚服,右手打着绷带。一名旧同事说:“他的脸似乎被打过所以认不太清楚,但我们开始谈论并互问关于他的事。他在我们这里工作时比上庭时要年轻许多。”

于是这些旧同事开始询问经理,看被捕的Vince Li是否是那个曾经在他们这里工作过的Vince Li,然后得到肯定答案。在沃尔玛工作时,李伟光大多上夜班,并且负责清洁卫生的工作,他经常花时间在店里的汽车部(automotive department)。

很多沃尔玛员工表示,李伟光在四周前由于与其他同事有“不同意见”而被开除。

该店助理经理威尔士(Mike Wells)表示,沃尔玛公司的制度禁止员工谈论过去的雇员,他对记者表示会把问题转交给沃尔玛加拿大总公司负责,但是目前并没得到任何回应。

在李伟光被沃尔玛解雇后,他电话联系并返回到曾经的老板安格特(Vincent Augert)手下,重新每日派送国家邮报,安德蒙顿新闻报,及埃德蒙顿太阳报等报刊。

他的老板安格特前几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李在送报公司工作了十三个月,今年四月短暂离开,六月份又回来工作。李于上周一早晨送完报纸后很沮丧,然后就消失了。安格特曾向他的太太打听,太太则很紧张地说李有些急事,离开埃德蒙顿,她也不知他去了哪儿,更不确定他次日早晨能不能回来送报。

安格特表示,他仍然为李伟光涉灰狗案而感到震惊。他说,“老实说,李完全不像是能做出这种事的人。他是个好人。”

温尼伯格兰特纪念教会牧师卡斯特(Tom Castor)周日表示,李伟光曾在该教会服务6个月,担任教会管理员,他同时也是教会教友之一。

卡斯特表示,李伟光初到教会工作时,才移民加拿大不久,对于能找到一份工作感到很高兴,工作也很认真。卡斯特说,李伟光于2005年春天离开教会,在教会工作期间,从来没有发过脾气,或制造过麻烦。

自从李伟光在灰狗巴士上残杀邻座旅客事件发生后,李伟光的妻子感到十分惧怕,并为自己今后在加拿大的生活担忧。目前,教会正在帮助李伟光的妻子。

李伟光行凶或与文化压力有关

《埃德蒙顿太阳报》(Edmonton Sun)周一引述心理学专家的意见,指出李伟光做为第一代移民,由于必须承受巨大的文化压力而有可能出现失常行为。

在美国学习亚洲人犯罪学的孙晨(Chen Sun)表示,李伟光的案例主要涉及到移民的文化和生活压力。去年的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集体屠杀案,杀手是一名韩裔学生。

阿尔伯塔大学教授、加拿大著名法律专家阿纳德(Sanjeev Anand)表示,在此类突然如被“下巫般”发疯而进行血腥暴力屠杀的案件中,被告一般都会以自动症(automatism)申请辩护。而在自动症的辩护中,如果法庭认为被告在案发时并无伤人心理,则可免于刑罚。例如,如果被告表示案发时因自动症,他正在梦游而犯下杀人罪,则可免于刑罚。

阿纳德认为,可能是警方缺少足够的证据,所以无法以一级谋杀起诉李伟光。他表示,似乎起初警方希望以一级谋杀起诉李,但是目前来看似乎他们缺少足够的证据。

2008年8月4日星期一

李伟光有自杀倾向被严密监管

(星星生活记者连鹏报道)上周三晚在一辆由埃德蒙顿开往温尼伯的灰狗巴士上,用蓝波刀将邻座22岁的青年麦克林杀死的李伟光,目前被关押在温尼伯市还押中心。但最新消息透露,他似乎有自杀的倾向,目前警方实施严密的自杀监视(suicide watch)。

李伟光有自杀倾向被严密监管

消息人士周日向《国家邮报》透露,李伟光目前被关押在位于温市市中心的还押中心8楼的一个隔离房间里,此房间是专门用来严格监视那些有自杀倾向疑犯的。

截至到周日下午,李仍然沉默,一字不说,同时也没有去看任何心理医生。对于任何问题他只用点头来表达“是”或“不是”。当被问及他是否想自杀时,他点头表达“是”。

消息来源表示,目前有至少5名监狱看守在看管李伟光。由于担心有潜逃风险(flight risk),他仍带着手铐和脚镣。

李伟光上周五首次出庭时一言不发,甚至也没有要求见律师。他将于本周二再次过堂,预计届时法官将会接受检控官的要求,对他进行精神心理评估。截至目前,李仍然拒绝找律师,届时他若未聘请律师,法庭将会为他指定。

教会牧师称李伟光是安静努力之人

星网周六曾报道说,现年40岁的灰狗巴士血案凶犯李伟光约在4年前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最初在温尼伯安家。李和他的妻子Anna到温尼伯后,曾参加基督教浸信会活动。

虽然表面上李伟光融入加国新生活的过程非常顺利,但两年前,他周围的人发现李伟光有时神情不定。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妇女在接受温尼伯自由新闻社独家专访时表示,李似乎是一个“失落的灵魂,他仿佛一直在寻找某种东西。”

该女士称,李伟光的确出了问题,但是却拒绝去看医生或寻求帮助。这个家庭的一位从事心理健康方面工作的朋友也表示李“很显然需要帮助,可他没有这么做。”

加通社周日报道说,据李伟光曾服务过的教会的牧师称,他是一名安静且工作努力的人。

温尼伯格兰特纪念教会牧师卡斯特(Tom Castor)表示,李伟光曾在该教会服务6个月,担任教会管理员,他同时也是教会教友之一。

卡斯特表示,李伟光初到教会工作时,才移民加拿大不久,对于能找到一份工作感到很高兴,工作也很认真。卡斯特说,李伟光于2005年春天离开教会,在教会工作期间,从来没有发过脾气,或制造过麻烦。

自从李伟光在灰狗巴士上残杀邻座旅客事件发生后,李伟光的妻子感到十分惧怕,并为自己今后在加拿大的生活担忧。目前,教会正在帮助李伟光的妻子。

李伟光1日已被控二级谋杀罪,迄今尚未提出抗辩。

奥运带旺京城旧区,钻进胡同掘金



北京举办奥运,令京城胡同小巷人气大旺!因为奥运,北京当局一面拆胡同,一面翻新一些老胡同;其中南锣鼓巷成为近年最潮的蒲点。咖啡店、酒吧和创意小店混在民宅、老字号之间,附近有齐白石故居,也有小资情怀的夜店。在巷子开T恤店的英国人Dom喜欢这新旧交替;但目睹南锣鼓巷变化的酒吧老板小辫子担心,这儿将是继后海之后,北京下一个“沦陷”的老城区。

苹果陈沛敏/鼓巷开了家以旅行为主题的“过客”酒吧。那时老胡同除了民居,就是包子店、理发屋之类的店铺,朋友都预言,他将会“死得很惨”,但几年后朋友却打电话来问他要不要注资。南锣鼓巷越来越红,小辫子的生意越做越大,连《泰晤士报》、DiscoveryChannel都来采访。小辫子还在酒吧旁开了间T恤店,却推出印上“拆哪?”两个大字的T恤,回应近年京城不停拆老城拆胡同的变化,引起很大回响,“我只是想引起关注,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想法。”



拾旧门窗框砖石当装饰

当年《北京青年报》一篇报道形容,“过客”是“捡回来的酒吧”,因为店内不少装饰,都是用小辫子捡回来的木门、窗框,甚至是北京旧城墙砖石,“老的东西是不是一定要当垃圾扔掉?不是还可以再用吗?

”自助旅行还未在中国兴起,小辫子已走遍中国,最终在北京南锣鼓巷住下,1999年用4,000元资金,在巷子一间小破房开了“过客”,来的都是他做音乐、登山、画画、设计的朋友。后来小辫子搬了新店、又开分店,而当年的旧店已拆过两次。去年,小辫子重看朋友为旧店铺所拍摄的纪录片段,“其中的一个镜头,窗外一个出来遛狗的50岁左右阿姨经过,她探头往店看,眉毛都皱起来,不懂我们在搞甚么。”




房价飙升两年涨十多倍

现在,南锣鼓巷的阿姨、大叔都明白了。新店越开越多,迁走的居民也越来越多,政府近年还重铺路砖,在巷口竖起仿古牌坊。小辫子说,近年巷子房价飙升,两年涨了十几倍。对巷子的变化,他表示八成是忧虑,只望南锣鼓巷不像几年前成为酒吧区的后海那样变质。奥运期间,爱唱反调的小辫子还特别推出代表他对奥运感受的“噢!晕。”T恤;以及写八月八日“宜饮酒会友”和“忌运动旅行”的水壶。

老外情陷南锣鼓巷

粮票、政治宣传画、搪瓷洗脸盆的鲤鱼,都是英国人Dom(江海森)眼中代表中国一个时代的“iconicimages”,他把这些符号图象化成T恤图案,两年前在南锣鼓巷开店售卖。他说,买的不单是喜欢communistchic的老外,更多是中国人,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熟悉的集体回忆。Dom16年前来到北京,爱上这个地方。

最初他住在没有自来水的四合院,五年前搬进南锣鼓巷,后来看见政府重铺路砖,05年就先租下铺位,空置了八个月才想出卖文化恤的生意。会说流利中文的他不讳言:“刚开始买的全是老外,但现在八成是中国人。”本地人喜欢的都是他们认识的东西,例如今年5月推出印上以前粮票的T恤,一度供不应求。“胡同是北京的灵魂。”对于北京拆迁老城,自言喜欢胡同的他却说:“拆呗。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中国人的问题。”但他认为,南锣鼓巷能做到发展与保育平衡,让有创意的人来开店又能保留原有的安静,“不像后海”。 

点滴:温家宝展球技为京奥热身

中国总理温家宝昨日到北京奥运场馆、市区和企业考察奥运保障,其间他两度展示球技。在中国男篮训练的五棵松体育馆,温家宝与篮球好手姚明见面,他又带球三步上篮,篮球擦板入网。随后温又到丰台体育中心附近的大井社区,陪居民打了几个回合乒乓球,让现场人员叹为观止。 

前卫鸟巢虽好 还爱京味胡同

西方传媒报道北京奥运,其中一个热门话题就是老城区的拆迁问题。对不少外国人来说,他们心目中的北京不是鸟巢、大剧院和央视新大楼那些前卫大建筑,而是京城的这些老胡同。北京当局当然明白,所以拣选了一些四合院居民担任“奥运人家”接待老外,像南锣鼓巷这类算是能保留京味又成功改造的胡同,也经过悉心打扮。




游客:没有胡同不会来北京

3日所见,巷子入口放了很多鲜花,民国初年的当铺万庆大押仅留下来的碑石,看来也经过一番整修,旁边还隐约可见60年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字。住在南锣鼓巷一家旅馆的荷兰游客Roel说,如果北京没有胡同,他不会来北京;对于南锣鼓巷这样的发展模式,他觉得不错。

但来北京采访奥运的加拿大记者Charles却认为,这太商业化,变成游客景点,他还是喜欢居民原来生活的胡同。其实,还有不少居民在南锣鼓巷一带的胡同生活,像齐白石住过的雨儿胡同,记者就碰到一个正在遛狗的大叔,跟记者说他的狗很会听人话。只是,不知这种老胡同的生活,还可以持续多久。

2008年8月3日星期日

李伟光来自中国 平时安静、沉默寡言

(星星生活记者连鹏编译/综合报道)涉嫌在灰狗巴士上将邻座乘客斩首的李伟光(Vince Weiguang Li,译音)已被证实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并且已入籍加拿大。早前有人根据李伟光被公布的英文名字拼写猜测,李伟光可能是来自中国大陆。不过,有报道称从来自李伟光代表律师的消息指,确定李伟光是中国大陆移民,现为加籍公民。

李伟光是一个安静、谨慎的人

加拿大《国家邮报》8月2日晚刊登加西新闻社文章,指出据李伟光的朋友描述,他是一个“安静、沉默寡言”的人。该文指,现年40岁的灰狗巴士血案凶犯李伟光约在4年前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最初在温尼伯安家。他,以及他可爱的妻子在社区热心人士的帮助下,很快融入到异国新生活中。

该报道说,李伟光很快就找到一份叉车司机工,这让他很快的提高了自己的英文水平,同时他们参加基督教浸信会的礼拜活动,并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他们利用闲暇时间一起聚会或者到附近湖边野餐。

该报引述温尼伯自由新闻社(Winnipeg Free Press)的报道指,虽然看起来李伟光融入加国新生活的过程非常顺利,但随后那些接近他的新朋友们却在他身上看到了别的东西。

两年前,他周围的人发现李伟光有时神情不定。根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妇女在接受温尼伯自由新闻社独家专访时表示,李似乎是一个“失落的灵魂,他仿佛一直在寻找某种东西。”

该名女性和她的家庭曾跟李伟光一家如朋友一般,甚至两年前的圣诞夜和晚餐都是在她家度过,但是由于担心诸多媒体会争相采访,她并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她表示,李伟光的确出了问题,但是却拒绝去看医生或寻求帮助。这个家庭的一位从事心理健康方面工作的朋友也表示李“很显然需要帮助,可他没有这么做。”

她表示曾经跟李伟光有过一次不同寻常的对话:有一次在李收到一张交通罚单后,他一直说:“有些人跟在我后面,但什么也没有。”

李伟光和他的妻子Anna移民到温尼伯后,他很快就找到一份叉车司机工,太太曾在几家中餐馆打工。他们偶尔参加基督教浸信会活动。该名接受温尼伯自由新闻社专访的女性说,她的父亲和继母很喜欢这对夫妇,他们一起聚餐、打牌,她父亲还请李伟光和太太到他们的休闲别墅玩。“李伟光是一个安静、谨慎的人,这可能是因为他的母语不是英语,但他还是让大家感到很亲切。”

但是,事情随着两年前李伟光突然独自搬到埃德蒙顿去而改变,此后他的太太则继续留在温尼伯,但李伟光随后找到了送报和派广告的工作,她最近也搬到了埃德蒙顿。

李伟光在温尼伯经常参加活动的教堂成员,最近也曾提及过他们这个家庭,关注他们现在是否过得还好。

血案死者亲属指麦克林善良爱交友

与此同时,灰狗巴士血案死者、今年22岁麦克林的亲人,8月2日晚在温尼伯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克林是一个善良的青年,生前喜欢交朋友。

麦克林的叔叔艾力克斯(Alex McLean)表示,麦克林生前喜欢旅行,并与人们交朋友。麦克林并相信,他交往的每一个人都是善良的。麦克林个头虽不大,但他的心却比人们想像的还要大。

艾力克斯是代表麦克林的父母,对麦克林在30日晚间,在埃德蒙顿驶往温尼伯的一辆灰狗巴士中惨遭杀害,发表谈话。

艾力克斯表示,麦克林的父母对惨案发生后,全国民众的关心及慰问表示感谢。麦克林的父母目前仍极忧伤。这是自麦克林遇害后,他的家人首次公开谈话。

李伟光曾生吃受害人尸肉

另据周六稍早,从一家网站上透露的一段加拿大皇家骑警处理本案的通话纪录,李伟光在杀死麦克林后,还将麦克林的尸体切成碎片,生啖其肉。

加通社报道说,皇家骑警的通话记录周六遭泄露,并被人贴在网站上,引起广泛注意。这项简短的通话显示,凶手李伟光在杀死邻座旅客,斩首并挖出内脏后,还将尸体切成碎片生吃。

这项通讯纪录中,警方以“獾”做为凶手的代名。警方在通话中称,“獾”正在巴士内走来走去,手上握有有一把刀及一把剪刀。

警方通话纪录还称:“他正在巴士前方切割尸体”。通话又说:“现在‘獾’又来到巴士后方,正将尸体切成碎片生吃”。

这短短80秒钟的通话纪录遭人发布在网上后,骑警立刻发表声明指出,这项通话纪录是警方办案用,并非可以公之于众的材料。

刊载这项通讯纪录的有好几个站点,其中包含浏览量巨大的YouTube。皇家骑警周六下午已关闭此视频,但在关闭前,已有八千人点阅。

李伟光是于30日晚晚8点30分左右,在一辆由埃德蒙顿开往温尼伯的灰狗巴士上,用蓝波刀将邻座22岁的青年麦克林杀死。据目击者称,李伟光至少用刀刺麦克林五、六十下,然后将他的头割下,再开膛剖腹取出他的内脏。

同车旅客目击惨案后,纷纷逃离巴士,并于下车后将巴士门顶住,不让凶手下车,等待警方赶到处理。在等候警方来到期间,李伟光曾提着人头向其他旅客示威。警方赶到后,他拒绝投降,并提着麦克林的人头向警耀武扬威。李伟光最后打破车窗,弹出车外企图逃跑时被警方逮捕。

李伟光已于周五短暂出庭,一语未发。法官命令他先找辩护律师,之后再审理本案。

灰狗巴士血案凶手或为中国移民

(星星生活记者连鹏综合报道)加拿大灰狗巴士凶杀案40岁华人疑犯李伟光(译音,Vince Weiguang Li),已于周五上午在曼尼托巴省波蒂其拉普雷里市(Portage la Prairie)法院过堂,李伟光在庭上保持缄默。他将在下周二再度提堂受审,现关押看管。

根据加西新闻社报道,负责该案检察官霍德森(Larry Hodgson)表示,虽然在过堂时保持沉默,但当法官问他一些问题时,他能在适当时间点头回应,李伟光似乎明白法官的提问。霍德森并表示,按他目前所知,李伟光被捕后没有与任何人联络。法官准备8月5号再次开庭,在此期间由疑犯指定或由法庭给他指派律师,随后对其进行精神病学鉴定,看他是否适合正常庭审。

现年40岁的疑犯李伟光为埃尔伯塔省居民,他于今早10点被带往法庭,根据CTV的视频新闻看,李伟光当时戴着手铐脚镣,一只手被包扎起来,而脸上似乎还有淤青。

皇家骑警表示,李伟光并没有犯罪记录。

这宗惨剧于周三晚在一辆长途巴士上发生,当时该辆巴士载着三十七名乘客从阿尔伯达省的埃德蒙顿出发,驶上横贯公路向东行驶,目的地是隔邻曼尼托巴省的温尼伯市。当巴士驶到曼尼托巴省南部波蒂其拉普雷里市附近时,巴士上的乘客突然听到惨叫声,一幕惊心动魄的场面展现眼前。








坐在该两名男子前面的女乘客卡顿说:“当时我正在埋首看书,突然听到凄厉的惨叫声,好像一只狗哀鸣一样,又好像婴儿在哭叫。恐怕在未来的一段日子,这种惨叫声会缠扰着我。”

目击者称,在旅程中,该名涉嫌行凶的男子看来十分正常。当巴士还有四十五分钟便驶到目的地时,他突然从怀中拔出一把利刀,狂斩坐在他身旁及靠窗睡着了的年约十八、十九岁的青年。该名带着耳筒的青年被斩了五十至六十下,血流如注,当场死亡。

卡顿称,事发时,巴士上很多乘客都已入睡,全都被惨叫声惊醒。疑凶呼喝其他乘客,警告他们不要走近。另有目击者说,疑凶杀人时十分冷静,好像机械人一样,又似在沙滩一样,若无其事。疑凶杀死该名青年后,把他的尸体放在巴士车厢的地下,接着把他的头颅割下,继而再用刀剖开他的身体,想割除其他内脏。

疑凶其后持着刀并拿着死者的头颅到车头,瞪着其他乘客,然后把头颅抛到他们面前。

官员披露,警方不久后赶抵现场包围巴士,双方僵持了近三小时,警方才逮捕了这名男子。官员说:“他提着头颅伸出窗外逗弄警方。”

这宗惨案顿时引起全加拿大民众的震惊,在几小时内就有5000多人在纪念死者麦克莱恩(Tim McLean)的网站上留言,有人称:做下这样恐怖罪行的人,应被枪决。还有网友表示:“凶手太可怕了,他应当赎罪。”麦克莱恩是在安德蒙顿一个巡回游乐场做完一份临时工之后,回到温尼伯家途中遇上灾难。

在CBC、CTV、星报、环球邮报等加拿大主要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多数加人和网友并未对此案涉嫌凶犯是亚裔或是华裔而做出任何反应或抱持种族主义心态。但在各大华人网站、论坛的讨论区里,众多华人对于疑犯可能是华人非常在意。网友纷纷发表评论,有人认为李伟光是精神方面问题,不应是反社会,也有人把此案牵扯到新移民“生活不易,压力过大”上;有网友表示,这样的案件将会影响华裔形象,出现暗地排华行为。阿尔伯塔省网友则担心,未来找工可能更加不易。

另据CBC报道说,经发现李伟光是一回教徒,肇事之前在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为几间报纸送报。

李伟光为一间送报公司工作,每日派送国家邮报,安德蒙顿新闻报,及埃德蒙顿太阳报等报刊。他的老板安格特(Vincent Augert)接受采访时表示,李伟光周一早晨送完报纸后很沮丧,然后他就消失了。安格特曾向他的太太打听,太太则很紧张地说李有些急事,离开埃德蒙顿,她也不知他去了哪儿,更不确定他次日早晨能不能回来送报。

安格特表示,他仍然为李伟光涉嫌灰狗案而感到震惊。他说,“老实说,李完全不像是能做出这种事的人。他是个好人。””他每天在这儿,老实可靠,工作出色。”

安格特说,李伟光在送报公司工作了十三个月,今年四月短暂离开,六月份又回来工作,同时他还在一间麦当劳工作。

李伟光现在被控二级谋杀罪。在加拿大,二级谋杀一般是用来指控无预谋凶杀案犯,如成立将被判长期徒刑。不过,有网友指出,如果疑犯被证实患上精神病,他在病情好转时,将可以重返社会,成为“自由人”。

此次惨案引起全球媒体广泛报道,该事件被BBC、CNN、美联社及外国通讯社、MSNBC、英国及澳洲报纸广泛报道,也成为互联网博客(Blogger)的热门话题。

惨案发生后,灰狗巴士常客都希望巴士公司增强保安。有乘客认为,“灰狗公司只关注有没有乘客霸占其他人座位,但从没有保安措施。巴士至少应设多些金属探测器。”但灰狗巴士发言人表示,巴士多在荒漠上行走,难以设立像机场水平的保安系统。

加国一间长途巴士公司的发言人法尔曼说,事件难免打击公众对乘长途巴士的信心,“短期内巴士乘客量料受影响,但相信最终能挽回乘客信心”。他表示,公司所有主要路线巴士都装有闭路电视,也有电话,司机亦携有手机,“我们亦有部分司机曾接受危急情□的训练”。但他亦承认,巴士司机都是“独自上路”,“不能无时无刻盯着后面坐了哪些人”。

根据纪录,从2000年开端至今,至少发生五宗灰狗巴士上的暴力事件,但以周三晚的这一宗斩首取内脏事件最为血腥。

以下是加拿大历年来灰狗巴士上所发生的其它暴力事件:

--去年12月24日,一名27岁的男子在安大略省近特韦德地区的一辆灰狗巴士中,因与另一名乘客发生口角而被刺,行凶的37岁美国籍旅客被控企图谋杀。

--去年2月16日,一群年纪约20岁的青年人,在阿尔伯塔省罗伊德密尼斯特地区的一辆灰狗巴士中,集体殴打司机。

--2000年12月23日,安大略省雷湾地区,一名男子企图夺取灰狗巴士,结果巴士翻倒在路旁,32名乘客受伤。

--2000年3月,安大略省伦敦地区,一名怀孕妇女在灰狗巴士中被一名男子攻击,妇女手臂受伤。

英美新闻文化的差异

美国新闻业对待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进驻《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态度,仿佛是罗马人看待西哥特国王亚拉里克(Alaric,译者注:公元410年,亚拉里克一世率领西哥特人攻陷了罗马,并大举劫掠)。《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声称,这位年迈的大亨接管《华尔街日报》的那天是“一代美国记者的耻辱日”。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2008年7月28日 星期一

《大西洋月刊》担忧,默多克模式将牺牲“负责的、严肃的新闻业”,并在这一过程中损害公众生活。而默多克的捍卫者们则将此种观点视为妄自尊大的胡言乱语。

当然,对于英国《金融时报》的人而言,看着《华尔街日报》发生的事,态度都会有点复杂。但是,我最初的本能反应是同情默多克。很多美国报纸的新闻文章给我以自我欣赏、冗长、编辑过度和傲慢的感觉。

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国新闻文化的巨大差异,大约是在20年前。那时,我在华盛顿做一名自由撰稿人。我不时会到隔壁《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办公室逛逛,但我可以觉察到我身上有什么东西让他们分社社长感到心烦。后来,他终于走到我面前说:“进我们办公室之前,你能不能打上领带?”

我意识到,就像律师和银行家那样,美国记者自视是受人尊重职业中的一员。而英国同行通常乐于把自己当作局外人,他们喜欢引用已故的尼古拉斯•托马林(Nicholas Tomalin)的格言:“在新闻工作中,取得真正成功只需具备一些基本素质,比如像老鼠一样狡猾、花言巧语以及一点写作能力。”

英国人有时认为,由于美国的记者已经融入体制内,因此很容易被“高层消息人士”所欺骗。在伊拉克战争前夕,美国新闻界所扮演的、支持政府的角色可为证据。

事情也许是这样吧。但在就一方面而言,正是辛勤勇敢的美国新闻业揭露了水门丑闻。

确实,在华盛顿待了一段时间后,我开始勉强对《芝加哥论坛报》产生了一些敬意。他们的调查报道团队肯在一篇文章上耗费数月功夫,这让我感到钦佩。而在我当时工作的英国报纸,“调查”二字意味着周二着手工作、周日就发表文章。我还可以肯定的是,当美国报纸使用“消息人士说”这一措辞时,那些消息人士的确存在。但当这句话出现在我们那家报纸上时,我并非总是心里有底。

在后来的工作中,我曾为一位在泰国的英国同事辩护——他引用《曼谷邮报》(Bangkok Post)上的话,却没有注明出处,因此受到一些美国人尖刻的批评。我冷冷地提醒美国同行,他们是在“张冠李戴”,小题大作。美国人离开后,我那位英国同事对我表示感谢,而后他不经意地提到:“提醒你一下,别费劲在《曼谷邮报》找那些话。”原来,那些话是他编的。

这类事情败坏了英国新闻业在美国的声誉。乔纳森•福尔曼(Jonathan Foreman)在《Standpoint》杂志上写道,当他就职于一家美国报纸时,发现该报有条官方政策是“不要相信任何英国报纸上的任何东西,英国《金融时报》除外。”

当然,英美新闻文化的差异也不是绝对的。我那位在曼谷的英国同事不反对在文章中编造一些“路人”引语,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勇敢的记者,敢于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伊拉克做报道。

美国新闻业也有自己的丑闻,例如斯蒂芬•格拉斯(Stephen Glass)一案,此人在编造一系列的假文章后被《The New Republic》解雇。我的看法是,当美国记者发现可以编造新闻而又能逃脱惩罚时,他们会因此疯狂,会去编造整个故事,而不只是偶尔编造引述。

不过,一般而言,英美新闻文化间的区别还是存在的。美国人更为自重和谨慎,但他们也更加细致,并且更为严肃地认为新闻是一种公民责任。尽管我很不情愿地承认,但美国人在这一点上恐怕比英国人做得更加正确。

对公众生活来说,准确和及时的新闻是至关重要的。卢旺达大屠杀期间,联合国的指挥官罗密欧•达莱尔(Roméo Dallaire)发现,“一个可以与西方通电话的记者顶得上一个地面营的兵力。”

捕捉事实的前线记者们最为重要。但对于民主辩论来说,那些将事实转化成大众观点的编辑和评论员也很关键。

然而,奇怪的是,英国的新闻从业人员经常不愿承认自己的影响力。路透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最近一份关于“评论家的影响力”报告说明,无疑是那些评论员影响了政治。但是该报告的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的约翰•劳埃德(John Lloyd)以及朱莉娅•郝博斯鲍姆(Julia Hobsbawm)指出:“在接受我们采访的评论员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影响力。而我们没有指望从英国评论员那里得到与此相左的回答。”

否认自己的影响力既值得称颂,也有不好之处。自我贬低是英国一个高尚的传统。不太自以为是的记者,不大可能写出夸大其词的文章。

不过,英国评论员不愿承认自己的协作重要,也反映出他们拒绝承担责任。最终,美国记者坚持优秀新闻对公民的重要性是对的。我们的写作很重要,即便有时更容易假装它不重要。

译者/汪洋

2008年8月2日星期六

中国都市报的崛起和困境

(一)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各界各地都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路程,新闻界也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新闻发展和新闻改革历程。以都市报为一个集中的视点,来看中国的新闻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但在讲这个之前我想说几句似乎是题外的话。


到底改革是什么?现在提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用了很多辉煌的大词,什么史无前例的呀,划时代的呀等等,这一类的词到处在用,而这些词虽然很华丽,看起来很振奋人心,实际上没有说到整个改革开放最基本的特点。实际上我认为,整个改革不需要用那么多辉煌的词,究其实质是归于常识、回归常态、走出非常、进入正常的这么一个过程。对于整个中国这一段的历史来说,我倒更希望用另外一个没有多少辉煌色彩的词,即从癫狂时代进入正常时代,我们做的是回复常识。比如一提到改革开放就提到1982年农村的土地承包制,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措施。实际上你想一想,农民种地,种地者你要给他一定的权利,几千年农民就是这么种地的,只不过有一段我们搞了另外一种充满幻想和浪漫主义的东西,现在把它回归常态,,把土地交给它本来应该的主人手里。这是一个回归常态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新的发明,给农民以土地难道是很新的划时代的事儿吗?孙中山就说过”耕者有其田”嘛,好多的这种评价都忘了这个。

我刚才讲的癫狂时代不是乱用这个词,你们年轻没有经过那个时代,可以癫狂到什么程度我给你们讲几个我亲历的,保证是真实的事情。

1958年,全国搞了个大跃进。不管怎么评价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那个时代的东西我永远忘不了。癫狂时代怎么个癫狂呢?我不说大的,全国的,他们可以举出很多数字来,我说说我身边的。我北京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河南,曾经在一个县的农村里面插队劳动了四年,后来在那个县里的学校当过教师。我去的时候离五八年大跃进还不算太久,每天吃饭的时候听那些老教师们老校长讲那个疯狂年代的时候我都觉得匪夷所思。那时候提了一个口号,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你想吧,你敢想多少它就有多少,这个不是一个口号,当时这几乎是全民都信的一个东西。然后就开始”放卫星”,所谓的”放卫星”就是苏联放了一颗卫星我们也要 “放卫星”,各行各业都要”放卫星”,《人民日报》天天宣传这个口号。那么落实到一个县、一个学校里怎么”放卫星”呢?这就费脑筋了。县委书记指着一个教师说你是教什么的?那教师说我是教语文的。县委书记说好办嘛,你放个卫星。我怎么放?他说现在全世界小说最长的是哪个?这老师也说不准,说大概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吧,有七八十万字。书记说超过他,全校一千多师生,你们拉个提纲,一人写一段,一个星期之内完成任务超过托尔斯泰。这就作为大跃进的一个项目去做了,全校师生总动员,一个星期之后敲锣打鼓向县委报喜:我们已经超过托尔斯泰了,而且已经超过托尔斯泰好几倍,我们写了300万字。语文教师的” 放卫星”问题解决了,历史教师怎么办呢?教育局长说,这好办,你看毛主席现在不是有新指示吗?叫厚今薄古啊不要厚古薄今。你领会这个精神,以后你那个历史课啊倒过来讲,从后往前讲。从今年讲到去年讲到前年最后讲三皇五帝。于是历史教研室的人就忙着倒编历史。最笑话的是生物教研室没办法了,后来那个校长想了个点子,他说你看这个蜜蜂采蜜的时候滚了一身花粉,采回去那么一点蜜,它就那么大个,你看地里那屎壳郎这么大个,你们这么研究,如何让屎壳郎不去滚屎蛋让它去采蜜。这个科研课题就下来了,全校师生都停课,到农村抓屎壳郎去。抓了很多屎壳郎,地下也是,墙上也是,满屋子爬的是屎壳郎,唯一没有解决的是屎壳郎只会滚粪球,不会采蜜。

跟你们讲这些你们觉得就像是相声演员在说相声,但这就是真真实实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事儿。是一种癫狂状态,一种非常状态。我们所作的很多事儿都带有这种色彩,而我们所谓的改革呢,那些史无前例的改革无非是把它从癫狂状态回到正常状态,把土地给农民,这是一项改革吧,实际上几千年都是这样的,回到常态。其它事情也带有这种色彩,包括我们的新闻事业改革。

我认为新闻改革的实质是回到新闻,把新闻当新闻来做,这就是所谓新闻改革的要义。那过去新闻是什么呢?新闻是宣传。宣传和新闻是两回事,宣传不顾事实,甚至可以抹杀事实伪造事实,而新闻就一定要真实,新闻叫传播而宣传叫灌输。所谓的新闻改革就是把它恢复到新闻的本义,恢复到正常。但是这种思维大家现在因为长期陷在里边就无法跳出这个东西。你比如最近我就看到一个很可笑的讨论。去年有一个叫俞可平的先生写了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直到现在网上还在争论,有的人说是个好东西,有的人说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看了这场争论之后就觉得非常可笑,我当时想仿照他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写一篇《空气是个好东西》然后我告诉大家空气这个东西人离开它活不了,你一口气喘不上来就得死,所以空气是个好东西;粮食也是个好东西,你不吃的话就得挨饿,你就没法生存。咱们的整个所谓的理论争论已经降到如此水平,要为一个常识进行一场大辩论,民主是不是好东西这还要争论吗?就像空气是不是好东西还需要证明吗?这个现象正说明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认识方法已经降到了正常水平之下或者还陷于某种程度的癫狂,包括最近网上关于所谓普世价值的争论。司马南先生非常左的开始大批普世价值,就像说民主不是好东西一样,把人道主义等等所谓的普世价值都否认了。这些东西还用争论吗?有没有普世价值这是个非常容易回答的问题。比如,不管是奴隶社会还是现在,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盗窃是个美德吗?哪个社会从东到西从,古到今不都是否认盗窃吗?《圣经》里面说盗窃是一种罪恶,那么我们这儿逮住小偷也是要惩罚的呀,这是不是一种普世价值?说没有普世价值的人你就忘了这些东西?比如全世界都已经流行的遇到灾难妇女儿童应该优先让他们逃离,例如大家看到的《泰坦尼克号》,在文明社会里这是不是一个普世价值?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政党,你如果是一个现代的文明人,应不应该遵守这样的一个约定俗成、全世界都公认的道德准则呢?这是不是普世价值呢?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而这个问题居然在咱们这里每一次都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民主是不是个好东西现在还没讨论完,普世价值有没有现在又在讨论,怎么这么低能、这么弱智啊?我说一些题外话,实际上和今天说的有关系。就是我所认为的新闻改革最根本的就是回到新闻去,把新闻当新闻来做。

最近这十几年产生的都市报,都市报崛起乃至改变了整个宣传格局,它的切入点就是有了新闻了。我在90年代以前是在党报工作,在《河南日报》。那个时候全国只有一种报纸,只有党报,从中央的《人民日报》,到下边的各级省委的机关报,到下边的小到县报,统统都是党报。党报已经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甚至成了一种特定的语言方式和表达方式。那个时候新闻系的学生学新华社新闻稿怎么写:几月几日在哪儿召开的什么大会,主席台上是张三李四王麻子,谁谁谁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他强调指出……他最后指出……,最后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这个其实用不着大学生学,找一个高中生,培训一个星期我保证让他写得非常熟练。可是多年来,我们整个党报体系所谓的新闻就是这么一个架构、这么一个模式,而且其中还有着说不完的窍门。比如有一次下面培训通讯员,请了几个老师,就是党报的一些编辑。一个党报编辑在讲课的时候给通讯员们讲两会报道的窍门。说有的记者很笨,到了那儿就采访,完了写出的稿子不合格被毙了,他说我写的稿子没有一次不被采用的。他说我告诉你个窍门,你要真去采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你让他说,他还得说的符合你的要求,符合你见报的口径,他说这很难。他说了半天他的话可能你记下来没法用,他说后来我就不采访了。我告诉你们一个窍门,你别说张三说,你来个张三李四王麻子人大代表这三个人说,然后后边想说什么你就拿人大报告的文本抄一段话,这个保证通过,还没人打你的官司。有些话他明明没说,但是你说他说了,那么张三想不是我说的可能是李四说的,李四说我们俩没说可能是王麻子说的,反正这个话不错。他说这种稿子最容易通过,拿回去就通过,完全符合要求。他在给通讯员讲课的时候讲了这么一套搞好两会报道的秘诀。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如何偷懒、如何制造假新闻,而这些东西充斥了我们的报纸。这叫做新闻吗?那个时候全国只有一种党报,最早在50年代有两个例外,一个上海的《新民晚报》,一个北京的《北京晚报》。那时候全国的新闻界非常羡慕这两张报纸,它办的报纸很受欢迎、好看。但它的办报理念是”党报的补充”,还有一个更具体的解释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它自己就把这个报纸放到了党报体系之下的一个角落,让它有一种生存空间。我那时候很佩服,还研究过一段《新民晚报》。《新民晚报》的服务意识应该是五六十年代中国最强的。有一次我看上海《新民晚报》,在全国党报根本没讲服务性的时候《新民晚报》非常详细地告诉你如果要做一件衣服缺了纽扣到哪儿去买。那个时候这样的办报思想是很受欢迎的。但严格的讲,它还不是一个新闻纸,跟我们现在讲的报纸还不是一个概念。但是在那个时候全国已经是南北各一支独秀了。

真正打破这种局面的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由于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社会生活发生一些变化了。在80年代中期街上开始出现地摊报纸。最早出现一个报刊的市场,这个是新事儿。那时候我仔细地研究了一下最先摆上地摊的报纸是什么报纸,因为全国的报纸都是党报,都是机关报。但最早走出这一步的是一些有特权的机关的报纸,比如司法类、公安类的报纸。这类报纸本身就是受公安厅、政法委管理的,它又有得天独厚的的权力,能接触案件,采访各种案件。所以在党报体系之外,街头上出现了这么一批小报,很受欢迎,形成了市场。这是80年代中期全国出现的现象。但是地摊小报内容黄色的,血腥的东西太多,后来□□部要管理这些东西。一方面在管,在禁这些东西,但也开了一个思路。你能不能也办一个受欢迎的能进入市场、摆上地摊卖、读者愿意花钱买的报纸呢?最早想到这个做法的是党报。一些党报脑子比较灵光的社长或者总编辑们就搞了一个试探,一周七天中,有六天按传统模式办报,每星期拿出最后一天,自由一点,办的好看点,叫周末版。当时几乎所有报纸都办周末版。周末版一办,反响不同,一个星期的报纸就这一天卖得快。其他六天的报纸送到报摊上没人要,这一天的报纸去了就有人要,而且能卖很多,比报纸的正常发行量还多,给报社带来了直接的效益。这是80年代后期,全国兴起了一个各级党报纷纷办周末版的热潮,这一拨到现在硕果仅存的是就《南方周末》,《南方周末》是那时《南方日报》办的周末版后来独立起来变成一个独立的报纸,发扬光大乃至今日,是那一批报纸留下来的一个文物,当然它的发展远远超过那个年代了。

(二)
到了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由于周末版的畅销,走出了一条路,这些报纸的老总又心生一念,新闻改革党报是没法改的,到现在也没法改。但是能不能在照样办好党报的同时再按照市场的需求办另外一张报。这批报纸就出来了,一开始都叫晚报,后来办的越来越多产生矛盾,最后新闻出版署做了一条规定,一个城市里只批一个晚报,后来就又挤出一个办法,不让办晚报我叫都市报行不行啊?于是全国在晚报不让办以后又纷纷出现了一批都市报。这是从90年代初开始,高峰是 1995年,全国各省几乎都出来一批叫做晚报或者都市报的报纸,后来把这些报纸统称为都市报,但还有些晚报在里边。这一批报纸一产生,在90年代中期就产生了一个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短短的几年之内这批都市报占领了整个报刊市场,而且迅速超过了它的母报–党报。《大河报》是1995年8月1日创刊的,到97年一年半的时间里,发行量已经到40多万了,《河南日报》当时发行量是30万,后来到直到现在《大河报》发行量是70万,《河南日报》已经萎缩到 20多万。这些不是一个报纸的情况,全国都是这样。南京的《新华日报》一直保持在20万份左右,《扬子晚报》发行量最多到了一百二三十万。子报发行量超过母报还能够咽的下这口气,紧接着出现的是子报养母报。它的广告收入迅速攀升,不仅超过它的母报,而且是几倍的超过它的母报。拿今年的数字,《河南日报》每年的广告收入是5000万到6000万,而《大河报》是5个亿,差一个数量级。发行量远远超出党报,广告收入也数倍于党报,形成了所谓的小报养大报的局面。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几乎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同的现象,这个发展的顶峰时期应该是2000年。每个地方,发行量最大广告收入最多的报纸都不是党报,都是党报所管的子报。

为什么党报现在还能生存呢?党报是另外一个市场,实际上不进入市场。每年到11月开始,各省委宣传部就要开一个党报发行工作会议,然后下命令下指标报纸上还登进度,要求各县市按期完成党报征订任务,而且每天在报纸上登出进度,再由各宣传部门向每个单位摊派,你订不订都得订,实在不行从党费里交你也得拿出来把报纸订出去。全国的党报到现在还是这样发行。而都市报类的报纸呢,宣传部从来不管你的发行,你有本事自己去卖去,到市场上求自己的生存。在原来的铁板一块的大一统的党报体系下面突然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生出一个叫都市报的报纸来,而且呼呼啦啦地把整个中国报刊市场给冲散了,给占领了,这是从现象上来看。实质是什么?实际上我觉得最本质的区别是有没有新闻,是不是做新闻的。在那个时候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有些东西报纸上是没有的,比如城市里发生了火灾,哪里出现了大的灾难,包括哪里出现了恶性的案件,党报是决不会登的。它不担负这样的任务,登的话也是过几个月处理了,某某某被判刑了,党报上会发一条消息。它应该是这样几个主要功能,当然后边有些版现在也增加了些功能。前面的新闻部分,比如说省级党报,首先省委省政府的重要会议,第二是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活动,第三他们在某某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第四类是政府,包括人大通过的一些法律文件,后面弄上几个版,这些东西严格的讲不是做新闻,是一种公报性质,像政府公报一样的东西,而不是新闻,而真正在社会上最鲜活的,每天发生的事情在那个报纸上极少有反映,所以党报记者的工作节奏和都市报记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党报记者的工作范围基本是每天上班以后先看看桌子上有一摞请贴,然后就去跑会场,一般的后边还有个节目是跑完会场中午再吃顿饭,如果发了什么材料再领一堆材料,下午回家写稿子,晚上把稿子一交,一天任务完成了,他们不用进入那种大量的现场采访,党报记者的工作很轻松但是很枯燥。都市报所以能够一炮打响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它当时是从做新闻开始的,一开始可能面还比较窄,大家选了个最简单的办法叫做社会新闻,到现在也是在党报的视野之外的,那么这张报纸去做一做社会新闻,这样的话就有了广阔的天地。我记得在《大河报》一开始办的时候我强调了两个东西:一个强调要把记者赶到街上去,第二个是让记者们到民间去、到街头巷尾去、到老百姓家里去。我记得第一个月我们开了一个专栏,叫《记者打工》,要求那些年轻记者们这一个月最少在这上面发一篇文章,方法是你必须到民间去,到那些最脏最累最让人看不起的行业里去扎扎实实跟人干一天活、打一天工,回来写一篇所见所闻所感,当时记者们真这样做了。后来我把这个经验介绍以后,全国好多都市报也都效仿。要培养一种新型的新闻队伍,一种新的新闻观念,找到一种新的新闻视角,改变过去那种传统的宣传的做法,这些东西导致都市报诞生以后不久就以一种崭新的不同的风格出现在读者面前,使这些都市报充满了读者身边发生的读者关心的新闻,张金柱案等都是这么来的。而且最早在都市报体系里建立了24小时的值班制度,建立了24小时值班电话。不管白天和黑夜,随时发生新闻都有人去。后来有的报社还建立了流动采访车,24小时值班车等等,这一套到现在党报体系都是没有的。

我讲这些是说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改革,就是从一种非常态的,从一种癫狂时代回到一种正常状态来。对新闻来说,就是老老实实的知道什么是新闻,然后做新闻。我认为这就是所谓新闻改革在这30年里头实质的东西。就是回到常识,回到它的本义上来做新闻。这一波的发展到2000年的时候可以基本做一个阶段的结束。全国整个报刊业出现了个新格局,产生了一个庞大的报纸市场,在这个报纸市场里边几个领军者几乎都是都市报类的报纸,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南方都市报》、《大河报》、《华商报》、《三湘都市报》等等。这个格局到两千年的时候已经基本形成了,它的发展也到顶峰了。

然后就是都市报开始进入困境,直到现在还找不到方向,我把它叫做都市报的”迷向阶段”。报纸的这种大发展给各个报社,包括办这些子报的党报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也给党报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自己的左手打右手了:小报卖的快了,大报更卖不动了,发行更难了。另外还带来一个矛盾,一个《大河报》能几乎是一夜发财,于是别的系统也办报,于是变成一个全国办都市报热,多到一个城市办六张。于是出现全国各地报刊业的大竞争,后来成了恶性竞争。南京出现过卖一毛钱一份的报纸,有的是你订报纸送你一桶油。产生了剧烈的竞争,竞争本身也不可怕,但是这个竞争给它的内涵也就是新闻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一家报纸报做这个社会新闻的时候大家都抢着看,假如你发现一个城市有6张报纸,昨天街上有一辆汽车着火了,然后这六张报纸头版的照片都是这辆着火的汽车,然后所有的报道文字不一样,消息都差不多,都说这一件事儿,后来就产生了一个词叫雷同化、同质化。一个城市的报纸大同小异,同的是内容基本相同,异的是记者的名字不一样,所描述的语言表述方式不太一样。仅仅是销售报纸的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报纸在内容上撞车,撞的非常严重。有的城市四份报纸卖一块钱,买了之后发现四份报纸内容都差不多,产生了同质化的问题。这是报纸内部竞争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还有一个更大的,前面打狼后面来虎了。随着都市报发展时期,90年代后期到现在现代的传播工具电脑网络急剧发展,它一出来之后给所有报业,包括给都市报带来巨大的冲击。我前段到北京在小范围搞了个调查,调查十几岁到四十几岁中青年、白领或者是有文化的城市工作人员,我问他们你每天得到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什么?80%的人回答是上网。而且有好多人形成一个习惯,每天早晨八点钟上班,打开电脑用半小时把新浪、网易等几大网站浏览一番,主要新闻就都有了。这已经变成最有活力也最有实力的中青年阶层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我问这些人订报不订,绝大多数人不订,他们不订报纸。和这个相反的是带来另外一个变化,你到报纸那儿调查,仍然有相当多的人看报纸,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报纸读者群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现在报纸的订户或者街头零售报纸的主要客户是两种人:老年人和街头靠苦力干活的打工者。这两个群体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对传统报纸包括都市报是个莫大的挑战。失去了中青年最有活力的一群意味着失去了报纸的财源。广告实际上不是给穷光蛋做的,它是对着有钱人的,所以随着读者群的转移,网络都很明白,它知道上网的人是谁,广告商也很明白,把大量的广告投资转到网络上去了。信息传播方式技术的变化也给整个传播行业包括都市报带来巨大挑战。

还有一个挑战,来自报业自己。我为什么把都市报的发展截在2000年,2000年有一个我认为是标志着全国都市报走向迷途的标志性事件,是在南京召开的都市报总编辑会议。会上大家在共同发牢骚,发牢骚的一个原因是99年□□部和新闻出版署对全国媒体的从业人员和党政部门搞了一个大调查,这个调查的题目叫《小报问题的调查》。在□□部眼里大报小报不是指开版多少,它讲的大报是指各级党报,其他的报纸是小报。当时□□部为了加强对小报的管理就搞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在全国都市报编辑里边引起了反感或者是议论。为什么?我现在的发行量远远超过党报,我的广告收入已经养活党报了,还叫小报。它现在不如我了还叫大报,待遇还不一样,它在政治上还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么我永远是个二奶,尽管我挣钱很多长得很漂亮还是个二奶。所以那个会就变成这些都市报总编辑在那里发牢骚的会。在这个会上,有一家老总提出来个口号,叫主流化。都市报下一段的方向要进入主流,变成主流报。这个口号一提出来就受到全国各家都市报的欢迎,这个词就在那年产生了。但是有一个东西没有界定,就是什么是主流报。主流报的定义是什么,怎么样办成主流报,这些问题通通没有讨论。

(三)

回去后各报纸就开始转向。在这之前,包括我办的那个报,为了有意识的和党报拉开差别,保留自己的特色,对当地的所谓的政治新闻这一类的东西基本上是一个规 格:发标题新闻。比如采取一个通栏标题,然后下面一行小字,详见今日《河南日报》,保持自己内容上的特点。2000年后不一样了,当这个主流化提出来以 后,很多报纸主动转向,开始向党报靠拢,开始抢发这些新闻。开什么会你不让我去我也要去,我还要发,把这个理解为是进主流的一个标志。用我当时的话来说这 叫开会有一张请柬,到了会场留一把椅子,会后吃饭有你一双筷子。这些本来被撵到街头的记者这时候登堂入室,而且很快的党政部门也发现这些报纸的宣传效果比 党报好,所以后来下请帖的时候专门列了都市报,地位提高了,记者们也很高兴,终于从街头走进会场了,甚至可以陪省长副省长吃顿饭了,找到做记者的所谓尊严 了。但是由此带来的缺点就是本来借以生存的那种特点被削弱了,不仅是报纸与报纸之间雷同化,而且都市报与党报之间的特色也开始削弱了。大家怎样认识主流 化,怎样成为主流,主流新闻是什么,像这样一些概念到现在都没有理清。

这样一搞搞得报纸特色减弱,原来的办报思路受到冲击,向党报开始靠拢,后边带来一个更大的问题,虽然各个报社情况不大一样但基本是差不多的,就是报社内部 官场化。本来都市报创办那天起,它有一种新的机制。像我在的《河南日报》那绝对都是正式国家干部编制,过去都有福利分房,那是很好的,但是办起都市报来之 后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没有这个条件,当时都是向社会招聘,不给你任何这方面的保障,你来了之后就靠你的努力,甚至于连现在对普通劳动者的三金,直到现在大部 分都市报都没有落实,靠你挣分,靠你写稿子,这种机制在都市报发展的早期比党报的官僚化的管理更具有优越性,能把记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撵的记者不敢睡 觉,从早上就得跑新闻一直跑到晚上要交稿子,一天最好多跑几个,马不停蹄地干着活。在党报里看不到这种景象,但是在这种报纸里有。这些带来的记者劳动权益 包括各方面的问题都有,但实际上当时这一批记者确实跟党报记者不一样,待遇也不一样,内部的机制也不一样。所以就形成了当时很多报社里内部的考核机制,各 个报社的办法用的很多,记分的,评等的等等,各种各样非常多的办法,逼着这些记者们马不停蹄地去干活,工作效率是很高的。但是随着主流化了以后,内部管理 也开始发生变化了。先是把一批骨干转为正式人员,另外从中又提拔了一些干部,给内部又带来一种新的东西,内部开始官场化。内部为了要想摆平这个东西,办法 也想得多呀。现在好多报纸有首席记者,那是摆不平才产生的,部里提了一个主任俩副主任只能提三个,那还有一个同样资历和他同样能力的没法提了,命名为首席 记者,享受副主任待遇。首席应该是一个,后来很多报社一大群首席记者,这都是为了摆平内部管理上想的办法。本来最有活力的一种报纸,完全是一种新的体制, 逐渐逐渐的内容上开始向党报靠拢,管理上也逐渐向官场化靠近。都市报已经十几年了,当年进来二十多岁大学刚毕业的,现在都三十多了,快生孩子了,有的报社 还作出严厉的规定,生孩子每个月发500块钱,别的不管了。这种生活压力都来了,内部的各种各样的矛盾都暴露出来了。所以从2000年以后,我当时用了一 个词叫做中国都市报的春秋时代结束,战国时代开始,残酷的竞争,兼并、淘汰现在已经开始了。

在这里我需要总结一句,就是都市报的发展在中国新闻史是一个重大的阶段,它是打破原来党报一统天下,使中国开始产生真正的做新闻的新闻纸,这个意义是非常 大的。第二是真正产生了一种在市场下生存的报纸。90年代这一段应该是都市报的顶峰时期,但是现在已经走入一种困境,这个困境不在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在于 办报理念的缺失和理论的缺乏。我把它叫做迷向,随着主流化以后,多数都市报已经找不着自己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了,以我自己亲身体会。我所在的一家报纸,当时 在全国是非常有名的,非常有锐气的一份报纸,曾经有两年在97年、98年的时候,我所在的那份报纸曾与南方都市报并列,感觉到很敏锐,在新闻上有所创建, 有所前进,当然争议也最多。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不用看别的,就看网易,每个月里头还有几条网易上的新闻是《大河报》的?我记得以前几乎没有一个星期没有 《大河报》的新闻,而且还是在很重要的位置。报纸失去锐气是一种成熟吗?我觉得不是一种成熟,你该坚持的东西没有坚持,本有的特色被削弱了,这不叫成熟, 这叫老化。而且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随着这种主流化以后,这一批报纸,有时候我说一句开玩笑的话,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些报纸的好多报人走上 这条路了,当然他也没有“杀人放火”。当年官场上流传的一句话是对《大河报》产生的:“防火防盗防大河报”。他认为你是杀人放火,因为整天搞这种社会新闻 报道,搞反腐败的报道,成为官场提防的一个东西。现在突然不“杀人放火”了,受了“招安”了,而且在主席台上的坐位也靠前了,它把自己原来形成的风格和办 报的理念给丢弃了,使这个报纸再发展没有目标了,再办报没有理念了,仅只是维持而已,维持这个报纸的现状,维持现在的广告收入,风险再也不想承担了,有前 车之鉴,以后凡有可能带来风险的报道咱一律不搞,这个是现在多数都市报共同的一种生存状态,这带来的就是没有出路。

(四)

内部矛盾大量的产生,不是靠干事业,不是靠写好新闻去激励记者,而是靠给官去平衡关系,永远平衡不了。我在《大河报》的时候是四个总编辑,一个总编三个副 总编,现在大河报是一个总编15个副总编(包括享受副总编辑待遇的总编助理等),吃饭的时候两桌坐不下,平均下边的一个部门都不够一个副总编分管。报纸如 果从外部到内部形成这种状态它能办好吗?我不是说他们坏话,作为那个报纸的创办人之一我感到很痛心,而这种情况又不是独此一家。

讲到这儿得讲出路啊。我想的法是这样,春秋时代得标志是每个地皮上都有一个霸主吧。如果满足于占山为王,在一方当个老大,那么这种优势还可以保持几年,就 像一辆列车虽然不给它加油加煤了,但随着惯性它还会滑行一段时间,效益短期也不会有明显下降,现在是最好混日子的时候,但是这个报纸没有前途了。我一直很 看重的是任何一家报纸,它应该不断有新的目标,这个目标模式的确立对一家报纸关系极大,你如果已经满足于现在占山为王这个地位了,就意味着你现在开始停止 了。希特勒的战略是闪电战,是进攻进攻再进攻,希特勒的进攻停止之日就是他开始失败之时。到了斯大林格勒,他的进攻停止了,他就开始失败了。我们不是希特 勒,但是我们办报一定要注意,你永远给你的报纸一个不懈的动力往前走,瞄准一个更高的目标,有更高的追求。这个东西说起来很空很虚,但实际上是一个报纸生 命力的源泉。我认为在现在这种状况之下,从都市报来说,都市报的出路在于什么呢?在于确立一个新的更高的目标。

很高兴的看见已经有这样的报纸出现了。当年《南方都市报》如果从发行量来看它的发展和发育比《大河报》还要晚一年到两年。现在在这些都市报里我最赞成的是 《南方都市报》他们秉承的东西。它们在广东可以说称了王以后,我没有发现第二家其他各省的都市报有提出它这样的目标来,它要把它的报纸办成有全国影响力的 大报之一,这是他们提的口号。它的眼睛已经越过了广东,指向了全国。它要让它的报纸走出广东,进入全国影响最大报纸的行列,这个目标的确立对这张报纸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看它这几年连续的动作,不管是成还是败,你看他们的程益中进京办《新京报》等等,最近他们好像又到云南去收购了个《信息报》。从报纸的 内容上来看,它现在已经不是光给广东人看的报了,它的视野已经远远超过了广东,是全国视野。而且这样一种姿态也给它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全国各地的新闻人才, 东南西北的有志于做新闻的人都奔那里去了,它能选取最优秀的人才。实际上这两年它有了这样的目标之后,又打出了两个拳头产品。第一个是它的特别报道或者是 深度报道。我觉得这不仅是南都,是全国这类报纸将来要想形成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独特的影响力必须要抓的一个拳头。什么叫深度报道?第一,是要不同凡响, 第二是要抓到那些新闻的富矿,把它狠狠的挖出来,形成一个时期的核心报道。实际上南都的核心报道过去也有过一些,造成全国影响的是孙志刚案报道。那一个孙 志刚案给南都带来的影响力超过当年张金柱案给《大河报》带来的影响力。不管他后来付出了多惨重的代价,孙志刚案可以牛到促进废除了一部中国的恶法。付出了 如此代价终于给中国的法治进程推进了一步,把收容法给取消了。新闻用自己的牺牲给中国换来了一点,哪怕一步的这样一个进步是何等的意义。

新闻,大家不要把它仅仅作为一个饭碗,它确实是一个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力的职业。继孙志刚案报道之后,那一年包括聂树斌案,佘祥林案等一系列的冤案报道产 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促成了把死刑核准权收到最高法院去了,少杀错杀多少人,这是一个进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作为一个新闻人只要做得好,做得 正,付出一些代价是值得的。而《南方都市报》现在正在走,它的第一个拳头就是不断的制造一些不仅是影响广东而是影响全国舆论的,一个时期、形成全国舆论中 心的这样一些核心报道,这个是它的一个拳头,是好多报纸现在求之不得但又不敢做的。

比如在这次四川地震灾害以前,曾经有大约两个月形成网络上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南街村的报道,南街村报道的第一家报道是第一财经,但是力度不够,第二家是 《南方都市报》,这个报道是一帮年轻人做的,后来有一些跟进的,比如凤凰卫视,还有北京的一批记者跟进,把这个报道做下来了,引起了巨大反响。原来我估计 这场大的争论已经拉开阵势了,结果被这场地震给冲掉了。我不敢贪天之功,南街村报道我是全力的支持者,因为这是我一个多年未了的心愿。我是河南人,我对南 街村最少观察了10年了,对他们内部的问题、对他的矛盾,起码在04年就有了相当成熟的看法,但是那时候我手头已经没有报纸了,我没有阵地了。我只好作为 一个线人,把我所掌握的材料提供给一些还有胆识敢做这个的记者,现在虽然还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但是终于把这个红气球给戳破了。我不想多讲这个报道,我是 不能容忍这个拿着国家17亿的贷款,造这么一个文化革命模式管理的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模式的村庄。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还不应该算一算这个帐吗?不应 该把这个气球戳破了,让它的精神面貌露出来?

(五)

就是说一个报纸,你能保证你不断的提出这样一些振聋发聩的、能够迅速形成全国舆论核心的这样一些报道,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早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出 一个很蹩脚的话,《公众话题与新闻媒体价值评估》,我提出一个现象,咱们现在评价媒体的时候有一套标准,在这些标准里头大家最常用的,第一是发行量,意味 着你的影响力;第二是广告额,意味着你的造钱能力或者吸钱能力;然后从新闻业务上来讲,是每年能获得全国好新闻奖的数量。凡是报社里生存过的人都知道,大 家都很看重这些东西。我认为这里漏掉一个最重要的评估标准,这个评估标准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影响力的标准,这个研究时是可以量化的。比如说你的新闻被几个门 户网站的采用率,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当时还从传播学引过来一个词,叫公众话题,什么叫公众话题呢?就是在现代社会或者是信息社会里会在一个时期由于一 些信息的刺激形成一些大家都关注的话题,谁都看着,谁都想说一句话,这样的一些话题。公众话题往往由一种信息引起,这个信息一般是新闻,当然不完全,有些 即使新闻不做也会引起一些话题。这几天菜涨价长得太多了,你新闻再不报,老百姓也会骂也会议论的,他有别的得到信息的方法,最简单的是他一买东西发现贵 了。可惜咱们新闻现在限制,一到涨价的时候各报社说不要报道物价上涨的消息,以免引起群众人心波动。那群众都是傻子,你不报道他不知道东西卖贵了?这是种 掩耳盗铃的做法。这种公众话题的形成如果是由新闻造成的,那么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哪个媒体或者哪个报道能形成这种新闻,而有的报纸就形不成这种新 闻。你比如说有的报,客户订了一年到年底问哪个报道印象深,回答说没有,记不起来了。但反过来有一些报纸,人们会记得它做过的报道。这是不是一种评价啊? 是官方评价之外的一种评价吧。

后来我总结了一下,我说一个好的报纸每个月那么多报道里能够有一个报道构成全国性的话题,引起全国各大网站的注意,引起好多网民的争论。一个月有一个,一 年就是12个,一年下来这个报纸就不得了。按照传统评估,南都的发行量没到上海,在上海应该没有影响力,但是有几个人不知道南都,不知道南都的报道?它有 其他的传播途径,比如说有网络,下边写着据南都报道,南都评论今天是什么,对不对?这种影响力用简单的发行量没法去衡量,特别在网络时代、信息时代,这种 影响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至于把它如何量化来衡量,这个是学者们研究的问题。我觉得是应该建立一个新的指标,很重要的影响力指标。我做报纸的时候曾经 给记者夸下海口,我说我办一年报,如果每个月咱们能打响一个报道,形成全国一个时期关注的热点,成为其它报纸转载、各个网络和门户网站都转载的消息,一个 月做一个,一年做12个,我保证这个报纸的影响力,乃至于它的发行量、广告额都会上去。可惜这个话说完之后干了10个月被免了,没干到一年。但那年也确实 做了几件包括聂树斌案,巨能钙,还有直到最后的封口费等报道,一个月一个大概没有达到。我极力主张建立一个指标就是影响力的指标,超越发行量。这个指标对 于报纸来说应该是最有激励也是最能说明报纸真正实力的东西,而现在南都正在这样做。我觉得这帮年轻记者们做的挺好,在走出一条新路。如果能按这个方向坚持 走下去,不管再写多少检查,再撤几个总编辑,我觉得几年之后必成为全国一大报,不管它的名字大小。美国的所有报纸都是地方报,比如《纽约时报》、《华盛顿 邮报》、《芝加哥太阳报》等,但它们不但是美国的报纸,而且是形成了世界影响的报纸。影响力的指标我觉得对于一个媒体一个报人来说应该是个最吸引人的目 标,是应该想办法去打造的一个武器,我觉得只有这样,才会带来内部的强大的动力,我觉得这是从办报的策略上来考虑的出路所在。

现在南都还有第二个拳头,是它的时评。尽管报社都有社论这一体裁和栏目,但是一般轻易不用,而南都把时评,把社论和读者的评论当成一个新闻品种,而且拿出 最重要的二、三版,每天发出很多有思想有见地的评论,已经成了报社的一面旗帜。现在不管你同不同意它,南都已经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它所发的一切 评论都是坚持着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它经常请的学者是影响中国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它有自己的价值理念,敢说自己的话。笑蜀在北京开会时回答了一个问题,有人 说你们南方报系不平衡,你们只发自由派的声音,成了自由派的阵地。他的回答我觉得有道理,他说从这张报纸上你看到了不平衡,你从全国看到不平衡了没有?全 国两千多张报纸只有一张报纸说自由派的话,这难道平衡吗?你为什么对这个不平衡不去反对了?就是一个报纸要有自己的理念,要敢有自己的声音。我认为这个也 是南方报系现在在全国打出重要影响力的一个原因,这是它的第二个拳头。

所以我认为都市报现在的困境是能走出去、有出路的,但这个出路不是自然形成的,要靠报人自己的觉醒、觉悟和一种新的理念的确立。说到最后就是谈到整个对报 纸新闻包括都市报的新闻还应该有个努力方向,这个你可以从技术上总结出各种能总结的,我只是讲一点,我觉得对所有的新闻人,特别是都市报的新闻人来说,要 有一个新的目标,要把自己新闻的品位、新闻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更到的层次和水平,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学会要懂得做“人的新闻”,这是我这两年包括做 新闻和想新闻时候痛切的感受到的一个缺陷。现在中央十七大讲“以人为本”,这次救灾的时候高喊“生命第一”,这是一种新的表述和新的声音。我们媒体在这方 面不自觉的东西太多了,忽视人和人的价值,在我们新闻里屡见不鲜,包括我们自己思维定式里都有这个东西。我举几个例子,每年发生那么多灾难,多的死几十 万,比如驻马店水灾死24万,唐山地震官方数字是24万,这一次地震恐怕不会少于10万吧。我要问一下,有谁知道这里头死的都是谁?当我们做新闻的时候, 我们知道的是一个个数字,这场火灾死了309人,那个矿难死了多少人,你知道的是一个数字。这里有几个人,他的名字是什么,他是哪里的人,他的家庭情况如 何,他的死亡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谁知道?不要说读者不知道,记者也不知道。记者就没有去采访这个,或者官方也不去发布这些东西。大家做一个对比,美国的越 战纪念碑是什么样的?是一堵墙,这堵墙上是一个一个的名字。整个越南战争当中死的每一个从将军到士兵的名字都刻在这个墙上,对人的尊重体现在这里。每个人 都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是一个生命的失去,最简单的追悼方式是你不要遗忘,你记住曾经有一个人活着,曾经有一个人就这样死了。哀悼的前提是你得记得 他,如果你都忘了还哀悼什么?日本人指责我们,你们说南京大屠杀死了30万人不可靠,你拿出来的数字是30万,你拿出名单来。但是我们拿不出来,我们连一 万人的名单都拿不出来,为什么?中国历来视民如草芥,一个普通百姓、一个草民的生命值得记吗?值得去搞调查吗?没有人管这些事儿。

还有一条我后来才觉得残酷的规定,前两年国家定了一个标准,以后再发生各种灾难,死10人以上视为特大事故,就要报国家最高的部门。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特别 奇怪的现象,你注意最近报道的几个矿难都是死9个。一起是巧合,多起我就觉得不是巧合了。人们在数字上做文章啊,死9个就不够10个,就不会受到什么样的 处理和追究。后来这居然成了咱们新闻界报道新闻、判断新闻价值的一个标准,死不够10个不报,大家也默认这个标准了,我对此感到非常悲哀,也非常气愤,我 想突破……

(六)

2004年的时候我做过一个题目叫《一个人的矿难》的报道。当时河南有一个煤矿发生了一次号称小的矿难,遇难的是一个人。我派了一个记者去,记者去了现场 说就死了一个人。我说我就让你给我写这一个人,是什么人,家庭情况怎么样。到了现场他发现一些让他感动的东西:第一是这个人姓陈,叫陈奎,因为井壁倒塌把 他封到井下了,但是看样子没有受伤或者受伤不重。怎么知道他活着呢?从井里边通上地面一个水管,从矿难发生以后他就在井下不停地敲击那个水管,当记者去的 时候还可以听到清晰的敲击声,这个声音一共响了七天七夜。这个细节让记者感动了,我也感动了。一个人,在几百米深的井下,在一片黑暗中,七天七夜不停地敲 击那个水管,传递着一个求生的信号。但是记者后来见到的情况让记者气愤。矿山救难队去了,当记者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矿山救难队的救护是分批下井,一次下去 两个人,其他人在井口的房子里打牌、睡觉。每下去两个人一个小时上来再换两个人下去,一个小时的掘进大约是50公分左右,不紧不慢地在搞着所谓地救护。上 面还在打着牌,下面不停地敲击水管声还在传来。我说你去写这个,你就把你现场所看到的一切写下来,写了就发了,后来多次到这个现场,过了21天才终于挖通 了倒塌的那个井壁,这个人已经死了。原来我已经答应了,我说当陈魁的尸体出来那天我要写一篇评论,我要为他哀悼,我要写他死于什么,他死于灾害也死于人 心,一个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结束了。结果后来有个变故,在那个结果还没出来之前我就离开那个报纸了,所以悼陈奎我也没写成,但是我有这个心。

我们做新闻的人不能太冷血,不能把人都看成一个一个数字。一旦它变成一个僵硬的数字的时候,它里边传达的人性感情统统没了。洛阳火灾死了309人以后最让 我感动的东西或者是最引起我悲伤的东西不是写在稿子里的,是第二天记者回来跟我汇报的一个细节。309人都像是睡着了一样,身上一尘不染,火灾之后没有一 点烟火样。为什么呢?那天着火是地下二层起火,一个家具商场着了,家具着火的一股浓烟顺着中间那个天井直冲最高一层,最高一层是个歌舞厅,正在开一个盛大 的圣诞晚会,这股和着毒气的浓烟一下子冲进去,在场的所有人马上倒地,两秒钟,吸了那个毒就死了,但火没有烧到那里。这些人一个个穿着节日的礼服,看那样 子一个个像睡觉一样。但是记者告诉我最悲惨的一个细节是这样的,当他找到一个熟悉的军队朋友,穿着军装混到停尸现场的时候,一排一排的尸体停在那儿,他说 他的感觉是像走在夏天的庄稼地里,满耳听到的是地里蝈蝈蛐蛐的叫声。因为所有的死者身上BB机和手机都在叫。第一天晚上参加圣诞晚会一夜没回家,第二天家 人还不知道死活拼命打电话,整个停尸场里头一片手机声,但是没人管。没有人去接,也没有人回答,没有人告诉他们家人死去的消息。这样一个细节让我感觉到咱 们这个社会太缺乏对人的人文关怀。包括对死者对生者都是一样的,而我们做新闻的时候只能作出死亡309人,其他什么都没有,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和一个个家 庭的痛苦都在这数字里过去了。我们能不能从现在开始,既然咱们第一个给地震死难者降了半旗,能不能在将来的四川修一个地震的纪念碑,把死者的名字一个个镌 刻出来?让我们第一次尊重一下这些人,尊重这些生命,尊重这些姓名。我们记者写报道的时候也不要再那样冷血了,不要把所有的死亡、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简单的 数字。我们过去做新闻讲的是见事不见人,我们只注意事儿,这儿死了几个那里死了几个,我们没有看到这背后是多少个生命的失去和带来的悲剧,我们没有注意过 人,甚至死的是男的是女的,大人还是小孩我们也没有关注。只要他不是大人物,普通草民是没人关注的。好人如此,坏人也一样。回想起我们过去做的报道里有多 少违反人道或者是违反普世价值的报道。

(七)

大家还记不记得,你们上小学的时候有个赖宁的故事?山林着火了让孩子们去救火,烧死了之后作为英雄去表彰,这人道吗?现在已经停止宣传了,幸亏有点儿进 步,以后发现森林火灾禁止动员学生去救火,我觉得这才符合人道。在我年轻的时候全国曾经宣传过一个上海的典型叫金训华,一个上海知青到黑龙江,发生水灾, 一根木头被冲到水里去了,他为了救这根木头跳进去最后把自己淹死了,也作为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来宣传。这人道吗?一个人的生命就不如那根棍子?即使他这样 做了我们能这样宣传他吗?能号召人们都去学习他吗?直到现在朝鲜不是还在宣传吗?发生水灾的时候一个朝鲜小姑娘为了到水里把金正日的画像抢出来自己牺牲 了,朝鲜课本上现在还有这一课呢,为了抢救领袖画像而英勇牺牲,被追认为非常高的地位。这人道吗?我们过去搞的宣传里这种不人道的东西还少吗?所以我觉得 通过这些年的新闻实践,特别是这次灾难的报道我们现在要反思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真得去向普世价值靠拢一下,真不能再做这种愚蠢的傻事,更不能干那种 血腥的事儿。

在我一生中见过很多次死亡,80年代我在《河南日报》做记者的时候曾有一个没有发出来的报道,当时豫西山区里的基地里发生了官兵之间的矛盾,一个当兵的拿 了枝枪把连长毙了,然后携枪外逃,整个豫西所有的路口都有军警把守,所过的每一个行人和每一辆车都要接受检查,把这个士兵的照片印出来对照。那天晚上在洛 阳东面的孟津县黄河大桥桥头拦住了一辆长途汽车,公安人员拿着罪犯的照片上车跟所有乘客对照,没想到对的第一个人就是这个士兵。这个当兵的也发现了,就拿 出身上带的枪把这个警察打死了,枪声一响司机开开门就跑掉了,然后重兵包围了这一辆车,向车上喊话,劝他出来投降等等,他不下来。相持了几个小时,眼看天 黑了他也不下来。天黑了以后怕他趁黑逃跑,有人下令开枪,冲锋枪手枪步枪机枪一起开,我后来见那辆汽车了,打的像蜂窝一样。那个罪犯加上全车的乘客同时被 击毙了。这是八十年代的一个真实案件。后来很快就通知这个案件不得报道,到现在也没有报道。但是前些天我突然发现在河南警察学校的教材里有这个案件,它是 作为警察处理各种案件处理不当的一个例子把这个案件讲出来的。不要在这里骂什么普世价值了,在任何一个世界的文国度里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警察总长都要引咎 辞职的,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里发生了人质劫持案的时候第一个原则都是要保证人质的安全,宁可让罪犯有逃跑的可能也不能让伤及一个人质,这是普世价值,这是 全世界都遵从的东西,而我们从来不懂这东西。我们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这事儿就发生在八十年代,我们对普世价值的理解还是这种水平。所以我认为我 们的新闻要学会做人的新闻,当我快要离开新闻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在这方面做的太不够了。

要学会做“人的新闻”,甚至于坏人也要如此。王书金给我一个震撼,一个杀了四个人的强奸杀人犯,居然在自己一生中最后的时候办了一件男子汉的事儿,这才是 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是个罪犯,而且是要执行死刑的,他用自己最后的举动来为一个已经替他死的人恢复名誉,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甚至某种意义 上让我感动的人。最坏最坏的人你也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怎么形成的。我这辈子见过最冷血的杀手叫彭妙记,这个人现在保持着中国连环杀人案的纪录,他 一个人在先后四年时间杀了77个人。这绝对是个恶人,是个杀人狂,但他是怎么形成的,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我让记者采访,记者回来跟我汇报的是这样一 个情况。他从来没有过过一天正常人的生活。他家里非常穷,从小没有父亲,跟着母亲要饭,当他记事儿的那天起就是个要饭的,没上过学,没受过任何教育,正常 人的家庭生活他没有,从小要饭要到大。他做的第一个案子是17岁时贩卖人口,他贩卖的第一个人是他母亲。当他母亲把他拉扯到17岁的时候他找个机会把他母 亲卖了,赚了点钱。即使犯罪分子也有他形成犯罪的环境条件,以至于他后来杀了很多人。其中杀的最惨的是在一个村边的破房子里杀死了一家四口,杀完了一家四 口得到的钱是五块钱,那家很穷。他杀的最后一个人是跟着他杀人的一个同伙,怕他走漏口风。让我特别吃惊的是就这样一个杀人狂在法庭上居然要求免他死刑,希 望从宽处理,希望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他最后的回答让人又想笑又可气又可恨,但不能不深思。法官问他你说你立功赎罪你能立什么功?你有什么本事?他很认真 的回答说我会杀人,你把我派到台湾去我保证把李登辉杀了。让人苦笑不已,他的唯一特长是杀人。

我们的报道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有几个把这个人写成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了?我们写这一篇报道总是某某某罪有应得,或者等待法律的严厉惩罚,我们看到人了 吗?我们看到人所生活的环境,所形成的条件,所走过的历程,所给予大家深思的教训了没有?包括这次救灾我希望你们特别是学新闻的学生,在等大家激动的情绪 冷静下来以后,认真的检点一下这次赈灾的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太好的,哪些是应该避免的。我现在不说,但是我有个感觉,给我启发的是美国《时代周 刊》这一期的封面,也是以汶川大地震为背景。美国这一期的《时代周刊》封面是两只手,下面一只从水泥板下伸出来的已经青黑色的死者的手,一个孩子的手,上 面是一个红润的孩子父亲的手,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这张照片的名字叫做中国的心碎了,你可以理解为汶川地区正好相当于中国的心脏地带,发生了一次山河破碎 的地震;你也可以理解到它所带来的悲剧让中国人伤了心,但这张照片决不血腥。你可以回忆一下9.11,据统计数字,整个美国世贸大厦死了3000多人,从 电视报道到报纸报道中你们谁见过一张残肢断臂血腥的照片?没有。美国没有宣传部,也没有禁令,但是美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很自觉的遵守一个规则,就是死亡已经 很令人悲哀了,不要把死者的惨象给留下来,或者是让他们家属再受到那个刺激。那些家长,孩子死了,你再把那个断了头的断了臂的惨不忍睹的血淋淋的照片拿给 她看,这个母亲受得了吗?这里面是对人的人道主义的关怀,在这一点上我们有没有向美国同行学一学这样一种理念呢?不是去掩盖灾情的严重,而是为了救助人 心,对人的一种人道关怀。在这些东西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包括我们中国新闻人,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是太多了,我们对普世价值理解的东西还是太少了。我觉得地震 给我们留下不尽的话题,大家将来想或者是有可能做新闻工作或者新闻研究工作的,希望你们能够在将来资料攒齐了之后认真琢磨琢磨。

2008年6月14日 原《大河报》总编 马云龙

2008年7月31日星期四

令人难忘的加斯佩半岛之旅


在圣劳伦斯海湾(the Gulf of St.Lawrence)的加斯佩半岛(Gaspe Peninsula)上做“旅店─旅店”式的马背漫游,穿过壮丽的森林、沿着海滩策马而行,在一排小旅馆中找一家过夜。在落叶季节里,风中飘舞的灿烂枫叶是大自然的奇迹之一。

皮尔斯巨石(Perce’Rock)是加斯佩半岛上风景秀丽的奇景,这块金红色巨大山形,最被人流传的由来是因为岩石像一艘渐渐驶近皮尔斯镇的巨型船只。这个未经开垦的岩石,是海水击碎北海岸所形成的,出色的风光让人一切尽在不言中。小渔村似远似近地依傍着岩石或小海湾上的避风处产生。这些小镇小渔村用自己独有的文化、古朴的美以及自然奇景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

(编译/撰文:连鹏)从乘坐的火车上往外眺望,加斯佩半岛的秀美风光便出现在我们眼前。在这趟旅程中,我们就这样匆忙的一瞥美景后,再登上火车,赶往下一个风景,下一个小镇。

丹尼尔-加斯孔港口车站的月台上,我看到很多的家庭重聚,他们以法式的亲吻来表达心中的喜悦。

我们乘坐VIA国铁沙勒线(VIA Rail's Chaleur line),从蒙特利尔出发,睡在舒适的车厢里,沿着南海岸奔往加斯佩半岛。沿途上,火车停站处,外面的世界一片宁静,静谧的躺着一个个的小村庄,整洁的坐落着白色墙板的红色、蓝色或黄色房子,有的旁边绿地丛生,有的则被山水环绕,宛如世外桃源。而各式各样的小教堂则是这些小村庄的特色:如果小镇居民来自魁省其他地区或者阿卡迪亚,那里就会有罗马天主教小教堂;如果当地是来自英伦或美国的移民,就会有安立甘会教堂或基督教联会教堂。跟拥挤的城市相比,小镇的教堂、小码头、街道、商店十分平静,没有暄嚣。这里无车马的喧哗,人们显得十分悠闲,节奏很慢,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当火车越过这些村庄,就可以眺望到蓝色浩瀚的圣劳伦斯海湾。



坐火车旅行的好处是可以让你尽量的放松,以最惬意的方式欣赏沿途的风光,不用担心迷路,不用担心哪里就餐。清晨,吃完火车上准备好的熏肉、鸡蛋早餐后,我们在Perce站下车。

Perce Rock,433米长,90米宽,最高处88米,傲然独立在圣劳伦斯海湾入海口的海中,给人一种震撼的美感。Perce在法语中是“穿刺”的意思,来源于巨石上巨大的孔洞。巨石上原有两个孔洞,其中有一个孔洞在一百多年前(1845年)塌陷了,后来华人按照谐音把它称作“百岁巨石”。

像其他的沿海小村庄一样,Perce曾经一直靠鲟鱼业为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很多加斯佩居民和一些其他地区人被这里大量的工作机会所吸引,纷纷移居到此,投入鲟鱼加工业,进行鲟鱼晒干和加盐工作,把这些鱼贩卖到欧洲或者供应给航海者。在Le Chafaud传译中心和小镇中的一些画廊,你可以发现旧时代的照片,上面记录着渔业加工者如何杀鱼及腌制。这些旧照片同时也让人深思,因为当时一个多世纪间人们无止尽的滥捕,可能会让某些鱼类永远的消失,或无法回到以前的数量。




现在的Perce,与附近其他沿海小镇一起,已经变成了旅游胜地。这里有不少极具特色的小旅店和村舍,吸引着蒙特利尔的游客,他们提供各种新鲜美味的海鲜,其中尤其以龙虾和扇贝出名。而且在这些小镇,不同于可流利讲英法双语的蒙特利尔,你倒是可以在这里练习一下法语。当然,如果你不懂一点法语也不必太担心,因为总会有通双语的人提供帮助。

作为加拿大其他省份的居民,来到这里旅游会感到愧疚,因为这里的人民显示出他们对自己的土地和文化强烈的自豪感。在这些既亲切又好客的人们面前,你会更加了解到他们保护自己独特文化、语言和历史的强烈意愿,因为这些对他们是至关重要的。

海岸的人民,长年以来受益于他们所依赖的富饶大海,如今他们也找到了赚钱的新办法---去观赏那些精彩的海洋生物,而不是去捕获他们。无论是去博纳旺蒂尔岛(Bonaventure Island)观鸟、乘船出海近距离观鲸、或是去宛如风景画一般的佛罗伦国家公园(Forillon National Park)欣赏印地安人头石及圣劳伦斯河入海口的壮观景致。


博纳旺蒂尔岛是一个圆形的岛屿,离海岸3.5公里,面积4.16平方公里,这里是北美洲最大的鸟类保护区,估计每年有250,000只海鸟在这里筑巢,包括110,000只塘鹅,所以这里又被称为“鸟岛”。当你乘游轮环岛游览时,就可以看到高耸陡峭的山崖上密密麻麻站立的、头顶天空中遮天蔽日飞行着的,无处不是雪白的海鸟。为了不影响海鸟们的栖息环境,码头特意建在鸟岛的另一侧。乘坐游轮可以到达码头,如果要去东侧观鸟,须横穿整个岛屿,步行约45分钟才能见到。你可以近距离观看一望无际的鸟群,届时你会发现在船上看到的小鸟其实个个都体格健硕,很多都是成双成对的伴侣,温柔地为对方梳理着羽毛。

Gaspe镇是魁省东部第二大城市,美丽的佛罗伦国家公园就在该市。佛罗伦国家公园始建于1970年,该公园占地面积约为244平方公里,很好的保护了附近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圣劳伦斯湾的大面积海域。公园内的景色秀丽诱人:险峻的悬崖依偎在大海的怀抱;绵长的沙滩随着海浪的进退而时隐时现;巍峨的高山矗立在后充当雄浑的背景。加拿大最高的灯塔也在此处,高37米,建于十九世纪。

各种珍奇的野生动物悠闲的在这样动人的美景中漫步,从圆圆胖胖的黑熊、矫健机灵的驯鹿、讨人喜爱的海洋哺乳动物到展翅翱翔的海鸟。除了欣赏美景和观赏动物,游客还可以参加趣味横生的户外活动:徒步探险、自行车越野以及骑马赏景等等。同时,喜欢水上运动的游客还可以航海远行、海边垂钓、海中潜水以及遨游大海。

在佛罗伦国家公园游览,您还将有机会体验19世纪早期渔民家庭的真实生活。这里随时欢迎世界各地游客的来访,从每年的6月--10月该公园还将为您提供周到和特别的服务。公园依山傍海,山上的观景点位置十分陡峭,山下则是悬崖万丈。这个公园是野营胜地,不少人全家出动,来此野营或者野炊。

在充满阳光的海滩上漫步后,你可以返回Gaspe小镇,这里有17500名居民。像其他城市一样,这个小镇也找到了发展的新方向,从传统的伐木、捕鱼转变成一个依靠旅游业和可再造能源--风力发电来发展的城市。

在Gaspe最值得推荐的是在梅笙法式餐厅William Wakeham吃晚餐,这家具有维多利亚女皇时代的餐厅建筑起建于1850年代,完工于1880年,这里的晚餐有极鲜美的鱼,以及一些小游戏和其他当地特色成分的东西。但其实更具特色的则是其建筑本身,现在已经不仅是餐厅,而改为小旅馆形式了。这里的客房是八角形女皇式的房间,其中是木制的如蒙古团顶帐篷一般,充满古罗马花草图案装饰。这里以前曾经是琴房,现在看起来更像是蒙古王跟他英国新娘的蜜月套房。

我们在加斯佩半岛的最后一天是最难忘的。我们参加了观鲸游轮之旅,根据季节的不同,这里可以看到七种不同种类的鲸鱼。船上会有雷达显示器用来寻找鲸鱼,而发现了目标后,大家会静静地等着鲸鱼的出现。大自然中的鲸鱼不像海洋馆,他们可能偶尔浮出后背,偶尔煽动着尾巴,很难如你想象般听话,但越是这样,越是精彩,没准鲸鱼心情好,会给你来个高难度动作。

从7月中旬至9月份,靠近沙格奈河的圣罗伦斯河一跃而成为数量惊人的鲸鱼的家乡。在这里你可能会遇见巨型蓝鲸,他们不但是最大的鲸类,而且比地球上曾经生活的最大的恐龙还要大,是目前人们所知道的自古至今所有动物中体型最大的,体重为150到200吨,也就是说,它的体重相当于25只以上的非洲象,或者2000-3000个人的重量的总和。在它的面前,我们的游轮也显得异常渺小。导游说,目前在全球约有6000到8000只蓝鲸,其中400只就在圣劳伦斯海湾。 (2008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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